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科技訊 12月14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導，谷歌曾經以開放透明的公司內部文化而著稱矽谷。員工可以查看公司幾乎所有內部文件。
但隨著公司規模不斷擴大，谷歌期望將對敏感信息的訪問限制在“需要則知道”的基礎上。公司高管們表示，他們一直在執行既定政策，而部分員工則認為谷歌公司文化“徹底崩潰”，關於谷歌內部文化的衝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每天早上，谷歌員工都會收到一份名為《每日內情》的內部通訊刊物。11月14日，谷歌首席律師肯特·沃克(Kent Walker)在該刊物上表示，這家有21年歷史的公司已經發展得規模足夠之大，允許員工查閱幾乎所有內部文件的政策已經不合時宜。他寫道：“當我們規模還很小的時候，我們全都在一個團隊中合作開發一個產品，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做出商業決策。”“現在很難向一家擁有10萬多名員工的公司提供所有事情的完整背景信息。”沃克的言論在谷歌內部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許多大公司會將對敏感信息的訪問限制在“需要則知道”的基礎上。但在谷歌的部分員工中，沃克言論立即引起了激烈反應。在一個內部消息論壇上，一名員工將這種數據限制策略描述為“谷歌文化的徹底崩潰”。一位工程經理對沃克的言論進行了長篇抨擊，稱其“傲慢且幼稚”。“需要則知道”的政策讓我們失去了某種形式的信任和尊重，而信任和尊重又是在這裡工作的重要內生動力。”這位經理寫道。
抱怨也演變成了直接行動。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一群谷歌編程人員開發了一個工具，員工可以選擇在每次打開任何文件時都自動發送郵件提醒沃克。向沃克發出的大量通知是為了抗議沃克對員工職業生活細節的控制。
“在數據安全政策方面，我們從未打算阻止員工分享技術知識和信息，我們也沒有限制任何人討論公司舉措或提意見，”谷歌一名女發言人在電子郵件中說。“我們有責任保護我們的用戶、業務和客戶信息，這些活動必須符合我們的數據安全政策。”
這些行動只是近兩年谷歌持續出現內部衝突的最新態勢。去年秋天，約有2萬名員工因該公司對被控性騷擾高管的慷慨行為而舉行了罷工，還有一小部分員工因谷歌為美國軍方開發產品而辭職。今年早些時候，谷歌聘請了為如何打擊公司勞工組織提供谘詢服務的IRI顧問公司；最近還以違反訪問敏感數據相關政策為由解雇了四名員工。
谷歌員工的反抗程度到底達到何種規模很難衡量。公司層面試圖將其描述為來自公司低層一小撮不滿者的行為。谷歌內部留言板也沒有單方面支持反抗的信息。一名員工在內部留言板上寫道：“我們希望在進入職場後專注於我們的工作，而不是每隔幾天就應對一輪新的憤怒，或者就支持或反對谷歌最新項目的請願書進行投票。”
不過，該公司似乎陷入了一個抗議逐步升級的怪圈。沃克的批評者說，他11月14日發表的郵件內容是對谷歌最顯著特點之一——內部絕對透明度——的廣泛侵蝕。根據對十多名現任和前任員工的採訪結果並綜合相關內部信息，這場鬥爭表明谷歌高層與部分員工之間缺乏信任。
當谷歌不斷發生變化時，衝突也隨之而來。12月3日，2015年接任谷歌首席執行官的桑德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為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負責人。其升遷標誌著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裡·佩奇（Larry Page）積極參與公司運營宣告結束，而正是這兩人創立了谷歌獨特的內部文化。
皮查伊有時支持內部行動。他在員工抗議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時發表了講話，並就谷歌內部發生性騷擾事件向員工道歉。他手下的高管們多次會見批評公司參與軍方工作的員工。但據一位曾與谷歌合作的人說，一些谷歌管理人員早就對內部激進主義失去耐心。據其中一名員工透露，高管們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與持不同意見的員工代表會面了。
沃克在《每日內情》上撰文指出，組織必須隨著發展而改變。但他同時指出，他所描述的政策一直都存在。“從谷歌的早期開始就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他寫道。這尤其激怒了幾名長期在谷歌工作的員工，他們在內部留言板上表示，沃克的言論與他們自己的記憶不相符。對其中一些人來說，這一事件表明他們對領導層的信任出現了更大範圍的崩潰。
谷歌技術項目經理布魯斯·哈恩（Bruce Hahne）說：“我想要相信執行管理層說的一切——披露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什麽都不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目前處於這種狀況。”
51歲的哈恩並不滿足谷歌管理層對內部抗議者的安撫。他於2005年加入公司，隻比皮查伊晚了一年，來谷歌的部分原因是自己被公司組織世界信息的使命所吸引。在公司無數的爭議中，他的夢想逐漸破滅。在一篇網絡文章中，哈恩將谷歌比作一台“流氓機器”，“最初是為了善意而創造的，但本質已經變得腐敗且具有破壞性”，其很像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的人工智能電腦Hal 9000。“你不會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流氓機器，”哈恩寫道，“相反，你會想出一個計劃，禁用機器的部分功能或者拆除故障零組件，然後試圖對機器重新編程，使其達到最初的目的。”
