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境下的韋伯思想：接受、影響與反思

在中國社會學界，討論最多的西方社會學家當屬馬克斯·韋伯。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都持續促進著中國學者思考如何解讀自己的國家，如何在中國語境中理解並反思韋伯對中國的刻畫。這一理解、反思的過程本身也成為了中國社會思想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近日，北大文研論壇召開了“中國現代文明語境中的馬克斯·韋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本次研討會上，有許多參會學者從中國接觸韋伯的過程，以及韋伯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發兩個方面，介紹了中國語境下的韋伯理論。

中國接觸韋伯的過程

此前大多數人認為韋伯思想進入中國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但是參與討論的蘇國勳教授——也是普遍公認最早系統性研究韋伯的中國學者——提出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有韋伯的書籍傳入中國。1936年，曾經留學德國的鄭太樸先生就翻譯並出版了韋伯的著作《經濟社會史》，這是韋伯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一本中文書籍的封面上。而在整理燕京大學時期的檔案時也發現，費孝通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評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章，只是從未公開發表過。因此，中國接觸韋伯的時間或許要比原先認為的更早一些。

經過中國歷史的一段動蕩時期，80年代中國再次接觸到韋伯的思想，而蘇國勳教授正是這一次接觸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正值蘇聯的影響逐漸消退，韋伯思想再次成為可以研究的內容，蘇國勳教授作為社科院的學生，被準許在給定的認識論或辯證法的主題之外選取研究方向，而這就開啟了他研究韋伯思想的生涯。經過數十年的研究之後，當今中國的韋伯研究已經相當發達，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兩部著作都已經有了至少3種譯本，而《韋伯作品集》也已經出版了十幾冊。

除了韋伯的一手文獻之外，參與研討的台北醫學大學蔡博方教授則分析了韋伯二手文獻的中文譯介過程。他將這一過程的結構看作是形成韋伯目前在中國的形象的內在原因之一。蔡博方教授把所有的二手文獻分為傳記、理論述說和理論闡發三種，以描述性-批判性的系譜為橫軸，以傳記-思想的系譜為縱軸，給這些文獻定位。由此，就可以從歷時性的角度研究這些二手文獻在譯介過程中的發展趨勢。

蔡博方教授指出，理論闡發類的文獻呈現出收斂的趨勢，從社會學思想，到社會理論，直到收斂為社會學理論。而理論述說類的二手文獻則呈現出發散的趨勢，著重的方向各不相同。從這些發展來看，80年代的韋伯形象似乎還遺留下了不少問題，例如怎樣看待韋伯本人的生涯與他作品之間的關係，等等。這就意味著必須將這些二手文獻的譯介重新放回到80年代的社會環境中去思考。考慮這一時期的韋伯形象，注意到韋伯如何在中國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影響之後韋伯思想與形象的發展，也促進我們去思考韋伯與當下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韋伯思想對中國的啟發

研討會中更多的學者從韋伯的思想——理論與方法論的角度，探討韋伯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發。蘇國勳教授提到，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並不單一，許多因素都可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可以稱作“多元因果分析”。曾經我們純粹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人們的行動，以利益最大化作為理解現象的唯一原因。但是韋伯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揭示出，無論如何文化、精神的因素也都起到了作用。“新教倫理”這種精神要素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就具有選擇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正是這一種新的聯繫方式讓我們意識到，應當有多種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才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並非由某種單一的因素起到決定作用。這種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以及其建立的選擇親和性關係，不僅拓寬了視野，也使我們擺脫了決定論思想的桎梏，從更加全面的角度來理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背後的種種因素。

