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驅車90分鐘回到了家中,頭頂著星光、身披著風塵。
雖然我根本沒有任何敲鍵盤的慾望,但因為今日的一些見聞而引發的感慨卻要噴薄欲出了。
今天下夜班後我沒有休息,而是回到了父母處,帶著發熱咳嗽的孩子去了附近的一家醫院。
在醫院的兒童點滴室門外,我聽見了兩位等候治療的孩子家長的對話。
其中一個奶奶模樣的老年女性說道:「會不會扣我們的葯哦?」。
一位媽媽模樣的年輕女性一邊在包裡翻著什麼一邊說:「是的哦,配藥過程我們也看不見,要是少一點葯,我們也不知道。」
這簡單的對話讓因為下夜班而身心俱疲的我對她們刮目相看,我真想對他們說:「你們以為醫院是黑店嗎?你們以為護士小姐姐都是孫二娘嗎?」。
當然,我選擇了沉默,選擇扮演了看客。
因為極度瞌睡的我沒有心情同這些陌生人發生關係乃至紛爭,因為我深知很難去溝通這種對醫者不信任的家屬。
事實上,就在幾天前,我也經歷了一則類似的「故事」:
夜班,夜很寧靜,空氣中卻瀰漫著一股煩躁的氣息。
凌晨三點,搶救室裡躺滿了因為各種疾病而同死神抗爭的病人。
120將一位57歲的女性送進了搶救室,根據家屬的描述,患者的主要癥狀是:「突發左側肢體偏癱伴言語不清一小時」。
很明顯,這種情況要考慮急性腦卒中。
而對於急性腦卒中來說,時間就是大腦,時間就是生命,要想盡辦法、爭分奪秒儘快明確病情、明確診斷、進行溶栓等積極治療。
所以,對於設有卒中中心的急診來說,這樣的病情都是要被「特殊」照顧的,都是要被爭分奪秒對待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同等條件下,這樣的患者可以優先得到檢查、診治,甚至可以先治療後繳費的。
事實上,在家屬掛號的同時,搶救室裡的護士就已經完成了采血等常規操作。
很快,患者被明確診斷為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被送進病房進行下一步的溶栓治療。
送走這個病人之後,我又馬不停蹄的投入到新的搶救中去。
我清楚的記得:從凌晨三點三十五分到清晨六點五十七分,我接連經歷了兩場突發心跳呼吸驟停的生死大搶救。
兩場大搶救之後,滿頭大汗的我已經精疲力盡、兩股顫顫了,甚至走起路來都有些邁不開步子了。
就在我走出搶救室大門準備如廁之時,那位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家屬拉住了我。
我還在納悶:「患者不是已經被送進了病房嗎,家屬怎麼又回來了?」
這位30歲左右的男性家屬,他手裡拿著繳費發票,卻認真的問我:「醫生,你為什麼沒有給我們做檢查,卻收了我們的錢?」。
他的話讓我驚慌失措,我深怕搭班護士在慌亂之中多收了費用,畢竟剛才因為心肺復甦的大搶救而忙碌異常。
廁所可以暫時不去,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否則很容易被投訴。
「不會吧,你覺得哪裡有問題?」
他卻不回答我,意味深長的反問我:「你自己看看!」。
這句話讓我更加慌張,甚至有些不自信了。
但,我眯著眼睛在急診走廊幽暗的燈光下看來看去,查來查去,也沒有發現有重複收費、多收費的情況。
見我始終沒有回應,他指著繳費發票鄭重的說:「這些抽血的項目不是多收的嗎?我們根本就沒有檢查這些項目!」。
「誰說沒有檢查,檢查結果我都已經告訴患者本人和你父親了!」
事實上,患者的抽血檢查結果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就已經完成,而我也已經告知了患者本人。
「不會吧,我根本就沒有看見有人抽血呀!」家屬依舊滿腹狐疑。
為了打消家屬的疑慮,我又將他帶到辦公電腦前,打開化驗結果,指給他看:「你看這些結果,要是沒有抽血的話,哪裡來的結果?」。
「可是,我沒有看見呀?」他的隱晦之意不言自明。
我只能告訴他:「第一、我們的護士都是訓練有素的,在你還在掛號排隊的時候就已經用最快的時間完成了采血。第二、搶救室裡都是有監控視頻的,不相信的話可以調取。第三、你可以去向患者求證。」
「真的嗎?你們速度很快呀?」
他的質疑已經有些讓我不悅了,因為這種低級的質疑讓我覺得受到了一些「侮辱」:「是的,我們的速度是很快,因為我們是專業的。」
他再也沒有了話說,沒有了質疑,當然或許也沒有愧疚。
他收起了繳費發票準備離開,而我卻再也沒有忍住的說了一句:「兄弟,醫院不是黑店!」。
事實上,這件發生在幾天前的小故事早已在我的心中埋下了一根刺。
這根刺扎在醫者和患者之間,讓我們心懷芥蒂、心懷隔閡。
我原本並不願意將它說出來,因為有人告訴我:「你該寫一些正能量的東西,不應該總是在埋怨。」
但,我在聽完這兩位女性關於配藥護士會不會私下扣掉藥品的對話後,我又改變了注意。
所謂正能量,絕不是說幾個好聽的故事、寫幾篇歌功頌德熠熠發光的文章那麼簡單!
正能量應該是去揭示我們不敢去面對的問題,應該是去刻畫披露我們不敢去正視的自己!
於是,我又開始像一個怨婦一般的埋怨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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