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成志會與民國高等教育

清華、南開、交大、中大的學子們，大概想不到本校的老校長曾經秘密加入“兄弟會”。成志會由中國留美學生發起，會員約三百人，曾佔據教育界各重要崗位，至少有18人擔任過大學校長，4人當過教育部次長，更多會員則是不少學科的祖師爺。從成志會這一新視角出發，可刷新對民國高等教育的認知。

清華兩次驅逐校長風波

1908年王正廷成立“大衛與約拿單”，1917年劉廷芳發起“十字架與劍”，1920年兩會正式合並為“成志會”，一直以來，保密工作均甚為成功，直到1930年清華易長風波，才開始暴露。

1930年5月，羅家倫被迫辭去清華校長職務，由校務會議維持，校長職務虛懸。北平清華同學會邱大年等發表談話，指Cross and Sword Society把持校務，受到指責的李繼侗、蒲薛鳳、蔣廷黻、蕭蘧（蕭叔玉）等七人發表啟事，聲稱“鄙人等所在之成志會，舊為Cross and Sword Society，此名久已廢除。本會為砥礪學行之組織，既無政治黨派之色彩，又從未主持或參加任何運動。而會員在清華服務者，僅鄙人等七人，皆屬講學之職，有無把持校務事實，眾所共知”。蔣廷黻等人的辯解大體不差，成志會在清華有一定勢力，但沒有壓倒優勢。蕭蘧是清華教授會要角，又代理教務長，校長虛懸之下，代理教務長實際主持校務，故人數雖少，仍保持一定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聲明中列名4人，都是留美畢業後先到南開，出名以後再轉清華的。

此時，已任命的教育部長高魯未到任，由總司令蔣中正以行政院長身份兼理教育部長，蔣對任命誰當清華校長一直舉棋不定。經陳立夫推薦，到1931年4月3日，命CC系吳南軒出掌清華。吳南軒一到校即多所興革，隨意任免院長和教務長等關鍵職位，對清華教授治校傳統造成衝擊，引起師生共同不滿，遂發起驅吳運動。吳南軒於5月30日呈文教育部（實即蔣介石），直陳“……本校校務久為別有作用之小組織所把持，而以所謂成志會者為中心，積習已深，牢不可拔；加以一年以來未有校長，校務會議全在教授掌握之中，任所欲為，肆無忌憚”。蔣中正大怒之下，曾有解散清華的念頭。清華兩次易長風波，讓成志會的活動有所暴露，不過範圍有限。總的來看，成志會對民國教育貢獻極大，小圈子的弊端容或有之，然而就算沒有成志會，仍會有其他小圈子出現。

“新教育運動”

民初“新教育運動”的實質是推廣源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思想。在民國教育界居於顯赫地位的人物陳容、張伯苓、郭秉文、陶行知、劉廷芳、陳鶴琴、劉湛恩、廖世承，都曾在哥大教育學院（也譯作師范學院）就讀，這些人都加入了成志會。哥大可以說是成志會的大本營。哥大與近代中國的關係至深，學界雖已有一些研究，仍未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民國初年，留美學生陸續學成歸國，在教育界漸成氣候，其中成志會會員佔了很大比例。1912年周詒春入主清華學校，1915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師教務主任，1919年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成志會急速擴張其勢力。南高後來改組為東南大學，與北大一起並稱兩大國立綜合大學。

雖然成志會會員出身哥大的最多，但胡適、蔣夢麟同是哥大學生，卻未入會。他們和郭秉文、陶行知、陳鶴琴等通力合作，在中國推廣哥大教育思想。1919年2月，由蔣夢麟任主編的《新教育》雜誌創刊，創辦部門為：江蘇省教育會、北大、南京高師、暨南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代表北大的是蔣夢麟、蔡元培、陶履恭、胡適，代表南京高師的有郭秉文、陶行知，代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余日章、黃炎培，後面這4位都是成志會活躍分子。

哥大哲學家杜威在中國聲譽鵲起，是成志會陶行知、郭秉文、黃炎培與胡適、蔣夢麟等人共同推動，不能把功勞都算在胡適名下。1919年杜威訪華，首先發出邀請的是陶行知，來華第一場演講則是在黃炎培負責的江蘇省教育會。

