歷史上的今天：1996年10月27日，拉貝日記發表，在全球引發巨大反響。
小粉橋1號的拉貝故居，位於南京大學的一角，迄今已80多年。隨著政權更迭、時光消磨，這座曾見證戰火與暴行、正義與慈悲的西式老洋房，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裡，變得面目模糊，逐漸被人遺忘。
一直到1996年，《拉貝日記》公之於世，世人才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中，這座青磚紅頂的老洋房，曾是無數中國難民的諾亞方舟。
“無法做出辜負眾人的決定”
1937年8月，日軍開始轟炸南京。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拉貝匆匆告別家人，返回南京。平常40小時的路程，花了10天半。
拉貝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德國大使館發來的信函。在一份日期為1937年8月27日的通知裡，大使館勸告無特殊原因的德國公民，應盡快離開南京。
此時，富裕階層的市民幾乎都已舉家逃往武漢。南京政府發布了進入緊急狀態、實行交通管制和戒嚴的法令。南京城中，到處都在緊張地修築防空洞。
拉貝的工人們也在院子裡修築了簡單的防空洞。在秘書韓湘琳的協助下，拉貝在院子裡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上面畫著帶有卐字標記的德國國旗圖樣。此前，德國與日本已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拉貝希望，這樣能避免遭到日軍的空襲。
9月20日，德國大使館轉來日軍司令部語氣強硬的通知，稱次日起將再次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告誡所有外國人盡快離開南京。同時，拉貝獲悉，德國大使館即將遷往上海。
3天后，拉貝收到西門子公司上海總部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對他的安危表示關切，並支持他采取一切對安全有利的措施，當然包括離開南京。但拉貝決意留下來，幫助身處危難的中國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大概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我這個‘主人’。如果我留下來，他們就會盡忠職守直到最後一刻；如果跑了，那麽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還有可能會被搶劫一空。撇開最後一點不說，迄今為止，我還無法做出辜負眾人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再平凡不過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地信任我，這怎能不讓我感動)。”
這一年，拉貝55歲，從1908年來到中國，已在這裡生活了近30年。他在這裡結婚，生兒育女，外孫女能說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他喜歡去古玩市場，愛好銅鑄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藝品，也熱愛中國的古建築和園林。
防彈地帶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日軍空襲之下的南京城，像一座末日死城。
拉貝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離開了。與他熟識的厄梅上尉回國時，給他留下了一台收音機和一些罐頭食品等物。“如果有人離去，對我們來說也是有好處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到了罐裝的俾斯麥無刺醃鯡魚。”拉貝自嘲道。
禮和洋行的梅爾基奧爾提醒拉貝，要看清所冒的巨大風險，拉貝說：“我並非盲目地參與這一件事，我是決心已定。”
11月22日，南京政府發表《遷都重慶宣言》，政府機構相繼撤離南京。24日，唐生智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決心與日軍背水一戰。
南京城中無處可去的幾十萬平民就此暴露在巨大的危險之中。
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城南面的天空被猛烈的炮火映得通紅，中國守軍進行著最後的殊死抵抗。
拉貝位於小粉橋的院子裡擠滿了難民，但外面的敲門聲仍然懇切而堅定。拉貝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我實在聽不下去這種苦苦的哀求，兩扇大門被我全部打開了，想進來的人全被放了進來。”
當年13歲的李俊和家人，便在這湧進來的人群中。當時他的姨父家住廣州路4號，後門正對著西門子洋行。姨父從自家樓上就能看見洋行院子裡超大號的德國國旗。他注意到，日本飛機幾次俯衝下來，見到德國國旗就飛走了。所以每次拉警報，姨父全家就躲進拉貝院子的防空洞裡或國旗下面。待日軍逼近南京，李俊跟隨打魚為生的父母卷了被褥，從漢西門大街匆匆逃往位於安全區內的姨父家。沾親帶故的八九家差不多全到這裡來了，共五六十人。南京城破當天，他們一股腦兒湧進了西門子洋行的院子。
拉貝和他的員工忙前忙後地安置這些難民。辦公室住了30人，儲藏煤的地下室住了3個，有8個婦女和孩子睡在傭人的廁所裡，剩下的100多人分散在防空洞裡，或露天院子裡。拉貝準備了一些蘆席、稻草、毛竹，讓各家搭棚子住下。一些“機靈鬼”就睡在德國國旗下面。“這個地方被看作是‘防彈地帶’!”拉貝寫道。
