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陌生人的精子，生一個試管寶寶

原標題：我想用陌生人的精子，生一個試管寶寶

寫在前面

呈現複雜問題的多面觀察。

這一期的面面觀，我們來聊聊單身女性生育權。如果你是女性，你不想結婚，卻想要一個孩子——這會成為一個問題嗎？從技術上來看，這早已不是問題——只需在人類精子庫選擇合適的精子，通過人工授精或試管嬰兒技術，就有可能滿足自己的生育願望。但在中國，這一願望實現起來並不容易——現行的法律法規並不允許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是否應該取消這一制度限制？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在想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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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去美國買精子，生個混血寶寶——這已經成為了一部分中國女性的選擇。方法很簡單——使用輔助生殖技術。

所謂輔助生殖技術，主要是指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即試管嬰兒）及其各種衍生技術。人工授精技術，可以通過醫療器械，將處理後的男性精液直接注入女性的子宮頸管內；而試管嬰兒技術，則是通過促排卵取出女性卵子後，在體外實現精卵結合，再將受精卵移植回女性子宮。

對很多單身女性來說，購買精子庫的精子並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生育，完美解決了她們不想結婚、卻想要孩子的夢想。不需要與孩子生父有任何不必要的接觸，也不會產生法律上的糾紛。

但根據中國衛生部頒發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在中國「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正是這一條款的存在，許多女性選擇遠赴美國，實現自己的生育夢想。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機構和倡導者發起取消單身女性生育許可權製的倡導活動。她們當中，有性別平等倡導者，有不婚主義者，有女同性戀。為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設定的限制是否合理？你支持取消這樣的限制嗎？

互動

1 讓生育率失控？

限制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第一個理由，延續的是計劃生育的基本邏輯——為了控制生育率，不僅單身女性，已婚夫婦的生育權利同樣受到限制。但在中國的計劃生育制度已經大幅轉向、人口形勢陡然變化的當下，這一理由已不再成立。

2015年，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低至1.047。據人口學家測算，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達到2.1，才能保證世代更替，人口總量不增不減。2016年「全面二孩」放開後，中國的綜合生育率一度創新高，但隨後連續下滑。目前，合法生育的夫妻的生育意願仍然低於預期。2019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人口出生規模連續第二年出現萎縮，出生率創歷史最低。

2019年，社科院人口所發布《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指出，「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導致高度的老齡化和人口衰退，從而給社會經濟帶來多重挑戰「。中國目前面臨人口增長懸崖，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劇同時出現，若生育率不能儘快提高，將會面臨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的局面。

基於這樣的局面，生育率非常諷刺地成為支持取消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限制的有利論據。《輔助生殖技術對世界人口增長的作用及人口統計預測》（2018.4） 數據顯示，到2100年，IVF可能將為全球總人口貢獻3.5%的比例——約4億人。

據2018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15歲以上未婚人口總數為2.15億，再加上2300萬離婚人數，中國單身人口規模已達到2.4億。從全球來看，單身人口已佔到美國成年人口的45%，日本為32.4%，韓國為23.9%，而中國僅17.4%。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單身人口比例並不高。而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國單身人口很有可能會繼續增長，達到4億。根據2016年的一項調查，36.8%的中國單身女性認為不結婚也很幸福。在單身人口很有可能持續增長且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單身的情況下，無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低靡的生育率。

2 衝擊傳統婚姻家庭制度？

反對者的第二個理由，基於對一夫一妻傳統婚姻制度的維護。在這些人眼中，傳統婚姻制度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基石。

首先，一男一女的家庭組合，滿足了男女之間的基本性需求；其次，基於不同的性別優勢，家庭內部分工協作，促進生產效率，提高生育率和幼兒撫育質量；此外，單配偶製防止少數強勢男性壟斷女性的生殖權利，均衡分配生殖資源，避免了因爭奪伴侶而引發的暴力或針對女性的性暴力。總之，男權社會中一夫一妻制度的存在，降低風險，提高生產率，讓社會更加穩定。

而一旦允許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意味著女性不再需要進入婚姻，即可擁有自己的後代，這將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產生致命威脅。

而支持者則將這樣的選擇視作女性地位的真正提升，保障了真正的婚姻自由，讓婚姻和家庭都更加多元。

《中國日報》2017年報導顯示，一個城市的發展程度越高，單身女性的人數就越多，城市的發展水準與單身男性和單身女性的比例成反比。例如，上海單身男性的人數只有單身女性的1/4，且這些單身女性年齡大部分在30歲～35歲之間。文章還提到，城市中的大齡未婚女青年通常是受過高等教育且收入高的群體。所謂的「剩女」只是希望不被傳統的婚姻模式束縛，不盲目走入婚姻，用她們想要的方式生活。世界銀行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15～64歲的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69%，與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66%）、英國（72%）、日本（69%）基本持平。女性的收入在近幾年也在不斷增長。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經濟能力的提升，使得很多女性無需通過婚姻的形式來集聚財富或獲得穩定的未來，因此，主動選擇單身的女性越來越多。這同時也帶來了這種情況：「我不想結婚，但我想生孩子。」 開放生殖輔助技術給生育意願強烈的單身女性，讓女性不再受傳統的受孕方式限制，擴展了女性的自由選擇權利。

