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記憶何以永不褪色

“我一定可以寫一部獨一無二的書，寫從舊社會進入了新社會，從少年時代進入了青年時代，從以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為主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寫從黑暗到光明，從束縛到自由，從卑微到尊嚴，從童真到青春，寫眼睛怎樣睜開，寫一個偌大的世界怎樣打開了門戶展現在中國青年的面前，寫從歡呼到行動，歌唱新中國，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遠的萬歲青春。”

這便是寫作《青春萬歲》的緣起。

青春的記憶何以永不褪色

文 | 金浪

動筆於1953年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是作家王蒙的處女作，因為歷史原因，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小說通過講述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女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塑造了鄭波、楊薔雲、李春、呼瑪麗等個性鮮明的女中學生形象，記錄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青年人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青春萬歲”是王蒙對自己的青春歲月的歡呼，也是對青春的新中國的禮讚。自出版以來，《青春萬歲》受到了不同年齡層讀者的歡迎，中老年讀者借此重溫自己的青春記憶，而年輕讀者則從小說中得到了鼓舞與激勵。一次又一次的重印，使之成為永不褪色的青春記憶。

《〈青春萬歲〉後記》發表在1979年1月21日的《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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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滿經驗、記憶，尤其是愛與讚美的激情”

《青春萬歲》是王蒙的小說處女作。然而，這部記錄了新中國青春歲月的小說，並沒能夠及時出版，而是經歷了兩度排版又兩度擱淺、遭凍結長達26年的命運，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萬歲》動筆於1953年，王蒙時年19歲，卻已是北京東四區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區委副書記。1948年，年僅14歲、剛剛進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少年布爾什維克”。新中國成立前夕，從學校黨團員中選拔備份幹部時，王蒙又毅然選擇了退學參加工作，被調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參加中央團校第二期學習班，畢業後被分配到青年團北京第三區團工委，先後擔任中學部和組織部負責人，後來第三區擴大為東四區，王蒙任區團委副書記。

革命的凱歌行進，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舊中國的滅亡，給予王蒙那一代青年人的印象是難忘的，他認定，這樣的歷史巨變背景下的青春是空前亮麗的，也是不再的，他應該用文學的手段把這些珍貴的日子編織起來，鐫刻下來。於是他將自己的青春熱情投向了文學。

從來沒有過創作經驗的王蒙第一次提起筆來寫長篇小說的時候，他的少年布爾什維克經歷充盈腦海：“更要緊的是我有獨一無二的少年的革命生活，我有對於少年/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少有的敏感與嚮往，我充滿經驗、記憶，尤其是愛與讚美的激情。在我這個年齡的人當中，沒有人會像我看得這樣高這樣相對成熟。在站得高有經驗相對成熟的人當中，沒有我這樣的年輕人、同齡人。”

在以描寫農民、戰士、工人為主流的新中國初期文壇上，王蒙可以說從一開始便找準了自己的方向，寫自己最熟悉的中學生題材：

“我一定可以寫一部獨一無二的書，寫從舊社會進入了新社會，從少年時代進入了青年時代，從以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為主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寫從黑暗到光明，從束縛到自由，從卑微到尊嚴，從童真到青春，寫眼睛怎樣睜開，寫一個偌大的世界怎樣打開了門戶展現在中國青年的面前，寫從歡呼到行動，歌唱新中國，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遠的萬歲青春。”

這便是寫作《青春萬歲》的緣起。

《青春萬歲》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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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3年動筆到1979年出版，間隔了整整26年

歷時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萬歲》的初稿，但當時的他恐怕無法預見到，等待著這部小說的是那麽多波折與坎坷。

初稿完成後，王蒙將其送給了父親的同鄉兼同學、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潘之汀，潘之汀讀後大為讚賞，介紹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即作家蕭也牧），而中青社則邀請了中國作家協會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蕭殷審稿。在經歷了差不多一年漫長而焦灼的等待後，王蒙見到了吳小武與蕭殷兩位師長。蕭殷肯定了小說的藝術感覺，但也指出小說的問題在於缺乏主線，希望王蒙能進行修改。

