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歲那年，跟媽媽在灣仔街頭要飯討生活的惠英紅碰到一個穿著灰藍色唐裝的中年人，他跟惠媽媽說“:這個女孩，以後有華人的地方都認識她。”惠媽媽理都沒理，說“:神經，我們要飯的！”五十年後，站在台灣金馬獎和香港金像獎影后領獎台的她，真的做到了。惠英紅這一生，起伏頻年，陰晴圓缺悉數上演，活脫脫就是一部大女主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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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SIMONC 造型:李穎賢CANDYLEE
撰文:邢榮 編輯:張靜MIAZHANG
成為2017年香港金像獎和台灣金馬獎雙料影后之後，惠英紅最近還沒有正式開工，生活也從極度自律變成有點放縱自己，幾乎每天都是跟家裡的傑克羅素梗“女女”一起“香港癱”。
剛開始休息的時候，她還很認真地運動。之前拍武打戲多，運動強度很大，現在終於決定結束“打女”戲路，唯一的運動方式就是游泳。7點鍾健身房開門，惠英紅就跳下水，各種姿勢混合，無停歇遊90分鐘，定好時間，鬧鐘噠噠一響就上岸。可有一天她想偷懶，一天變兩天，結果就懶下去。因為睡太多，肌肉都被壓迫，渾身酸痛，加上跟朋友吃火鍋，吃了很多辣，長了很多肉，讓早已習慣清淡素食的腸胃有點辛苦，連帶著引發頭痛。拍攝前一天，她去看了中醫。醫生問她的腎跟肝的氣怎麽那麽差，睡得不好麽？就是睡得太多啦，惠英紅大笑著說。做完針灸，醫生幫她配調理的藥，她趁機衝去市場，買了芹菜、土豆、番茄、瘦肉，回家煲了一鍋湯，做了一份沙拉，吃下去，才終於舒服過來。“吃得健康，才會覺得自己健康，心情才會好。”惠英紅笑著說。
影后大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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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發，親切，迷彩外套，藏青色毛衣搭配白襯衣，光腿穿深藍色中裙，惠英紅比約定的時間提前20分鐘到達拍攝現場。
進房間的第一件事，就對著落地鏡比劃了一下，從包裡拿出兩張貼紙和兩枚吸盤掛扣，吸好，用手拉了一下，然後又拿出兩根白色的燈光條，掛在吸盤掛鉤上，插好電源。一個簡單又實用的化妝鏡，瞬間就完成了。整個動作一氣呵成，可見她已經是輕車熟路。這樣的親力親為，估計可以打敗多半個娛樂圈的人。
電影《血觀音》劇照，惠英紅
在香港娛樂圈，大家習慣稱惠英紅“紅姐”，足以證明她的“江湖地位”——這個地位現在已然更加無法撼動。能夠憑借兩部作品同年摘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和“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兩個桂冠，這樣的榮耀只有蕭芳芳在1996年有過。更何況，這兩個角色還截然不同，一個是《血觀音》中陰狠毒辣、視親生女兒為棋子的“棠夫人”，一個是《幸運是我》中真實溫暖、罹患老年癡呆症的“芬姨”。其實，惠英紅最近還有另外兩部作品，動作片《Mrs. K》和5集懸疑探案劇《心冤》。
“這一年，所有演員希望發生的事都發生在了我身上。”她蜷腿坐在沙發上，微笑，表情從容，但手和腿露出的皮膚上卻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傷口，筋絡也頗為明顯，這些都是她當年身為亞洲第一“打女”留下的印記。“不為得獎，第一感覺是我走運，有好的劇本來，沒有好劇本，演員都沒辦法的。所以作為演員，真的可以‘虛榮’一下。所以我說自己‘大滿貫’，做得好，給人家看到，就是幸運。”
電影《血觀音》劇照，惠英紅，文淇，吳可熙
幸運二字，絕對不足以概括惠英紅成功的原因。為角色做長時間的功課對惠英紅來說是基本功。凡是要合作的導演，她都會禮貌地詢問，是否可以給她一些太空去“弄一下”角色。“我不會改人家的東西，但表演的時候，我會發現這場戲有什麽地方可以抓到一點，更加豐滿和生動地表現人物。”
《血觀音》有一場戲，棠夫人的女兒棠真手受傷，原本台詞是棠夫人說“讓我看看你的手”，惠英紅特意改成“讓媽媽看看你的手”。“她是個媽媽，就算再壞，也會有母親的本能。我就是想讓大家感受到棠夫人內心深處隱藏的那一點母性。”但這一點母性，卻瞬間被棠真的拒絕給澆滅，也把棠夫人進一步推進決絕的深淵。
打女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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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窗外是香港的冬日暖陽，惠英紅一襲黑裙，臨窗而立，身形挺拔有力。今天的拍攝地原本是香港一個政府部門的辦公樓，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曾在這裡任職，在“保育中環”的項目規劃中，這棟建築歷經四年時間改建成了一間酒店。與它一路之隔，便是著名的香港公園。從玻璃窗看出去，公園內的行人小徑清晰可見，一位媽媽推著嬰兒車走過，車把手上綁著一隻巨大的哆啦A夢氣球，旁邊還有一個小朋友跟著氣球一蹦一跳。
