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京華煙雲》、《風聲鶴唳》……林語堂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中英文雙語作家的身份。然而，他的文化批評、政治主張和社會實踐卻很少被公眾了解。實際上，林語堂經歷了二十世紀戰爭與炮火的歲月，在把中國文化介紹給世界的同時，他也承擔了批評家的角色，不是單從民族主義的視角，而是把視野面向了整個現代文明。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林語堂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說《京華煙雲》《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林語堂的成長與教育同時浸透著中西兩種迥異的文化，這為他後來的文化批評和政治評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林語堂從小在教會學堂長大，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就來到北京，接受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等到林語堂從哈佛和萊比錫大學留學歸國後，他對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時興的各種新思潮抱著“本能的同情”，堅定地相信中國的未來必將走向現代化，而其首要標誌就是引進“賽先生”，新文化運動的兩個訴求之一。
林氏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是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的容忍哲理。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做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並不是簡單地“向權力言說真理”，還要面對荷槍實彈的武力威脅。林語堂參加了“平社”運動，與胡適一起成為了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後來，林語堂還和胡適、魯迅一起參與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但由於出發點不同，最終不歡而散的結局證明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難境遇。
林語堂思想的另一個面向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闡釋後發展出的一套“抒情哲學”。林語堂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自認為自己的傳統文化知識有很大漏洞。在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高潮時期埋頭惡補中國文化知識，這使得林語堂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別具一格：更超脫、更富於理解，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把自己這套 “抒情哲學”推向世界並大獲成功，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仍具備著可用資源和理論活力。
相比起其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大家，林語堂的人生經歷和批評範疇更具有跨國性和全球性。林氏批評具有全球性的普世關懷，他對文明的探索不僅限於中國的複興，也包括對整個世界的現代性的反思。二十年代泰戈爾訪華，林語堂對一個被殖民國家的詩人受到宗主國大肆追捧不以為然。四十年代在美國，林語堂作為國際舞台的知名人士，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發表演講，為印度獨立事業不辭辛勞。他嚴厲批判了二戰時期西方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情結。現代文明執拗於物質主義和強權政治，西方現代性在本質上出現了問題，美蘇兩極對抗後的世界不會有真正的和平。林語堂期盼西方和中國的宗教資源來抵抗和修正現代性的庸俗。
