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批判》第十一講：韓非：千古之罪魁
這一講我們講韓非。
韓非，戰國時代韓國公子，少時即喜刑名之學，與李斯同學於荀子。韓王不重用韓非，他心懷孤憤，作《孤憤》《說難》《五蠹》《內外儲》《說林》等篇共十餘萬字，以申說自己的政治思想。《韓子》一書，就是他這些文章的結集。後來，秦國攻韓，韓國任命韓非出使秦國，哪知道他的學說極合秦王胃口，秦王激賞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王想重用韓非，韓非本可以從此飛黃騰達，一展政治抱負，沒想到被自己的同學李斯等人進讒言陷害，下獄而死。死後十二三年，秦始皇盡滅六國，一統天下。
法家是戰國末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其特點是完全站在君主一邊，論證正在到來的君主專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國自秦朝開始，至清朝覆亡，兩千多年所實行的政治制度，一言以蔽之，君主專製也。雖然不同朝代的專製程度不同，但其專製的本質未嘗有過變化。而且歷史越發展到後世，專製程度越烈，明清兩代，遂成為中國君主專製制度之巔峰。君主專製制度嚴重摧殘了人民的自由，使整個社會喪失了活力，民既不強，國亦實弱，所以面對已經進入近現代社會的東西方列強，中國必然毫無抵抗之力。
1905年，清政府終於決心推行君主立憲，並派出了兩個高級代表團訪問東西各國，考察各國政治。以定國公載澤為團長的考察團，負責考察日本。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載澤說了一段一針見血的話：“中國乃人才濟濟之地，並不缺人才，但貴國乃專製之地，不論天才、地才，一遇專製俱為奴才！這就是我們戰勝你們的原因！”
中國的病根在專製。因為韓非是法家，也即是君主專製思想的集大成者，從這個角度看，他也可謂是中國千古之罪魁。解剖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也可以透視君主專製的運行邏輯和所有病灶。
讓我們先來看看韓非的思想淵源。我認為，根據其重要性從輕到重排列，韓非思想的來源包括三個方面：儒家荀子、道家老子以及先秦法家。
韓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二人繼承了荀子思想的兩個方面：一是尊君；二是重法。這兩個方面，我接下來會詳細闡述。在此，我更想指出的是韓非對荀子的背棄。韓非在哪方面背棄了荀子呢？要言之，荀子雖然尊君，但他還自認為是儒家，傳的是孔子的衣缽，他尊君是為了貴民，但韓非恰好反對民貴，甚至直接反孔。韓非從整體上、根本上是否定儒家的，也連帶否定了與儒家大同小異的墨家。
韓非對儒墨的否定最重要的一點是反對儒墨兩家的崇古、複古思維。儒家以堯舜之治為理想，但韓非認為，堯舜之世去今已遠，書契無征，所以儒墨對堯舜的美化沒有證據支撐，並不可信。韓非認為歷史是運動的而非靜止的，不同的時代應該有不同的治國之道。“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以古繩今是守株待兔，很傻很天真，與其崇古、複古，不如承認今天的現實，與時俱進，“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總之，韓非繼承、發展了荀子作為法家的一面，徹底否棄了荀子作為儒家的一面，他對儒家，可謂深惡痛絕。
韓非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以老子為主的道家。看起來，他很喜歡老子，他還寫過《解老》《喻老》等文章闡明老子之學。《史記》也將老子、韓非合為一傳，並稱申韓“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也有“道生法”的記載。那麽，韓非與老子到底是什麽關係呢？
簡言之，韓非繼承了老子無為、絕情的思想，但其側重點又絕對不同。
老子的無為主張“損之又損”，反對“法令溢彰”，韓非反而要用嚴刑峻法使“君無為於上，群臣悚懼乎下”；老子的無為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主張“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韓非的無為是為了鞏固君權、富國強兵；老子用放任致天下無為，韓非用專製致君主無為；老子理想中的無為之君乃虛設之象徵物，如英國實行君主立憲製後之女王，韓非理想中的無為君主集威勢於一身，如暴秦之始皇帝。
關於絕情，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其意在於以超越態度旁觀人間冷暖，但韓非之絕情則是冷酷無情、刻薄寡恩，二者大相徑庭。韓非眼裡，只有利害和算計，所謂“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全都是利益關係，毫無仁愛忠信可言，甚至父母與孩子之間也是如此：“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這幅人間圖景，也就是霍布斯說的“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的狀態，但霍布斯說的“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僅僅是自然狀態，韓非說的則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的現實，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韓非如此冷酷、功利，當然就反對老莊的自由精神了，他說：“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