這裡是很多香港人童年記憶中最美好的地點，但惠英紅的童年卻與它無關。“香港公園？以前都不熟的，這裡是有錢小孩的童年。”惠英紅笑著，完全沒有一點介懷。
黑色上衣、印花連衣裙 均為Y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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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灣仔駱克道，行人匆匆而過，空氣中似乎還留存著當年的迷醉，這才是惠英紅童年的發生地。身為滿族正黃旗後裔，惠英紅原本家境殷實，可父親剛到香港便迷上賭博，輸掉所有家產。四歲的惠英紅就跟著媽媽在灣仔討飯，賣口香糖給外國水兵。她觀察人的敏感度，在那時就已經開始修煉，因為一旦選錯水兵，很有可能要不到錢，還會挨打。“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在‘演戲’，你要老外願意給錢，就要裝可愛，要纏住他，要他對你印象好，第二天還願意給你錢，這不都是演戲嗎？”她回憶說，“對我來說，人生就是舞台，舞台就是人生，也許對別人不是，但我不需要太大的分野。”
14歲，惠英紅為了養家跑去夜總會跳舞。為張徹導演擔任副導演的午馬去舞廳探星時看到她，便邀請她去試鏡。最開始，午馬導演只是覺得這個小姑娘漂亮，身形夠高挑，但放在鏡頭裡一看，才發現她一點也不畏鏡頭，完全不像第一次演戲的樣子，天生有“戲胞”。原本是為了一個小角色試鏡，惠英紅卻拿下了女二號——77版《射雕英雄傳》裡的穆念慈。
印花上衣、半裙、腰帶 均為Céline
終於踏上自己的夢想之路，卻換來一場家庭風暴。“我媽覺得在舞廳跳舞一個月有1000多塊，演戲才500塊，根本不夠用。我哥剛去做武行，覺得電影圈很複雜，不希望我去演戲。我們整天吵架，我妹站在我這邊，我媽跟我哥一邊，旁邊我爸得了癌症躺在床上，每天靠嗎啡止痛，整個人都迷迷糊糊的。有一天鬧得特別厲害，摔東西摔得乒乒乓乓，我媽很生氣，一直說我丟了惠家的臉，要去做戲子。我就說，為什麽我哥做武行就不丟臉，我就丟臉？吵完之後，我一摔門就進了我爸的小房間。他那幾天一直迷迷糊糊，那一刻突然很精神，跟我說： ‘我相信你，你做任何事我都相信你，別管他們。’”
沒幾天，爸爸就離開了，但那句話在惠英紅腦海中，直到現在。
“只要導演不喊卡，
我就不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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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明星，現在聽起來風光，那時卻是苦工。香港流行武打片，很多女孩受不了挨打，現場跑掉的都有，而惠英紅卻是因此拿到不少角色。“哪怕受了傷，很難忍，導演不喊卡，我都不會停下來。因為一停下來，就代表前面那一段還要重來一遍，不如索性堅持到底。”
有一部電影，要惠英紅從16樓跳下去，下面就是馬路，只有一條威亞起保護作用。“本來是替身跳的，可上了威亞，怎麽樣他都跳不出去。搞了半天，太陽都快下山了，替身轉身走了，不賺那一萬多塊了，大家全都轉頭看著我。”惠英紅只有點頭。衝刺，跳不出去，再跑，還是跳不出去，就好像腳被一根繩子拉住。大家的臉都掉下去，斜著眼，戳戳手錶。
她跟國術指導說：“ 我跑過去，你給我一個力，把我推出去吧。”她真的就飛出去了，大腦一片空白，但那一刻，“不跳比跳更難過”。她被掛在三樓一個晾衣杆上，那根杆子穿過她的硬背保護衣，留下一道長長的血印。但如果不是這根杆子，她可能就直接掉在地上了。“我可以賴皮不跳，但我擔心會影響以後的發展。武打演員比文戲演員賺的錢少，但武打戲又賣得比文戲好，所以心裡一直不平衡。到被淘汰的時候，那個不平衡就更厲害。”
電影《長輩》劇照，惠英紅憑借本片獲第一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原本打戲是男人的天下，但惠英紅因為有舞蹈功底，一招一式都更有美感，反倒開創了武打片的新路。文化研究學者胡淑茵曾寫過一篇論文，分析《女演員銀幕前後的性別身份建構過程》：“惠英紅在銀幕前呈現出來的‘打女’形象，武功高強、果敢英勇，不失女性嬌媚，與傳統功夫片裡女性的弱勢地位截然不同，很多時候甚至遠超片裡的其他男性形象……正面展示了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中女性形象的變異，嘗試呈現女性作為一個主體的獨立精神性格。”