林語堂是一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作家，在各種思想理論流派紛爭的三十年代，林語堂的思想已經具有“全球化”和“走出去”的前瞻性。“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林語堂的跨文化心路歷程不僅是現代中國文化體驗的一面鏡子，也與當下中國的現代旅程息息相關。
最近出版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以中美知識交往史為主要背景，敘述了林語堂跨文化之旅的一生，努力勾勒出一個全面的、全新的林語堂。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下文節選摘錄自本書的第九章和第十章。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錢鎖橋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東方智慧與現代病
1942年美國聖誕節季節書市退出林語堂選編的《中國印度之智慧》一書。在此（引言中），林語堂對西方現代思想的基石展開一系列批評。“引言”是要引導讀者閱讀中國文化經典名著，但該引言以一段詩文結尾，很顯然引自其未發表的長詩，對弗洛伊德主義竭盡諷刺挖苦，並呼籲東西文明相會共建新文明：
我們的心靈和身體
再也沒有隱私；這幫精神歷史的學者
撕掉了我們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
把我們赤裸裸、戰戰兢兢的靈魂丟進灶房間，
把廁所變成了公共畫廊；
他們讓愛情祛魅，讓浪漫之酒變酸，
拔掉傲骨的羽毛，讓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
人類神聖的內在心靈，被拋出神殿，
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
人性的概念被顛覆，被糟蹋。屁股
從人體中打掉，支架不住；
必定得垮。現代知識已經支離破碎，在其廢墟上
一個新世界必須重建，必須由東西方共建。
如果說《中國印度之智慧》充分展示了林語堂作為一個跨文化學者淵博的學識，那麽《啼笑皆非》突顯出林語堂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銳利的鋒芒，為探尋人類文明的未來而掃清障礙。前者曾被譽為林語堂的“巨著”，林語堂自己卻認為後者乃其最重要的作品。兩者確實相關聯。後者可以看成林語堂的一種嘗試，還不能說是嘗試讓東西方共建一個新的世界，而是嘗試讓東方智慧作為資源，對戰時政治，以及由“科學唯物主義”（特別是所謂的“地緣政治學”）統領的西方文化現代性展開批評。該書出版後，有評論者稱書名應該改為“介於憤怒與抗議之間”（原書名直譯“介於淚與笑之間”），林語堂在美國的形象也為之一變，本來被奉為“雍容文雅的哲學家”，現在成了一個“牛虻”，甚至有人覺得是一個脾氣暴躁、腦子有問題的“牛虻”。因為這本書對西方進行嚴厲的批評與挑戰，不僅譴責戰時的強權政治，而且深挖強權政治背後的思維模式。而他的批評根據借助於東方智慧：佛教、儒家和道家。
從右至左：魯迅、林語堂、伊羅生、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於上海，1933年。改革開放前，國內出版界刊登該照時林語堂和伊羅生的影像被抹去。
首先，林語堂引用佛教報應理論來表達對當下時局發展的極度不滿，對戰後的危局發出警告。“事實崇拜”理論宣揚經濟決定一切，數數炸彈的數量便能決定能否打敗希特勒，但是報應論要求我們用長焦距看歷史，要探究事務的來龍去脈。林語堂解釋道：“簡單來說，報應論要我們對自己的道德思維和行為負責，因為思與行和過去及未來構成因果關係，而我們永遠處於因果關係鏈之中。”東亞文化受佛教影響，報應觀念早就深入人心。中國俗語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林語堂指出，按照佛教報應觀，丘吉爾的戰爭觀——“先把仗打贏，再講為何而戰”——完全站不住腳。丘吉爾的“先把仗打贏”說就是一個面具，表明他不願擺脫過去又渴望擺脫未來。報應觀告訴我們：一個人當下所經歷之事乃過去所作所為累積效應使然。丘吉爾不想承認這一點，因為他不想承認西方帝國主義和當下的戰爭有任何關係。更為危險的是，他想逃脫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即西方帝國在戰後必將消失。林語堂用再明確不過的語言再次強調，亞洲的崛起是不可逆轉的，這也意味著“帝國主義時代的終結”。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興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為白人有，亞洲人沒有”。丘吉爾可以不讓印度獨立，但丘吉爾擺脫不了報應。假如西方精英和決策者拒絕承認這種歷史潮流，那麽，林語堂說得很直白：他們就是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播種，那將是一場恐怖的、白人對全世界有色人種的大戰。
