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的高校提升空間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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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中山媒體對外發出消息：“中山科技大學已成立籌建辦，面向全球招聘校長。”

這不是廣東自大灣區政策頒布以來首個新建的大學。在此之前，城叔已經相繼關注了東莞大灣區大學、佛山理工大學等城市建校的消息。這兩天，有朋友在讀者群問“廣東的高校提升空間有多大？”借著這波“造校熱”，城叔來答題了。

根據今年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名單》，儘管廣東共有154所高校，數量在全國省級行政部門中排名首位，但其在省內分布與經濟體量並不相符——

除廣州82所外，深圳、珠海、東莞、佛山等市的高校數量基本都是6、7所。與此相對的是，在2018年GDP上，深圳已超過廣州2000億元，而佛山、東莞距兆也僅差“臨門一腳”。

大灣區的建設為這些城市興建大學帶來了機遇。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山曾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內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僅為常住人口的17.4%，而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的這一比例均超過40%。

年初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將“推動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

借大灣區之機，廣東高教資源不平衡的短板有望破解？

“造校熱”2.0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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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廣東省內第一次大規模建高校。據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回憶，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廣東就曾在各地興建過一批大專院校。

資料顯示，作為沿海大省的廣東，在1980至1993年期間相繼成立了汕頭大學、深圳大學、廣州大學、五邑大學（江門）、佛山大學、韶關大學、嘉應大學（梅州）、西江大學（肇慶）、孫文學院（中山）、東莞理工大學、惠州大學等11所大學。這些大學構成了現在廣東高校格局的基礎。

這批大學的重要目的是服務當地建設。汕頭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秦國柱研究發現，它們為城市培養了大量應用型人才，並間接改善了當地的投資環境和人文環境。但與城市的深度“捆綁”為學校帶來財政和資源支持的同時，也造成了過度地域化的問題。除深圳大學和汕頭大學等少數學校實現快速發展，不少學校先後遭遇瓶頸。

甚至有學校難逃“降格”命運。“西江大學後來改名為肇慶學院，嘉應大學、東莞理工大學也都改成學院。”彭澎說，在此之後，城市需要反思和清醒，紛紛放慢了學校的打造進度。

從歷史中走來，在大灣區建設機遇下，廣東的“造校熱”卷土重來。自2016年起，深圳、中山、東莞各個城市先後亮出高校建設目標：

深圳發布的《關於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若乾意見》中提到，到2025年，深圳高校將達到20所左右；

緊隨其後，在《東莞市高等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征求意見稿）》中指出，將建成1-2所高水準應用型大學，建設1-2所高質量民辦本科院校和1所全省一流高職院校；

而在今年中山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爭取啟動與澳門科技大學合作的香山大學建設、積極籌備省市共建中山科技大學”。

值得注意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特別提及“推動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對接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灣區內、外高水準高校資源，成為廣東各城市此輪“造校熱”的亮點。

除上述香山大學外，香港特區政府政製及內地事務局介紹，香港科技大學正在籌備於廣州開設分校，計劃2021年9月開校。

灣區之外，更多大學和科研機構亦設法南下，比如深圳推進的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等；佛山則擬引進東北大學研究生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

應用型院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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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發展等要求下，一個城市沒有高校，就好像與科技、創新隔得遠了一點。”彭澎一語道破大灣區內許多城市的焦慮。

事實上，廣東省內對於“造校”一直存在共識。早在10年前，時任華南師范大學高教研究所所長張敏強就提到，廣東的高等教育發展背景“起步較低”，部屬的院校只有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被納入“211工程”的學校也只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4所。此外，地方院校不強，與部屬重點高校的距離較大。