我們可以這樣說，儒家的主旨是貴民，道家的主旨之為我，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的主旨卻是尊君。所以，韓非雖然師法過儒道兩家，但學的只是術的層面，拋棄的卻是道的層面。
非但如此，韓非對諸子百家基本上持徹底打倒的態度。讓我們來看下面這段話：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韓非認為，上述六種人對國家的富強來說是“奸偽無益之民”，也是“當罪之民”，那麽這六種人具體對應的是什麽思想派別呢？“貴生”者就是道家，“文學”者就是儒家，稷下先生大多就是“有能”者，“辯智”者就是名家，“磏勇”者就是墨家、遊俠，“任譽”者就是像孟嘗君、春申君那樣喜歡養士的諸侯。
那麽，韓非真正崇奉的是哪一家？這就得說到韓非思想的第三個來源，也是最重要的來源，那就是歷史上一直存在的法家。其實，西周政治已經存在任法傳統，只是因為那時禮、法常相融混，且以禮為主，法家思想並不顯豁。禮法消長自公元前6世紀末至前4世紀末，歷時兩百年。春秋時，已有固定的刑書，管仲、鄧析等人的思想即以法家為主。戰國時，法家人物更是紛紛出現，如魏人李悝、趙人慎到、晉人屍佼、鄭人申不害等，但法家作為一個成熟的思想流派，至商鞅時才成立。
韓非之前，法家思想的三個重要創造者分別是慎到、申不害、商鞅。慎到提出了關於“勢”的思想，申不害提出了關於“術”的思想，商鞅完善了關於“法”的理論，到了韓非，按蕭公權先生的觀點，遂“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複參以黃老之無為，遂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事實上，我們要解剖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也只需要把握這三個關鍵詞即可：“勢”、“法”、 “術”。
用勢是法家思想的總綱，法與術都隻具有工具性意義。那麽，什麽是勢？《孫子兵法》雲：“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在我看來，勢的觀念產生於兵家，它是事物因所處高下地位不同所產生的潛在動能。它是靜止的，但一動起來力量無窮。它既是客觀存在的，又是可以主觀造就的。至今，中國人的思維還慣於蓄勢、借勢、順勢、用勢。
法家為什麽這麽在乎用勢？因為法家尊君，並非尊君主其人，而是尊其權位，這個至高無上的權位，就是勢。《管子·法法》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慎到說：“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對慎到的極端看法頗有微詞，“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吾未得見也。”但這裡的“賢”不是指仁義道德，而是治國的能力，它一樣以君勢為前提。“今人主處製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
也就是說，仁義道德，包括智力都靠不住，只有權勢靠得住，治國必須依仗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勢。人民之所以奉行君主之命，並非因為君主是聖賢，而是因為他身居君主這一至高無上的權位，人民不得不聽命。人民如果以發令者的品格確定是否遵從他的命令，則命令本身就會失掉權威。推其極致，則有道德製裁而無政治命令。
儒家將道德、政治混為一談，韓非明確將其兩分。韓非還認為，仁義道德不僅無益於政治，而且有害於政治，個人私德與政治不相容。比如，儒家主張的“親親相隱”就是對君主不忠。站在國家和君主的角度，很多所謂的美德其實是惡行。“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韓非反覆申說政治不能講德行。這一主張，推到極致，就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專門利君。
韓非反對仁義道德，根本上是因為他像荀子一樣認為人性惡。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惡，但也認為通過“化性起偽”，人可以為善，法家則普遍認為自私為人類本性，人永遠不可能為善，教化也無用。法家不僅在德行上鄙視民眾，在智慧上一樣如此，這也是法家尊君的根本原因。在韓非眼裡，民眾目光短淺，僅知眼前蠅頭小利，他說：“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又說：“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又說：“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
韓非如此相信君主的絕對權勢，但是，明君可以憑借權勢治天下，昏君、暴君不是也能因此亂天下嗎？韓非承認存在這個事實和可能性，但他的辯解是：君主根本不必是天才，只要有中人之資就可以了，因為法、術可以輔助他們治國；以權勢治國雖然不能防止昏君、暴君這些“下材”為亂，但昏君、暴君畢竟是少數，儒墨兩家都期盼明君，但明君不也是少數嗎？
那麽，如果人民面對的就是昏君、暴君怎麽辦？與儒家相反，韓非認為，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應該誅殺暴君，只能自認倒霉。“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在韓非看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理。“人主不肖，臣不敢侵。”因為這是名分所定，所以臣不能弑君，不僅不能弑君，而且不能批評君主，不僅不能批評君主，連讚譽先王也不可以。“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進而論之，儒道兩家所羨慕的隱逸，也為韓非所不許，他認為不出來為國盡力就是對君主不忠。孔孟認為，君臣之間負有互動之義務，君主無絕對之權力，臣子也無絕對之義務，漢儒、宋儒所謂“三綱”實肇始於韓非。韓非在這裡的論證將君臣關係類比於父子關係，所以中國人又把君王叫做“君父”、“皇帝老子”。這是典型的家國同構思維，但問題在於，君臣關係真可以等同於父子關係嗎？