等把所有人安置完，待他們都睡下，拉貝已經48小時沒合眼了。他眼看著城北漂亮的交通部大樓在熊熊燃燒，感覺渾身的筋骨都疼痛。“我入睡前的最後一個念頭是：謝天謝地，最困難的時刻終於過去了！”
事實上，最困難的時刻才剛剛到來。唐生智已於當天下午宣布撤退，兵敗如山倒。12月13日凌晨，南京淪陷。
12月14日，日軍潮水一般湧進城內。之後，開始在南京城內肆意燒殺。他們到安全區搜查，檢查每個男性難民的手、肩膀、額頭、腳，看有沒有使用槍支、戴軍帽、長途行軍留下的痕跡，認為可疑就帶走。
下午，日軍來到司法部，這裡安置了1300名中國男子。日軍將他們包圍起來，每100人捆成一排，如若反抗，當場用刺刀戳死。拉貝衝上去大聲質問為首的日本軍官，但被氣勢洶洶的日本兵端著刺刀團團圍住。
拉貝和史邁士氣憤地開車去找之前已有約在先的日本大使館參讚福田。福田同意幫忙，但希望渺茫。“我傷心極了，把人像動物一樣強行拖走，太殘酷了。”拉貝在日記中寫道。後來，這批士兵在漢中門護城河邊被機槍掃射而死。
屠殺、強奸、搶劫、焚燒，日軍的暴行每天都在更新。即使是安全區裡的房子，不管有沒有懸掛旗子，都被砸開或洗劫。委員會派出運糧或收殮屍體的卡車，如果沒有歐美人陪同，在街上就會被扣留。
拉貝幾乎每天都會花時間整理出一份日軍暴行記錄匯編，交給日本大使館，讓其轉告日本軍方，以示抗議。他一共寫了暴行報告428件，公函69件。同時，他也將報告分送英、美等國使館，希望通過國際輿論，製止暴行。
拉貝自己的房子也並不安全。據秘書韓湘琳統計，最多的時候，這裡擠了602人，還不包括公司的14名工作人員、雜工及他們的家人。
儘管門口有拉貝好不容易申請來的日文的住宅安全證，但仍然常常有日本兵翻牆進來。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他只需要喊一聲“德意志”或“希特勒”，他們就會變得非常有禮貌。
李俊仍記得這個好心的德國人的樣子。“高高的個子，光頭，戴眼鏡，面相和善，常常在院子裡跑來跑去。”有時候，這個德國人會過來安撫這些飽受驚嚇的中國人，讓他們不要害怕，他會盡量保護他們。
在李俊的記憶中，他住的一個月裡，這裡沒有一個人受到日軍傷害。糧食緊張的時候，每天也能吃到一頓稀飯。所以，只要拉貝一出來，大家都跪在地下，感激涕零，叫他“活菩薩”。
拉貝回憶道，看著這些“像供奉神祇一樣”尊敬和跪拜他們的中國人，“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避難一個月後，形勢略微好轉，李俊和父母轉移至金陵女子神學院的難民所。從此他再也沒見過拉貝，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歲月艱難，他很少再想起這個人。
坎坷戰後歲月
1938年1月底，拉貝接到西門子總部的命令，必須離開南京回國。4月15日，拉貝攜妻子、女兒、女婿、兩個外孫女等一家人，抵達柏林，在西門子總廠出任人事部部長。他到處作報告，呼籲德國出面製止日本盟友的不人道行為。
6月8日，他還寄給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軍暴行的報告。沒幾天，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西門子公司總裁卡爾弗裡德裡希考慮到拉貝為西門子立下的汗馬功勞，將他保釋出獄。但他的行為受到一系列限制，甚至不能寫信和打電話。他被派往阿富汗的國際紅十字會，幫助那裡的德國人取道土耳其回國。
德國戰敗投降之後，拉貝因其納粹黨員身份，被同盟國逮捕，他不服，提起申訴。
“非納粹委員會”審查後宣布：“儘管您曾當過南京地方黨小組代理組長，儘管您返回德國後未退出國家社會黨，本委員會仍然決定：鑒於您在中國卓有成效的人道主義工作，同意您的上訴。”拉貝於1946年6月被釋放。
1948年初，拉貝的遭遇傳到南京。南京市參議會和市政府立刻組成救助拉貝的勸募委員會，很快募集到1億元法幣，購買美金2000元，輾轉匯至拉貝手中。
由於德國戰後實施食品管制，時任南京市市長的沈怡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購買了4大包食品寄給拉貝，感謝他當初的義舉，並邀請他回中國安度晚年。
6月1日，沈怡接到拉貝的複函，信中說：“我們只有收集野果，為孩子們加湯，而我們大人都靠乾麵包與湯度日，最近連麵包也難得到了，至於馬鈴薯也早已與我們絕緣。作為一家之長，處於此種境地，您一定能想到食物包裹對本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從1948年6月起，至1949年4月國民政府撤離南京，拉貝每個月都能收到一個飽滿的食品包裹。拉貝一家因此安然渡過危機。
1950年1月5日，拉貝在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辦公室中，突然中風倒下，於午夜去世。
半個世紀之後的1996年，拉貝外孫女公布了拉貝日記，轟動一時。1997年，拉貝在小粉橋的故居被重新發掘出來。2007年，西門子公司等六個捐贈方決定共同出資，設立“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和拉貝國際和平與衝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發展基金”，以保證其持續發展。
不久後，紀念館開始尋訪當年的幸存者，李俊被找到。直到那時，他才知道，70多年前曾庇護過自己和家人性命的那位德國好人，名叫約翰·拉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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