而將生育功能與婚姻功能相剝離，讓人們選擇結婚與否時的考慮更加自由、純粹。那些對婚姻有所顧慮的女性，不用再受「不得不在育齡階段與男性結婚」的限制，勉強自己步入婚姻，而有更多的時間和自由，與伴侶建立情感上的聯結；或者擱置婚姻，追求個人學業、事業的發展。

此外，對於想要有自己孩子的女同性戀者，她們可以實現與伴侶共同養育後代、組建多元家庭的心願。

3 單親／多元家庭不利於兒童成長？

一旦允許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孩子誕生在單親家庭或多元家庭（如拉拉家庭，或同時擁有一個伴侶以上的開放式關係）。在一些反對者眼中，這些不同於一夫一妻製的多元家庭形態，不利於兒童成長。搜狐網一篇2018年的報導顯示，破裂家庭的孩子由於父母死亡或離婚而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和正常的教育，容易形成悲觀、孤僻等不良性格特徵。廣州一項調查:子女因父母離異或死亡而十分難過的佔33.46%，表示不愉快的有44.4%，表示憤恨的有19.62%，保持活潑開朗的隻佔26.42%，存在孤獨、煩躁、易激怒、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高達73.58%。而美國心理學會的一篇文章則顯示，單親家庭的生活會給家庭裡的成人和孩子很大壓力。家庭裡的成員可能會不切實際地期望這個家庭可以變成一個雙親家庭；如果不行，他們可能會覺得有些事發生了錯誤。而關於多元家庭，美國著名心理諮詢師Karen Ruskin在她的個人網站上寫道，孩子早年時，當他們可以從照顧者上持續不斷地獲得愛的時候，他們會情緒平和穩定。但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由於他們的父母親們和伴侶們分手，這些成年人也在他們的生活中來來走走，孩子們就不會感到如此被愛，不再感到情緒穩定。他們會有被遺棄和拒絕的感覺。而這種情緒會使得他們在情感上受傷，反過來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愛。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的孩子會產生一種自卑感，低自我價值感和低自信心，這也會對他們的學業和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而支持者則根本性反對這一觀點。《兒童發展》的作者，著名心理學教授Laura E. Berk指出：通過供者人工授精而受孕的兒童在心理健康、同輩關係或者性別認定方面與異性戀家庭的孩子別無二致。發展心理學家Bronfenbrenner根據最新研究提出，兒童受到複雜社會關係的多層面影響。從微觀角度，比如兒童的個人性情、外觀，逐漸到與鄰裡、學校的關係，最後到宏觀的文化價值觀層面，越是微觀，影響越大。所以，情感牽絆、家庭教育、延伸家庭（祖父母等）、學校教育等多方面對孩子都有影響，並且更加深遠。

（圖片：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理論）

《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中採訪的丫頭（化名）就是一個例子。她的父母開明，朋友支持。對孩子來說，這些愛和關懷理解才是使其健康快樂成長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簡單的「父親」身份的存在。

然而，正如反對者的觀點，中國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認為合法婚姻制度下的一父一母才是對孩子最有利的家庭壞境。缺少父親的家庭被認為「有缺失」「不幸福」。在這種壓力下，單身媽媽及其孩子會被以各種有色眼鏡評判，被各種言論所傷害。此外，若單親媽媽的心理素質不夠強大、缺少足夠先進和正確教育理念，而將情緒轉移發泄到與孩子的相處中，無法給孩子全方位的愛和安全感，這樣反而對孩子的心理造成創傷。非婚生子本身不是問題，對於多元化家庭模式的存在的誤解和偏見，以及社會制度不健全，才是真正的缺陷。

4 帶來自身健康風險

反對者強調，讓身體健康的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將給她們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有報告指出，多卵獲取是一個十分不舒服的過程，需要許多臨床訪問，多次注射激素和許多小手術。這個過程包含兩個階段：卵巢抑製和卵巢刺激。這兩個階段都需要使用強大的激素和其他藥物來操縱女性的身體，為此可以一次性產生許多，通常是十幾個或更多的卵子，而不是正常情況下的一兩個。卵巢刺激最直接的後果之一是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HSS）。美國生殖醫學會（ASRM）標註道，10～20％的促排卵周期（cycles）都會發生輕度OHSS癥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和腹脹。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癥狀可能持續或惡化，包括體重迅速增加，胸膜和腹腔組織和器官之間的空隙中的漿液積聚，呼吸困難和其他異常。更嚴重的則需要住院治療，而這也「並不罕見」。血栓栓塞、腎功能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卵巢破裂出血，都被報導發生過。