當今世界急需一種和平哲學，可是在二十世紀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語堂稱之為“道德上的惡性腫瘤”。西方奉行“先把仗打贏”再說的政策，可是“所有導致戰爭的根源——權力平衡術、強權邏輯、貿易、種族歧視——一個不少，原封不動”。和平哲學本質上是對人的理解、對人性的理解。二十世紀西方文化把人理解為經濟人。和平的問題，或者說為什麽無法思考和平的問題，就是起源於這種經濟至上的思維模式。人的問題都是通過數學百分比來考察，那麽和平的歸宿就是一個如何在經濟上提高人們生活水準的問題。歐洲已經變成一個“屠宰場”，西方的精英和決策者還在計劃用經濟模式讓全世界歐化，繼續擔負起“白人的負擔”這種十九世紀帝國主義邏輯。就“白人”而言，林語堂不無幽默：“真的，白人只要去掉他肩上那個‘擔子’，還是蠻可愛的。你還可以和他談天說地，討論瓦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呢。”就“經濟人”而言，林語堂就沒那麽幽默了：“這世界上如果說有一件事讓我充滿變態的虐待衝動，那就是狗屎般的‘經濟學’。我這輩子唯一的願望就是能看到‘經濟學家’——歐洲的立法者，被推翻、被羞辱、被吊死。我每次一看到百分比圖表，情不自禁地就火冒三丈。”
林語堂1941年在紐約“讀書與作者”午宴上發言。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認為，只有當我們思考和平元素，而不是戰爭元素，和平哲學才有可能。和平應該是正面的、豐富的、愉悅的。它應該是人類關係的常態。林語堂指出，在這方面，儒家學說有很多寶貴資源。儒家學說主要關注的正是人際關係間和平與和諧的修煉，林語堂特別強調儒家修煉和諧的兩個方式或元素：禮和樂。在西人看來，儒家的樂政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然而這正是孔子的智慧。因為儒家強調德政，把人的道德修養視為其主要手段。音樂被視為修身養性以至平和性情之工具。“因此，君子通過重新發現人性以達內心和諧，崇尚音樂以此尋求人類文化之完美。和樂尚，人心正，國運昌。”就禮政來講，林語堂提議說，和平哲學不能以好戰精神為根基，而應建基於紳士精神。按儒家學說，一個理想國應該是“禮讓之邦”。上文提到，林語堂在給蔣委員長信中曾勸說：與其“以孔道君子之風感化西洋”，不如“以齊待齊之為得失也”。然而，作為全球性批評家，林語堂說的似乎正相反。他是否遵循孔子的教誨，“知其不可而為之”？無論怎樣，林語堂在此也說了和對蔣公的勸告類似的話，只是側重點不同：“和平政治的心理簡單來說如此而已：粗俗的人爭，懂禮的人不爭。爭鬥乃社會與國際間之羞恥。懂禮的人有時也爭，一旦他們也爭，那肯定對方為野蠻之屬，或者他們以野蠻人為鄰，居於一個野蠻的世界，無禮可講。”
“革命外交”
從林語堂對印度獨立問題的關注和投入可以看出，自珍珠港事件以後，林語堂的批評活動範圍轉向全球舞台。中國當然也是全球舞台的一部分，但林語堂對中國問題的發言，其語氣和策略也有較大的變化。其態度變化可用一個關鍵詞來說明：平等，即中國必須被視為同盟國裡一個平等的夥伴。林語堂給《美國雜誌》撰文：《中國的槍指向日本的後背》，還有一個長長的副標題：“幾個月前，我們還在海闊天空似的談論美國怎樣給中國提供援助。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如何能幫助美國。中國軍隊有三百萬人，由世界上最偉大的將領指揮作戰，在長達兩千八百英裡的戰線上，時刻威脅著日本。預備軍還有五百多萬，時刻準備好加入戰鬥，給敵軍最後一擊”。林語堂要表達的是：只要給予中國軍隊足夠的武器彈藥和空中支援（沒有這些支援中國已經和日本打成了僵局），中國戰場可以在全球戰略中發揮主導作用。當然了，二戰的大戰略已經由丘吉爾和羅斯福兩人制定，沒中國人什麽事。用林語堂的說法，因為“歐洲優先”的戰略，導致“中國被同盟國可恥地無情地出賣了”。
在林語堂看來，珍珠港事件以前，西方同盟國對中國戰事袖手旁觀，現在也沒有把中國當成真正的同盟國。“優先打敗希特勒”的戰略也不僅僅是忽略中國的問題——這一戰略並沒有阻止同盟國給所羅門群島提供支援，當然也不應該阻止給中國的支援，忽視中國還有其心理上的原因，“根本上是一種十九世紀的中國觀在作祟，不願意認可中國作為大戰中的平等夥伴……因為那些五十歲以上的決策者根本搞不清現在的中國人是什麽樣的人，他想什麽，有什麽情感，當今中國的官員和領袖都有什麽品質；因為他們只是因循守舊，按自己的方式來指導戰事，還自以為中國人都會喜歡。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過時的十九世紀大班心理”。然而，令林語堂更為沮喪的是中國人自己也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同盟國的平等夥伴。他覺得中國的長官層在和西方盟國處事時也沒有恰當的心理準備。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成為中國在美的官方發言人。