另外，蘇國勳教授還認為韋伯的理論彌合了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衝突。韋伯將個人行動背後的利益驅動與結構制度的製約結合起來，在制度之外也尋找人們主觀行動背後的意願。這種結合不再簡單地將人們的行動完全禁錮在結構的限制當中，也不會完全從解構的角度把一切還原為行動。這對於日後我們理解社會行動的方式有重要的影響。因此，結合上面提到的文化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韋伯的這種分析就是將利益、動機和制度分析與社會類型、文化與結構分析整合在一起，這就將原先長期對立的行動與結構要素彌合在了一起。閻克文教授也同樣提到，韋伯比較強調個體主觀行動背後的意圖，集體則在本質上都是個體的複合體，由此弱化了集體的能動性。韋伯為我們提供了理想類型的方法論，他有關觀念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這些想法都對後來中國法律、政治、社會研究等等給予了啟發。對於當時的中國思想界來說，唯物和唯心二者的高度對立由此得到了一定的緩解，韋伯的理論在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釋的可能性。

值得反思的韋伯中國研究

當然，蘇國勳教授也認為有必要對於韋伯這一跨文化比較研究進行反思——並非從史實或者文本細節層面尋找瑕疵，因為受到時代和條件的限制，韋伯從未到過中國，也沒有中文閱讀能力，所以不必在這一層面苛責他。對於韋伯的批評則應該重視其理論和方法論中的問題，例如蘇國勳教授認為韋伯似乎持有歐洲中心論和宗教進化論的思想，忽視了儒教本身作為一個道德性的民俗信仰所具有的獨特之處。

另外，在韋伯對於中國的分析中，他的主要關注點集中在文人政治和儒教上，並未進行非常全面的考察。克斯勒（Dirk Kaesler）教授指出，由於韋伯的主要問題和興趣並不在於中國，而只是使用這樣的比較研究試著解釋德國的問題，因此他不免對於中國的想象顯得有些偏頗。例如，韋伯將古代中國文人的地位想象得非常高，達到接近皇帝的地位，然而顯然這是有些誇張的。克斯勒教授認為，由於在韋伯當時身處的德國，知識分子正逐漸失去話語權，因此他傾向於將中國想象成一個他理想化的文人治國的地方，這也是他不願觸碰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的原因。

另一些韋伯的中國研究所產生的問題則來自其他學者對他的解讀之中。由於韋伯提及中國的部分集中於宗教社會學，韋伯也的確有些過度強調了儒教的作用，導致人們忘記了他的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將一切都歸因於宗教問題，因此中國對於韋伯的討論曾一度集中於是否必須要在中國發展新教的倫理體系才能促進現代化。事實上，這是將新教倫理放在決定論、一元論的方法之下進行反思，這顯然是有悖於韋伯本人的方法的。概括來說，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誤解：將韋伯理論看作一種現代化理論，認為韋伯論述的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並把選擇親和性關係直接看作了因果決定關係。在費瑞實（Thomas Frohlich）教授看來，將宗教看作現代化工具的理解是倒置了韋伯的論述。因此，我們也應該關注除了儒教等宗教體系之外其他的要素，例如Matthias von Gehlen教授就試著從中國傳統對購買房地產的態度出發，解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中國與日本的比較當中，von Gehlen教授認為不同的文化傳統也導致了兩個國家發展出了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除了對於購買房地產的態度之外，他還提到結婚的早晚、性別地位的不同以及企業輩分原則的影響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影響。田耕教授則從宗教之外的政治角度尋找新的問題：韋伯支配社會學論述中的家產製問題也是一個跨越東西方的共同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在東西方的不同反應也構成了中國並未遵循西方現代國家發展路線的原因之一，因此如果進一步探索對於家產製國家背後的傳統的比較研究，也會對之後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有更好的理解。

由此可見，學者們對於韋伯在中國語境下的呈現主要關注兩個方面，即中國接觸韋伯文獻的結構性過程，以及韋伯理論和方法論的影響。我們既繼承也反思了韋伯對於中國的刻畫，建立並破除了許多我們對於韋伯理論的誤解，同時韋伯的看法也為未來的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這都意味著，儘管距離韋伯去世已經接近一個世紀，他的思想仍然值得中國學者繼續討論、反思。在中國學者理解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努力中，韋伯將始終佔據重要的地位。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