1956年初，在蕭殷的幫助下，中國作家協會出具公函為王蒙請了半年“創作假”，以便讓他有時間集中精力修改書稿。1956年4月，王蒙開始動筆修改，9月定稿。在這次修改中，王蒙為小說加上了著名的序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詩人邵燕祥則為之補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一句。

就在《青春萬歲》定稿之際，《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作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成為了改變王蒙命運的重大事件。小說發表後，王蒙一夜成名。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把王蒙的《青春萬歲》與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並列為文學新人的成績作了預告，而正在籌備複刊的《文匯報》也急忙派人找到王蒙，約請選載《青春萬歲》。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選登了小說最後一章；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匯報·筆會》副刊連載了小說近三分之一的內容。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緊接著的“反右”運動中，王蒙被劃為右派，已經列印出清樣的《青春萬歲》也受到牽連，無法出版。

1961年，政策上的松動使得《青春萬歲》又有了出版的希望。這次中國青年出版社找到《文藝報》負責人、著名評論家馮牧擔任評審人。馮牧認為小說沒有問題，只是“蘇聯”出現的次數太多，於是王蒙將小說中的蘇聯書籍與歌曲統統改為了“本土特產”，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改為《把一切獻給黨》，蘇聯歌曲改為陝北民歌，準備再次出版。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在北戴河召開，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政治風向再度收緊。由於被認為存在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的“缺陷”，《青春萬歲》的出版又陷入“難產”。1963年，王蒙選擇遠走新疆，《青春萬歲》也就此凍結。在此期間，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文藝報》編輯部主任黃秋耘等都十分關心這部作品的出版，但都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的關照下，《青春萬歲》的出版才重新提上日程。不過，在“抓綱治國”的氛圍下，王蒙根據韋君宜的意見再次對《青春萬歲》進行了修改：一是刪減了小說中可能會被認為“感情不健康”的內容，比如楊薔雲的戀愛心理描寫；二是弱化了結尾部分毛主席的出場。《光明日報》及時跟進小說的出版狀況，發表了王蒙為小說出版補寫的後記。終於，1979年5月，《青春萬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萬冊。

《青春萬歲》從1953年動筆到1979年出版，間隔了整整26年。

雖然被延宕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但《青春萬歲》最後戰勝了時間，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從未中斷，前後已經發行了上百萬冊，至今仍擺放在書店的青春文學欄目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長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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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羨慕當年那種火一樣熱烈的生活”

在當年“傷痕文學”風靡一時的氛圍下，《青春萬歲》的出版雖然未能吸引評論界的目光，但受到了普通讀者的熱烈歡迎。

1982年，在《語文報》組織的10萬名中學生投票評選“我最愛讀的十本書”活動中，《青春萬歲》名列第二。喜歡《青春萬歲》的不僅是中學生，也包括他們的父母——從上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一位中年讀者在來信中寫道：

“《青春萬歲》喚醒了我珍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回想使我的心情難以平靜，使我留戀，也使我嚮往。人為了前進，總免不了要回憶過去。你的書在我心中引起的回憶，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奮發和自豪。我相信，這隻經過風雨的吹打而倍加鮮豔的花朵，會使我們這一代人壯志滿懷、青春煥發；也會幫助我們的孩子們懂得怎樣度過他們青春的年華。”

年輕時代的王蒙

就在《青春萬歲》籌備出版的同時，將小說改編為電影的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啟動了。事實上，早在1956年《青春萬歲》部分章節在《文匯報》上選載時，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劉果生便與王蒙聯繫了電影改編事宜，與此同時，作家張弦也讀到小說而萌發了改編為電影劇本的念頭，並與王蒙達成了改編約定。但由於小說出版的中輟，這些約定並未實現。“文革”剛結束，劉果生再次就改編事宜聯繫王蒙，而張弦的改編也隨即啟動。1981年，由《青春萬歲》改編的電影劇本《初春》，發表在當年第5期的《電影新作》上。