相比那些不得不通過試管技術實現生育的不孕症患者，身體健康的單身女性完全可以通過與異性結合自然生產，不必冒這樣的健康風險。

而放開限制的支持者認為這一論證非常薄弱。輔助生殖技術的風險，對於單身或已婚女性同樣存在；要想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生育孩子的人，都要面臨這樣的風險。比起滿足自己的生育夢想，冒這樣的風險是否值得，決定權應在當事人手中。在保障知情權的前提下，要不要生孩子，通過什麼方式生孩子，應該由單身女性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地為其做決定。

5 倫理風險

反對放開限制者還指出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可能存在一系列倫理問題。比如，使用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可能造成孩子的父親不明，有可能導致近親生育；若孩子的母方出現意外，孩子應該由誰來監護？若選精生子的單身女性日後步入婚姻殿堂，男性一方和孩子的關係如何界定？他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規定的贍養孩子的責任和義務？又或者，如果和孩子有血緣關係的男人在往後出現，法律又該如何判定其與女性、孩子的關係？

來自《生命倫理學導論》的一個案例，呈現了這種倫理風險：

此外，有人擔憂如果單身女性可以基於個人需要而對精子進行主動挑選，可能會造成後代中男女比例失衡和人類物種基因庫多樣性的喪失，通過選擇某些「優質精子」而造成社會內部各層級進一步分化和固化，甚至在未來這種生殖方式成為主流時可能造成對通過自然方式出生的「劣質嬰兒」的歧視。

不過，支持放開限制者會認為這些擔憂都是杞人憂天，因為人類完全可以通過對相關技術進行嚴格和科學地管理來避免這些問題。例如，現有的法規已經對可以使用這類技術的主體的基本條件以及他們的權利、義務做出了明確規定並確保相關方知情同意，避免了有關後代監護權撫養權等方面的糾紛，同時保障了後代的權利。也明確說明捐精者的精子最多只能提供給五位女性，而且嚴禁使用相關技術來進行性別選擇，而對供精者只是在身體健康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對精子的可選擇範圍也進行了限制。從而避免了該類技術被濫用。

爭議2：對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限制是否「合憲「？

支持取消限制者，便以此為著力點，指出當前限制文件的「違法」「違憲」之處：

1974年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通過的《世界人口行動計劃》第14條(f)明確提出：「所有夫婦和個人都有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生育孩子數量和生育間隔並為此而獲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權利「，這裡所說的「個人」顯然是指單身人士。

關於生育權是基本人權這一點，儘管實施了四十餘年的強製計劃生育制度，中國官方也必須承認，「生育權是一種基本的人權，它是先於國家、先於法律發生的，因為生育問題在國家出現以前就有了，原始社會就有。」「而那些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先於法律的權利，譬如生育權，從法律上說是不能夠被剝奪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在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立法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然而，在中國國內法中的「生育權」，它的主體和內涵卻並不明確。

1 生育權的主體——僅限「夫婦」，還是包括「單身女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九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第十六條都規定了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這兩部法律並未對生育權做出明確地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這是立法中首次提到婦女的生育權。而其中的「國家有關規定」，普遍認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下簡稱計劃生育法）。

計劃生育法的第十七條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夫妻雙方在實行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並在第十八條說明，「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計劃生育法與憲法、婚姻法都只是提到了「夫妻」——即出於婚姻狀態中的公民——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而沒有單獨對婚姻狀態外的公民（下面簡稱為單身男女）在生育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做出具體的說明。也就是從字面上看，既沒有說單身男女沒有生育權，也沒有說單身男女有生育權。

這為立法解釋留出了空間。

2017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在對人大代表戴海蓉於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出的關於修改《計劃生育法》的建議的答覆中提到：「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未否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根據「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常理，這似乎應該說明單身女性也同樣擁有生育權。2002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炳禮在接受記者某次專訪時則明確表示：單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權利。

2 單身女性生育，是否違反計劃生育制度？

目前的計劃生育法和各省的計劃生育條例幾乎隻提到「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過去為一個子女），但並沒有明確說不提倡單身女性生育或者如果提倡的話生幾個。所以從字面上看，單身女性生育行為並沒有違反計劃生育法。

而從計劃生育法立法的意圖看，它主要是為了對生育行為進行有計劃的調節，所以它既可以對已婚公民（即夫妻）的生育行為進行調節，也可以對未婚公民的生育行為進行調節，不需要一刀切限制婚外生育行為。

事實上，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就通過《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實現了對未婚公民生育行為的調節（限定只能生育一個子女），其中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所以，單身女性的生育權與國家的計劃生育相關法律與政策並不必然衝突。因此沒有必要在2003年新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以及相關文件中單獨地對單身女性做出限制（事實上在舊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中並沒有這個限制條款）。

此外，根據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由於生育權屬於基本人權，所以「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對公民來說不是強製性義務，是倡導性義務，主要採取國家指導、群眾自願，因此必須從鼓勵和提倡入手。」從這個意義看，我們更不應該通過直接在相關文件中通過限制包括單身女性在內的某些公民接受輔助生殖技術來強製他們履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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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C計劃(公眾號ID：PlanC-Edu)，作者：柴偉佳、屈玉嬋、孫佳怡，編輯：藍方，排版：魚香，轉載敬請直接聯繫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