下面我們來看法和術。韓非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簡單來說，法是君主用來治天下的工具，術是君主用來駕馭群臣的心法；法是明的，屬陽，術是暗的，屬陰。
韓非說，“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他的法制思想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普法，使人民莫不知法，“法莫如顯”“以吏為師”。
然後是執法，執法的要點有三：一是除君主之外，其他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功罪不能相抵。“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二是司法獨立於民意，不為民意左右。為什麽要這麽做？因為民意紛雜，聽從民意會導致是非標準不一。商鞅說：“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者亡。”“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韓非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錯（措）法以導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產利也惰。”“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意思是不僅民意不必聽，君主也不應該施法外之恩，那樣做也會帶來惡果。“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三是賞罰必重，而且量刑不必適當。商鞅甚至認為要罰惡而不必賞善，因為守法是人民的責任，是本分，所以不必賞，“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為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而且商鞅認為刑罰較重，民眾就不敢犯法。商鞅也不是主張絕對不能賞，但他賞的對象不是善人善行，而是隻賞告奸，他是鼓勵人們相互揭發、告密的。人民相互揭發、告密，君主的江山就坐安穩了。韓非與商鞅在賞罰方面的看法不同，韓非認為厚賞重罰都有利於令行禁止。更重要的是，厚賞重罰可以改變一國社會風氣。“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重一奸之罪則止境內之邪。”“上設重刑則奸盡止。”
最後是修法。商鞅說：“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韓非說：“時移而法不易者亂，能眾而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法家尊崇“新聖”，反對複古，與時俱進當然是其題中之義。
徒法不足行，儒家就用禮，用仁義來矯正，法家則是用術來輔助勢和法，術就是就是君主駕馭臣下的陰謀權術，必須成為君主的獨家秘笈。因為，“明主治吏不治民”，君主是通過臣下治理天下的，所以首先必須把臣下調理好。北宋時，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就到神宗皇帝那裡去告王安石的狀。皇帝說：新法對老百姓很好啊，你怎麽要反對呢？司馬光的回答很露骨：陛下是與我們士大夫治天下的，不是與老百姓治天下的！也就是說，新法損害了士大夫利益，誰願意幫你推行給老百姓啊。中國歷代王朝，對外宣傳的一套是君權神授，所以君主的統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無論是君主還是大臣，沒幾個人是真信這一套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說，韓非甚至認為君臣是敵對關係，臣下無時不想推翻君主自己坐上龍椅。“上下一日百戰。”所以“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於共事者殺。”所以，君主對臣下玩陰謀權術就是必要的，否則皇帝是天下最不安全的人。當然，因為皇帝天天都得防備臣下篡奪，老實說，他是天下最沒有安全感的人。
君主如何用駕馭術？首先要會發現臣下的奸私，防備臣下勢力坐大，在臣下勢力還沒坐大之前，主動出擊，予以剪滅。“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製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為鞏固君主一人獨大的地位，君主對臣下當“數披其木，毋使枝葉扶疏。”
其次要警惕、防止偏聽、私寵，杜絕邀寵，以免臣下乘之養勢。“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韓非還直接羅列了人臣成奸八術，比如“同床”、“在旁”、“父兄”、“養殃”等等。“同床”就是與君主同床的女人孩子，“在旁”就是君主旁邊的太監、宮女、倡優之類服務人員，“父兄”就是君主側室所生的孩子，“養殃”就是聲色犬馬之好。韓非認為“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製於人”，所以君主理應多疑、獨斷，不給臣下邀寵機會。為君者還要避免被臣窺伺，“明主務在周密”，且要神秘，讓人琢磨不透。
韓非一共為君主總結了七種馭臣之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除了第二、三、四之外，施行其他幾種馭臣之術，要讓臣下覺得君主無所不知，不敢欺君。