20年前谷歌成立時，它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企業實踐。員工可以查閱公司幾乎所有的內部文件。例如，從事谷歌搜索工作的程序員可以深入谷歌地圖的軟體框架中，複製一些代碼來修複bug或調用某個功能。員工還可以查看頭腦風暴會議中的筆記、項目評估結論、計算機設計文檔和商業層面的戰略計劃。當然，這種開放性並不適用於用戶信息等敏感數據。
這個想法源自開源軟體的開發。覆蓋範圍更廣的編程社區通過向任何有想法的人免費提供代碼來協作開發。這種理念擁有技術上的優勢。“這種相互關聯的工作方式是谷歌發展到今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今年7月之前一直在谷歌工作的軟體工程師約翰·斯潘(John Spong)如是指出。
就在2015年，谷歌還在人才招聘以及公關策略中炫耀自身的開放性。“至於透明度，這是我們所做每件事的一部分，”時任谷歌公關負責人的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在當年的一次採訪中說。他當時指出，員工可以隨時訪問軟體文檔，並表示員工“有義務發出自己的聲音”。
谷歌的開放性對公司內部活動家來說也很有價值。他們遍歷公司的系統，尋找有爭議的產品開發證據，然後在同事中傳播自己的發現。此類調查是針對谷歌參與軍方項目發起抗議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參與這項行動的一些人被稱為“內部記者”。
但谷歌管理層會有不同的看法。去年11月，谷歌解雇了四名工程師，稱他們一直在“系統地搜索其他員工資料和工作”，包括在他們的工作範圍之外搜索、訪問和分發業務信息。這些工程師說，他們積極參與了一場反對谷歌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合作的內部活動，並否認違反了公司的數據安全政策。
被解雇的員工之一麗貝卡·裡弗斯(Rebecca Rivers)表示，她最初只是登錄了向所有員工開放的谷歌內網，並在谷歌雲平台輸入“CBP”和“GCP”。“就是這麽簡單（就進去了），”她說。她說：“任何人都能輕易發現它。”
谷歌在一封描述解雇事件的內部電子郵件中，指責一名員工未經允許跟蹤同事日程表，以一種讓目標員工感到不舒服的方式收集有關私人和工作會面的信息。最近被解雇的員工之一勞倫斯·伯蘭(Laurence Berland)承認自己曾訪問過公司內部日程表，但他表示這些日程表並不是私人的。他通過這些郵件也證實了自己的懷疑，即公司正在審查並“協助監視”維權員工。伯蘭於2005年加入谷歌，他補充說，他覺得公司是在懲罰他，因為他違反了一項莫須有的規定
谷歌拒絕透露被解雇的四名員工身份信息，但公司發言人說，跟蹤日程表的人獲取了未經授權的信息。
其他員工說，他們現在不敢點擊其他團隊或部門的某些文件，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可能會受到懲罰，谷歌說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一些員工將這些政策解讀為公司試圖打壓對某些項目的批評，而員工人認為這些項目違反了公司的行為準則。這些員工引用了代碼中積極鼓勵異議的條款:“不要作惡，如果你看到你認為不對的東西，就大聲說出來!”哈恩說，員工們“試圖在公司內部報告有問題出現，但在某些情況下谷歌並不提倡這些信息的出現。”他說，谷歌辦公室裡現在有一種“恐懼氛圍”。
谷歌寬鬆的工作場所文化是矽谷就業品牌的典範。但是透明度並不是普遍存在的。蘋果和亞馬遜均對員工的工作範圍有著嚴格的限制，以免敏感項目的細節洩露給競爭對手。開發手機攝影頭的工程師可能不知道開發作業系統的同時在做什麽，反之亦然。類似限制在政府業務承包商和其他常常需要與謹慎客戶打交道的公司也很常見。
傳統上，谷歌的商業運作細節並不需要這種程度的保密，但情況正在發生改變。谷歌的雲業務尤其需要說服客戶，公司可以處理敏感數據並自如應對各個獨立項目。這使谷歌與慣於保守秘密的競爭對手更為相似。谷歌內部的抗議活動本身也引發限制的層層加碼，因為高管們希望切斷活動人士的工具，他們認為這些活動人士是在惡意操作。
谷歌領導層已經認識到，調整一種已經扎根了20多年的內部文化相當微妙。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去年10月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次活動上表示：“如今員工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積極性要高得多。”
哈佛大學商學院領導與管理學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son)說，在接軌傳統企業的過程中，谷歌要說服對此不情願的員工，其理想主義的歷史反而增加了高管的工作量。她說：“如果你要做一些被認為是改變以往慣例的事情，你必須解釋清楚，這一點非常重要。”
谷歌前人力資源總監、現任辦公軟體初創公司Humu首席執行官的博克認為，谷歌在這方面並沒有取得成功。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或許Alphabet是一家與過去不同的公司。”“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得到了這份備忘錄。”（騰訊科技審校/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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