劇本發表後，《電影新作》雜誌社收到了上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羨慕20世紀50年代中學生的生活，並期待著電影的上映。在改編期間，雜誌社還曾將劇本拿到上海兩所中學聽取意見，獲得了師生們的熱烈響應。從1978年到1982年，劇本五易其稿，終於獲得了上影廠的通過，但在進入拍攝環節時卻遭遇了阻力。有人質疑在新時期拍攝50年代的中學生生活缺乏現實意義，甚至批評其中存在“左”的傾向，加之劇本的故事性不強，也被認為存在較大的拍攝難度，這些因素都使得拍攝擱淺。

就在劇本面臨著被退稿的危險時，黃蜀芹的介入使事情出現了轉機。1979年《青春萬歲》剛出版時，黃蜀芹便在謝晉的推薦下讀到了小說。成長於50年代的經歷，使得黃蜀芹不僅對小說產生了強烈共鳴，還主動肩負起了拍攝責任：“對那健康的親密的、洋溢著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園生活做一個樸素的歷史回顧就構成了我最初的拍攝動機。我們這個攝製組的主要創作人員——攝影、美術、錄音、副導演都是同齡人，對那個時代懷著共同的感情。我們定下了一個拍攝原則，不要技巧，隻呈現真摯的感情，並要樸實、真誠地去表現它。”

既是對歷史的回顧，又是對青春的讚美，使得電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說的底蘊。1983年，電影《青春萬歲》上映，大獲成功。有年輕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后禁不住感慨道：“我是80年代的中學生，對於50年代缺乏了解。看了影片《青春萬歲》以後，我感到非常振奮：那種大家庭般的集體溫暖，同學間的親密友誼和優美的學習環境，是多麽令人嚮往！我羨慕當年那種火一樣熱烈的生活。”

1984年，《青春萬歲》榮獲蘇聯塔什乾亞非拉電影節紀念獎，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走出了國門並受到國際社會矚目的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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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不僅有嚴峻的戰鬥，而且也有了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

雖然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然而作為對新中國青春歲月的記錄，《青春萬歲》與1953年前後這個特殊時段綁定在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後並沒有立刻迎來和平時代，緊接著的抗美援朝、鎮反肅反、土改以及三反五反運動，使得戰爭與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構成新中國初期的主要任務。1953年下半年，隨著抗美援朝進入談判階段，三反五反運動趨於平穩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製訂，新中國的政治目標也從以戰爭與肅反為中心調整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作為對這一政策變化的響應，團中央也開始號召學生回到課堂，把學好文化課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來抓。

王蒙說：“眼看著我所熟悉的那批從地下時期就參加了人民革命運動的‘少年布爾什維克’也都轉向了和平建設時期的文化科學與各門業務的突破學習，我預感到了一個舊的歷史時期的結束與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我懷戀革命運動中的慷慨激越、神聖莊嚴，我歡呼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絢麗多彩、蓬勃興旺，我注視著歷史的轉變當中生活與人們的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與大千信息，我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舊社會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歡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與隨後的經濟建設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無比幸福與充實，我以為這一切是不會原封不動地重現的了，我想把這樣的生活和人記錄下來。”

1950年，王蒙（二排右二）在中央團校與同學合影

記錄歷史的自覺意識不僅使得《青春萬歲》的寫作具有高度的歷史同步性，甚至還將社會現實直接寫入了小說。《青春萬歲》開篇便描繪了中學生在1953年的變化：“這一年五一節，北京的女學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還有呢，‘少年布爾什維克’們也開始對自己的學生時代做長遠的打算了；他們在高唱‘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的同時，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麽幸福，生活是多麽美好……讓藍色的星兒照耀著我……’他們感覺到了：我們的生活不僅有嚴峻的戰鬥，而且也有了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