到1930年代初，經過成志會與胡適、蔣夢麟等人的攜手努力，哥大教育思想已深深滲透到中國整個教育體系，哥大師范學院畢業生也遍布各大、中學，難免有排斥異己的情形發生。1932年，留歐派傅斯年炮轟哥大畢業生遍布教育系統，認為是“教育危機之原因”之一。“傅大炮”所言不免門戶之見。在教育界、學術界，英美留學生逐漸增加，擠佔了留學日本、歐陸者的太空倒是不假。

成志會會員至少有18人當過大學校長，曾任大學董事長、董事、代校長、教務長等職務的人數更多，其中不乏名校。除此之外，擔任過教育部次長的有4人。晏陽初、陶行知、黃炎培等人在平民教育、職業教育方面長期居於長官地位。

成志會在教育界，不僅佔據重要大學、學院、系科核心職務，而且在國民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界也有廣泛分布，人員眾多，頭緒紛繁。現以擔任過大學校長的成志會會員為例，略窺其陣容之強大：

“新教育之父”郭秉文

提起民國高等教育，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大概是受關注最多的人物，而南京高師校長、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與上海商科大學創始人郭秉文，對高等教育的貢獻不在諸賢之下，在今日來說知名度不高。實際上，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有“新教育運動”的實踐，郭秉文則是新教育運動的領軍人物。

郭秉文（1880-1969），江蘇江浦人，出生於青浦，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當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時，已收到兩江師范學堂（南京高師前身）的聘書，請他當教務主任。1917年，郭秉文延聘陶行知到南高任教。1918年郭秉文代理校長，讓陶行知接任教務主任兼教育科主任。陳鶴琴也被郭秉文延攬到南高，當過教務主任，興辦鼓樓幼稚園，成為中國幼兒教育的旗幟。南高的教育學、心理學教授還有孟憲承、陸志韋等，都是成志會兄弟。1918年，經郭秉文盛情邀請，中國科學社整體進駐南高校園，提升了南高的教研水準。郭秉文與成志會兄弟秉承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教育思想，幾乎從頭開始重建了一整套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新教育體系，惠澤莘莘學子以至於今。

1920年，在郭秉文大力推動下，南京高師籌備改組為東南大學，17個校董中，至少有王正廷、黃炎培、郭秉文、聶雲台、陳光甫、余日章6個成志會會員。在郭秉文等人苦心經營之下，東南大學的“師資力量和院系建設甚至超過了由國民黨元老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張耀傑：《20年代的東大學潮與郭秉文》）。北伐以後，東南大學曾短暫改名第四中山大學，接著改組為中央大學。

早在1917年南高就已設立商科。郭秉文與黃炎培這對成志會兄弟雄心勃勃，把目光放到經濟中心上海，在南高商科基礎上籌建上海商科大學，1921年9月開學。1925年，郭秉文成為政治派系鬥爭的犧牲品，被免去東大校長職務。上海商科大學於1928年變更為中央大學商學院。2017年，上海財經大學慶祝“百年校慶”，將前身追溯至郭秉文創立的南京高師商科。因辦學需要，郭秉文免不了與當時的北洋軍閥高層打交道，被國民黨要人吳稚暉、楊杏佛等人作為“直系人物”排擠出局，從此遠離教育界，對民國教育是一大損失。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基會”）是負責將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教育文化事業的撥款機構。由於民國政府始終財政緊張，而中基會財雄勢大，一直由哥大教授孟祿擔任第一副董事長（中國人擔任董事長只是掛名），孟祿弟子張伯苓、郭秉文、周詒春就有了廣闊的操作太空。1924年，中基會9個中方董事中，有黃炎培、張伯苓、郭秉文、周詒春4個成志會會員。

1926年，杜威、孟祿在紐約創辦華美協進社，目的是促進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給留美中國學生提供協助，其經費多來自“中基會”。協進會由郭秉文擔任首任社長，到1930年交給孟治接班，孟治一直乾到1967年才退休。1980年代，翁同龢玄孫翁萬戈曾擔任社長。孟治、翁萬戈都是成志會會員。可以說，華美協進社長期以來都受到成志會的控制。

