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教 | 青少年近視防控納入政府績效考核，該“問責”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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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丙奇（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最近幾年，農村學生視力不良上升的速率已經開始超過城市。教育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年底前將摸清全國各省兒童青少年視力狀況，兒童青少年視力不良一年中沒有改善將被追責。

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的《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並擬將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指標。兒童青少年視力不良一年中沒有改善將被追責，是對這一方案的具體落實。

但將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指標，真能起到改善兒童青少年視力的作用嗎？

這取決於兩方面，其一，能否切實做到對地方政府用升學率指標考核學校進行問責，其二，能否堅持做到依法治教，保障並監督學校依法開展教育教學。如果做不到這兩點，問責就可能被弄虛作假應對，在檢查視力狀況時造假，比如讓學生做手術矯正視力。

眾所周知，我國學生近視問題，與三大因素有關。一是學生學業壓力大，用在學習上的時間過多，二是出於安全等因素，一些學校對學生進行圈養教育，減少組織體育鍛煉、戶外活動，三是學校教學中過度依賴電子產品，而家庭對學生使用電子產品也缺乏有效監護和引導。

這三方面因素，都與政府部門對學校不合理的管理、考核評價有關。問責應該追究地方政府采取不符合教育規律，片面追求升學政績的責任，以及不依法治教的責任，追究了這些責任，也就給學生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近視的問題也就得到治理。

我國基礎基礎存在比較嚴重的應試導向，盛行“唯分數論”、“唯升學論”，很多人把唯升學論歸於單一分數評價體系，但其實，這主要是對學校的考核產生的問題。

很多地方政府就用學校的升學率考核學校校長和教師，於是，學校不得不抓升學率，圍著升學目標辦學，一些與升學無關的教育就被邊緣化。

在日本，學生的升學壓力也很大，然而，學校辦學卻不是升學導向，原因是學校必須按規定完成所有教育教學活動；在加拿大，大部分公辦高中學校甚至不管學生高中畢業之後是否申請大學，因為這完全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學校要做的是按高中教育要求教育學生。

為扭轉基礎教育的應試傾向，我國教育部已多次發文禁止宣傳、炒作升學率，但是，還是有不少地方政府教育部門，按升學率評價學校辦學，然而，卻不見地方政府被問責，如果地方政府認為升學政績遠比改善視力政績重要，那誰會在乎改善視力政績？

不依法治教，在學校發生意外傷害事故之後，地方教育部門不依法界定學校應該承擔的責任，而是息事寧人，“任性”處罰學校校長官和老師，則讓學校不堪重負，擔心出安全事故被問責，加之追求升學成績，學校也就采取圈養模式，體育活動與戶外活動越來越少。這也屬於地方政府的責任。

我國已經明確，針對校園意外傷害事故，應該依法調查，如果學校沒有責任，就不應該承擔責任，為此，要對胡亂問責的地方政府教育部門追究不依法治教的責任。這才能給學校減負，讓學校放心地開展有益於學生身心健康的教育。

我國一些中小學過度依賴電子產品教學，也是由於一些地方教育部門“瞎指揮”，把教師使用電子產品教學作為一項硬性考核指標，於是，不管適不適合採用電子產品教學，大家都搞資訊化，於是電子產品使用泛濫。

如果學校實行現代治理，那麽，由教師委員會論證哪些課程可以使用電子產品，怎麽使用，也就不會出現濫用的問題。因此應該約束行政權力對學校辦學的干擾，要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

所以，治理兒童青少年近視問題，對政府部門進行政績考核，不應是直接針對視力，而應該是導致兒童青少年近視率提高的政府管理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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