世界上有許多寫中學生的小說，大致歸屬於兒童文學，但王蒙此作的分量大不相同。小說評審人蕭殷在書評中稱讚道：“作者就是通過對生活真實的描寫，通過個性化的人物的刻畫，生動地反映了民主改革到和平建設這一階段的社會特點；真實地表現了中學生在這一時期中曲折迂回的成長過程；也細致地解釋了各個階層出身的中學生這時期中各種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所有這些，都寫得那麽真實和那麽動人，因而作品所顯示的思想力量，——即那種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所鼓舞起來的、英勇前進的熱情和豪邁的精神，——是有力的，能激動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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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萬歲’不僅指一代人的青年時期，而且指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青春萬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似無法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相提並論。後者成為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改變了王蒙的人生軌跡，連累了《青春萬歲》的出版；甚至那些試圖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辯護的聲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青春萬歲》的影響。例如蕭殷曾試圖對兩部小說加以區分：“在寫作《青春萬歲》時，作者無疑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觀察生活和理解生活；是有鮮明的‘為保衛什麽而去反對什麽’的觀點作為出發點去說明生活和判斷生活的；可惜作者沒有明確地接受這條重要的經驗，因而當他寫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個短篇給予讀者的，卻不像《青春萬歲》那樣充滿著飽滿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可惋惜的。”

但事實上，《青春萬歲》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誕生於共同的思想土壤。1956年4月，正是在利用“創作假”修改《青春萬歲》期間，王蒙抽空寫出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最最享受的狀態中，我有余力再寫點別的。我一直是這樣，同時做兩件事情，互相調劑互相補充互相變化，避免單打一，避免重複與疲勞，互相促進又互為修整。於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歲半的時候，寫下了改變了我一生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事實上，二者的緊密關係不僅體現在寫作時間的一致性上，更在於二者都誕生於同樣的以青春為底蘊的寫作思路。在談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王蒙強調稱：“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

電影《青春萬歲》的海報及劇照

可以說，青春是王蒙這兩部小說的共同血脈。

《青春萬歲》誕生於王蒙對青春的讚美與留戀：“我還要寫年輕人辨不清寫不出，年紀大的人已經過景的少年意氣，少年多感，少年幻夢，少年豪情，少年的追求與發見，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抉擇，第一次藝術感受，第一次愛情覺醒，第一次義憤填膺，第一次憂愁與煩惱，第一次精神的風暴……”

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則立足於以青春來對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說中的林震與劉世吾，一個青春稚嫩、充滿朝氣，一個老成圓滑、熱情衰退，它延續的是對青春的禮讚。在彼時的王蒙眼中，“小說”與“青春”甚至成為了同義詞：

“什麽都克服不了的小說卻在‘克服’著衰頹，克服著無動於衷與得過且過，克服著遺忘與淡漠，克服著乏味與創造力的缺失，一句話，小說想留住青春。”

青春是超越時代的，每一代人都無限緬懷自己的青春，這使得小說可以打動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但“青春萬歲”的意義遠不止於此。1983年9月，王蒙在觀看了電影《青春萬歲》後回顧道：“摧枯拉朽的人民革命運動，初升的太陽一樣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怎樣地改變著我們這個古老的中國，改變著舊社會的腐朽的社會制度，治愈著舊社會的那些諸如‘一盤散沙’‘東亞病夫’‘因循守舊’的不治之症，煥發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的無限青春！在這個意義上，‘青春萬歲’，不僅指一代人的青年時期，而且指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凱歌行進的革命事業，我們的幹部和人民將永葆的精神的青春！”這裡，回顧青春也意味著重溫新中國創立的偉大時刻，繼而通過這種重溫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前進。

作者 | 金浪（部門：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來源 | 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02日 14版)

編輯 | 王雅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