總之，君王不可一日失權柄，要時時刻牢記專製的要務在重勢。“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矣。”“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製臣，在臣則勝君。”
當然，君主對臣下，也不能隻使用陰謀，還應該光明正大的用法選人、用人。“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製；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臣下也應謹守其職，不能越職，不該你做的，即便你出於好心，主動去做了，也是重罪。“昔者韓昭候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法家主張君主專製，講利害，目的是為了什麽呢？不過是為了富國強兵，所以商鞅、韓非無不主張農戰合一，對內注重發展農業，對外則要挑起侵略戰爭，農民就是軍人，軍人也是農民，除了農、軍兩種職業，其他職業都應該摒棄。這也是韓非為什麽抵製諸子百家的原因，因為他們於富強無益。
商鞅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韓非說：“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諸子？
韓非就是中國的馬基雅維利（從其名著《君主論》的角度看），他們的核心訴求都是通過專製君主結束列國紛爭時代，實現國家的統一和強大，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都不擇手段，而且教給君主很多手段。隻不過，韓非生在戰國末年，比馬基雅維利早生1700年以上。
法家以所謂國家利益為最終訴求，無法實現超越突破，它的本質是軍國主義。這種軍國主義迎合了戰國末年想一統天下的諸侯王的利益，因此獲得了不僅秦王一個諸侯的歡迎。站在戰國末年的歷史節點上，不得不承認，法家思想是結束天下大亂最現實的思想武器。但是，只要是軍國主義國家，就像一台永動機，必然無止境地旋轉下去，直到最終超越自身能力極限，走向覆亡。
法家的問題在於太過偏激：他們不知道一個社會要正常運轉，就不能離開道德，也不能無視人性，僅僅靠嚴刑峻法是不夠的。從歷史觀的角度說，法家以動態發展的眼光看歷史，這本身是對的，但法家沒有看到，歷史雖然有變，但人性卻相對恆定，要獲得政治穩定，就得從歷史經驗出發去發現人性之常，並尊重這種人性之常。所以，荀子主張“通統類，明百王之道貫”，老子主張“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無視人性之常，無視人的基本需求，當人民發現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到達統治者的要求的時候，他們就只能起來推翻暴政。所以，革命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最糟糕的情況下的必然選擇。秦始皇用法家思想統一了中國，但二世而亡，不也是必然的嗎？
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張政治與道德分離，很多人不明就裡，認為這與西方的法治精神是一致的。僅僅從這兩點來看，我承認，法家代表了歷史發展潮流，值得肯定。但是，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與西方法治思想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西方近代法治，君主在法之下，不在法之上，法律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通過法律自治；法家之治，君主在法之上，法律由君主制定，法律約束不了君主，本質上是一種人治思想，法律只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更不用說“術”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人治。因此，按現代的說法，法家之治，只是“法制”，稱不上是“法治”。此外，現代西方國家，也主張政治與道德分離，但道德被分離出去，並不意味著取消道德，只是將道德放歸社會；但法家與其說主張政治與道德分離，不如說是主張完全取消道德，韓非的言論，幾乎處處都在攻擊道德，認為道德沒有必要。
從人治的角度看，韓非攻擊儒家的聖君理想是一種空談，這當然有一定道理，因為聖君從來都是珍稀動物，又因為聖君從來都是珍稀動物，所以儒家的仁政沒辦法實現。韓非認為法家之治靠得住，因為它並不依賴聖君，中人之資的人就可以當君主。但就他論法術諸端，尤其是論“勢”、“術”兩端觀之，專製之君主必須是具有非常才智之人。如此之君主，兩千年中，屈指可數。他雖然認為智力靠不住，但他理想中的君主則必須是“理智王”，這麽高的標準，其實又不亞於儒家對於堯舜這種聖王的標舉。因此，法家思想內部存在一種天然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西方法治，首先就必須問一個法律背後立法的精神問題，或者說是法的“合法性”問題。在西方，法治背後法的精神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和理性，它在中世紀表現為“君權神授”，在現代表現為“主權在民”。韓非為代表的法家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的法制缺乏合法性，他們的主張雖暗含“君權神授”的前提，但他們並沒有強調這一點，毋寧說他們的邏輯只是：為了富國強兵，就必須重君勢、明法術。但是，富國強兵無法成為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它的邏輯發展就只能是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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