自2015年開始，廣東就在全國較早啟動高水準大學建設，並於2018年提出“衝一流、補短板、強特色”的工作計劃。

但在今年年初的廣東“兩會”上，省人大代表、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金龍仍然認為廣東高等教育短板仍存，政府需要支持廣東本科院校擴招，將部分符合條件的高職升格為大專，此外，新建一批本科院校也是當務之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滿足廣東“學有所教”的實際需求。根據《廣東教育改革發展研究報告（2018）》顯示，2016年，廣東每10萬人口在校生數為2431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35.1%，兩項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曾感歎，如今廣東的好大學太少，每年重點大學錄取率僅略高於河南，名列全國倒數幾位。而在彭澎看來，儘管廣州的高校數量已全國領先，但廣東其他城市在高校領域還比較薄弱，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另一方面，在大灣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定位下，城市需要更多“創新源”來帶動城市發展。

“大學是一個重要的創新源。我們也希望有更多像華為這樣的企業作為創新源，但從世界城市的發展經驗來看，將大學作為創新源能夠帶來比較持久的發展動力，此外，高校還能與企業互動，形成‘矽谷’模式。”

彭澎說。

深圳已有成功案例。此前有媒體報導，在今年廣東省內理科院校招生中，深圳兩所高校拿下了招分的第一和第二名，雙雙超過了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廣州名校。

瞄準城市產業轉型，“應用型大學”亦成為此輪建校的重點。比如，包括深圳技術大學、深圳創意設計學院、深圳音樂學院等項目在深圳加速推進，其目的是，將大學與產業掛鉤，需要發展什麽樣的產業，就打造什麽樣的大學。

今年初，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共同簽署了三方協議計劃在深圳龍崗區神仙湖畔選址建設醫學院。談及原因，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曾指出，深圳的衛生科技創新與其內地一線城市的發展地位極不相稱，學校“可以整合大灣區的醫療和教育資源，成為大灣區在教育和醫療領域合作的典範”。

幾家歡喜幾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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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灣區的機遇，就能解決廣東高等教育的難題嗎？

一個月前，網絡問政平台“惠州民意直通車”展現了“造校熱”的另一面：香港城市大學惠州校區項目，官方近日宣告終止，另外兩所廣東高校，華南理工大學與廣東財經大學華商學院在惠辦學項目同樣“半途而廢”。

就分校區項目終止事宜，香港城市大學傳訊及公關處回復媒體的原因是，校方得悉，惠州項目相關土地不符合作教育用途的規劃。而惠州市政府也出於財政考慮，未能落實之前所做的承諾。

在彭澎看來，足夠財力是高校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在2015年的一場廣東高校之間的討論中，關於辦學財力不足的問題已經凸顯。

在數額固定的撥款面前，各高校應該平均分配還是“競爭上位”；本科與專科院校之間的撥款要如何平衡……如何分錢的問題被鬧到了“台面”上，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部屬高校也下場倒起了“苦水”，讓高校“缺錢”的問題備受關注。

在新一輪競爭中，不少城市拿出誠意，“明碼實價”地亮出撥款金額：比如，東莞提出將在5年內拿出35億打造高水準理工科大學；中山也提出，“十三五”期間將投30億建設高水準大學。

“應該讓成熟的地方來發展高校，但即便這樣，也不要‘一窩蜂’，一次性建幾個大學”，彭澎說，“還是應該成功一個算一個，不然無論是師資、財力都可能入不敷出。”

而面對大灣區的機遇，已經有不少人開始思考創新探索的可能。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曾提出建議，可在深圳建立一個“高等教育特區”。

“‘高等教育特區’是希望支持內地高校在港澳地區辦學；引進國際頂尖大學到特區，與灣區相關高校組建聯合學院、特色學院；地方政府自主確定辦哪些大學、辦哪些專業、招多少學生，從而構建灣區大學發展的對等政策環境。”

無論如何，不少專家的一致觀點是，此輪新建高校，不能一味追求規模、體量。否則，“粗放式”發展對辦學質量提高產生反作用力。

本文轉載自“城市進化論”，作者楊棄非。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