1982年，惠英紅憑借《長輩》獲得第一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成為第一位也可能是唯一一位靠武打片拿到影后的女演員。導演劉家良了解惠英紅家裡的情況，第一次帶她去了半島酒店吃下午茶。那時惠英紅都還沒有一件好衣服可以穿，有點寒酸地走進酒店。“一切都好豪華，豪華得讓我有點害怕，每個人都那麽漂亮。然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scone，擦了奶油吃，我覺得簡直是人間美味。”從那以後，只要有緣碰到，惠英紅一定會忍不住從那以後，只要有緣碰到，惠英紅一定會忍不住吃，但她卻從來不自己專門去買，好像偶遇的感覺，會讓scone更有記憶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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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沒多久，曾經拿獎拿到手軟的惠英紅，表演之路就走入困境——武打戲在香港不再流行，經紀公司又不想她演別的戲，破壞打女形象，其他導演和監製也不確定，打女惠英紅究竟能不能演文戲。短短幾年間，惠英紅從連軸轉拍戲到無戲可拍，整個人陷入抑鬱之中，甚至吞下一把安眠藥，想要終結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家人救起後，她突然覺得眼前的世界也活了過來。“失去的東西，總要自己一點點拿回來。”她不再介懷是不是主角，從電視劇裡的配角開始，重新找回自己演員的身份。
2010年，電影《心魔》中一位佔有欲極強的母親，把惠英紅再次推到“香港金像獎”影后的寶座。那時，已經距離她第一個影后獎杯整整28年。
她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有媒體想讓她找出以前的獎杯一起拍攝。她翻遍房間，才發現幾乎所有獎杯都在她抑鬱症期間被扔掉了。“那時候，真的不想看到任何跟以前拍戲有關的東西。”只有1982年那尊獎杯，因為被塞在床下的紙箱裡逃過一劫，找出來的時候已經發霉脫漆，經過一番修複才終於能夠勉強出鏡。
在和解中前行
惠英紅亮相第三十六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憑借《幸運是我》三度摘得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日本國寶級導演是枝裕和曾說，自己有一段時間差點想要放棄電影。整整兩個月，他食不下咽，消瘦了很多。但沒想到，讓他恢復元氣的卻恰恰是工作。原本他還擔心自己的狀態無法工作，可一到拍攝現場開始工作，就立刻原地復活。他從此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大概是‘不工作不行’的那種人。”在某種程度上，惠英紅也是如此。
2017年，她第三次站在香港金像獎的領獎台上，感受到一種“看山還是山”的豁達。“第一次拿獎，我一看獎杯是銅的，就直接把它扔在床下，因為那時在我看來這種東西是虛的，而我需要的是能吃飯的東西。第二次，我隔了28年又拿獎，中間跑過整個低落的過程，那個獎不只是證明我會表演。而這次，我內心是最平和的，但因為這部戲跟我媽媽有關，她又剛好走了，所以我的情緒不是為了那個獎，而是因為想念我媽媽。”
跟《幸運是我》中的芬姨一樣，惠英紅的媽媽也患有老年癡呆症，五十多歲就發病。電影《血觀音》拍到三分之一，惠媽媽去世。
電影《幸運是我》劇照，惠英紅
接這部戲的時候 ，惠英紅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用媽媽的樣子去呈現角色。“我有一次晚上8點多回家，一開門，繞過門廳，看到媽媽坐在餐廳裡，沒開燈。她一個人坐在飯桌邊，桌上擺著一盤菜，背景是整面牆的玻璃窗。飯桌很大，玻璃窗也很大，顯得她跟那盤菜特別小。當時我很難過，原來我媽這麽孤獨。”她說著，眼圈微紅。那個感覺給惠英紅很大的震撼，所以拍《幸運是我》時特意問導演“要”了一個鏡頭：芬姨一個人坐在客廳吃東西，放著音樂，點著一根已經燃盡的煙。她的身體微微地團起來，好像跟所有東西都保持著距離。
母女關係總是充滿著糾結，但惠英紅知道，她跟媽媽之間的愛從沒改變。在照顧母親的這麽多年間，彼此也都說過一些傷害對方的話。這個角色，既是她跟媽媽的和解，更是她跟自己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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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惠英紅，覺得自己比以前柔軟平和了很多，終於甩掉了不少“打女”身上曾經有過的刺，但是，這並不代表她對表演有絲毫放鬆。2018年，她在Fox拍攝的一部五集懸疑探案劇《心冤》中飾演一位高級總督察，整個拍攝過程她都非常享受，最終的結果也頗讓她滿意。她用一種神秘而得意的神情說，這個角色將會是下一個驚喜。“演戲是一種享受，每場戲我都會搞點‘小動作’，把自己的水準調高一點。我希望惠英紅這三個字就代表她很認真，無論她漂不漂亮，票房能賣到多少，但她能保證不讓人失望。”
“要做，就做最好的。”
化妝：Sharon Siu
髮型：James Lee at HAiR
製作：陳藝清 Yiqing Chen, Cody Hui
時裝助理：趙慧 Michelle Zhao
場地提供：The Murray, Hong Kong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