成志會與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是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傳奇，也是受惠於成志會最多的大學。當公立大學、教會大學都為籌款發愁之時，一個私立大學能長期位居名校前列，必有其特殊的過人之處。張伯苓如何善用成志會人際網絡，為南開籌集經費、招致名師，事屬隱秘，本文可以說是第一次將此秘密公之於眾。

1904張伯苓與著名學者嚴修（嚴范孫）創辦南開中學，1917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1919年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其勇氣、毅力、識力可以說是鮮有其匹。張伯苓“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除了嚴修打通的政商人脈外，成志會網絡對南開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6年，中基會首屆常會決議對各大學及研究機構補助金額，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合共得到6萬美元，名列榜首，而北京大學僅得到3萬美元。中基會歷年資助南開大學的資金，在私立大學裡面肯定是最多的，粗略估計可能也超過國立、教會大學。除張伯苓的不懈努力外，成志會兄弟的竭誠相助至關重要。中基會聘請的調查請款機構中方專家13人，有4個成志會會員。透過何廉的積極活動，南開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亞洲資助的重點，1935年前共接受該基金會捐贈約40萬元，僅1923年捐贈科學館全部建築費、設備費即達12.5萬元。

活躍於太平洋國際協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王正廷、陳光甫、周作民、劉鴻生、周詒春、余日章、朱經農、晏陽初、洪業、徐淑希等成志會員，在為南開爭取捐款方面應該也有貢獻。1932年太平洋國際協會中國分會14個執行委員中，有成志會會員8人。該協會在1935年以前已累計捐贈給南開近30萬元。

南開校友、“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總結得很精辟：“張伯苓校長在聲望、規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學的情形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研教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這是較一所學校藉已建立之聲望、設備及高薪延聘已有聲望之名家，更為難能可貴得多。” 張伯苓主持南開大學，在財力上無法與其他名校競爭，特別注意引進有潛力的青年才俊，注重感情投資，重用“自家子弟”。張氏手下先後有幾位成志會得力乾將，大學部主任凌冰、秘書長黃鈺生（黃子堅）、教務長陳序經、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對南開的發展均有重大貢獻。

凌冰，河南固始人，1912-1913年就讀南開中學，留美多年，1919年回國，適逢南開大學創辦伊始，擔任大學部主任，後任秘書長，將傑出的留美學生蔣廷黻、劉崇鈜、何廉、蒲薛鳳招攬到南開。這些留美博碩士一畢業就來南開執教，成志會兄弟情的因素至關重要。

黃鈺生（黃子堅），湖北沔陽人，1915年入讀南開學校，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回南開，1927年任大學部主任，1932年改稱秘書長，將一生的黃金年齡都奉獻給南開，也是張伯苓最為忠心耿耿的左右手。盧溝橋事變後，南開校園被日軍炮火摧毀，黃鈺生最後一個撤離，隨後參加長沙臨時大學籌建工作。學校從長沙遷昆明，他率領200多師生步行3000多公里抵達昆明，隨後出任西南聯大建設長，篳路藍縷，辛苦備嘗。隨後，他又創建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即今雲南師范大學前身。1951年4月8日，張伯苓追悼會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致悼詞的就是黃鈺生。

中國原無“經濟學”一說。近代西學東漸，不得不引入此學科，早期的經濟學教研水準有限，直到成志會會員何廉、方顯廷相繼執教南開，創立南開社會經濟委員會（後改南開經濟研究所），才出現經濟學的“正規軍”。經濟學家何廉（1896-1975），湖南邵陽人，1919年赴美，1926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回國前，已被張伯苓“預訂”。當時有多家大學爭搶何廉，他願意來到薪水不高的南開，完全是出於與張伯苓的兄弟情誼。留美期間，何廉已介紹浙江寧波人方顯廷入會，方顯廷畢業後也緊隨其後來到南開，兩人聯手做出接近國際水準的研究成果。令今人汗顏的是，中國四十年來經歷了史上罕見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但中國經濟學科在世界上仍未能躋身前列。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