1940 年，蔣介石又派宋子文作為他的個人特使赴華盛頓。珍珠港事件以後，宋子文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停留在華盛頓為美援做遊說工作。另外，蔣介石還派熊式輝將軍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赴美參與同盟國的戰略策劃。代表團自1942 年春天開始在美國待了九個月，基本上無所事事，完全被美方忽視。林語堂對中國的外交努力非常失望。他給《紐約時報》寫信抗議“中國已被出賣”後，給華爾希去了一封信，信中有一連串自言自語式的質疑：“珍珠港事件對美援問題沒起任何作用。但這是誰的錯呢？假如俄國、英國、中東、澳大利亞，甚至印度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援，為什麽就是遺忘了中國？確保中國不能被遺忘到底是誰的責任？我們的外交人員盡職了嗎？”當然沒有，而且問題的根源更嚴重，林語堂在信中坦率地道出自己的想法。
林語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慶躲避日機空襲，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語堂長女林如斯。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既然林語堂對胡適和宋子文在美國搞的外交非常不滿，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給蔣委員長上書。林語堂1942年6月16日給華爾希的信中說：“我還給蔣本人寫了一封長信，談論‘革命外交’，對華府這幫人讚許一番，但同時表達必須在精神上有所改變。”其實這封信不是很長，手書文言文三頁，其中林語堂提出，革命的時代需要有革命的外交，其要點包括“如果需要抗議時就必須抗議”。西方媒體已經把中國稱為“四強”之一，但實際上並沒有平等對待中國，我們的外交必須改變—老是說“早晨好”“非常感謝”沒一點用。信尾林語堂指出外交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只有當你夠資格做敵人時，你才有資格被當成朋友。1942年7月26日，林語堂收到蔣介石發的電報，電文說同意他的觀點，希望繼續給予“指教”。
1942年9月，胡適離任，由魏道明出任新的駐美大使（胡適離任後一直住在紐約，直至二戰結束）。林語堂和新任大使以及宋子文、熊式輝多次暢談外交，也許受到蔣介石“繼續給予指教”的鼓勵，林語堂於1942年10月10日又給蔣介石去信。這次確實是一封長信，文言文三千多字，題為《上委員長外交方策意見書》。顯然，林語堂擔當起了“國策顧問”的角色。
林語堂的“意見書”提出了二十項建議，其主旨就是要擺脫磕頭式外交，要以四強之一的姿態和同盟國爭取中國的權利。林語堂用儒家術語給蔣公闡釋當今西方現代性邏輯。林語堂確實有很多“指教”，比如，外交就是“布迷陣之道”，宋子文要訪美，他應該先路經莫斯科轉一下，即使他在蘇聯啥事也沒有。而且，林語堂敦促蔣介石表現出一個世界強國領袖應有的風范。
意見書由宋美齡轉送蔣介石，林語堂同時也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用英文）。信中林語堂強調，意見書是在宋子文授意鼓勵下而寫，為了表明他沒有任何其他（想當官）的念頭，林語堂對宋美齡說：“我確實有點擔心，有人會覺得我寫這份意見有其他想法。我想再次表明：我對中國的用處完全基於我可以自由發言，作為一個非官方民間發言人，為中國普通民眾發言。一旦帶上任何官方色彩，我的用處就會毀掉。”在意見書中，林語堂也表明他是本著天下事“匹夫有責”的精神而作，並無其他想法，如果說有任何私念，蔣公如能賜四個字：文章報國，他會倍感榮耀。
1942年12月31日，《芝加哥論壇報》報導，熊式輝將軍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被蔣介石召回國，因為重慶方面對代表團所受待遇極度不滿。
林語堂請二女兒林太乙用自己研發的明快打字機打一封信，紐約，1947年。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與美國人民的友誼
另外，林語堂還擔當了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跨文化親善大使。東西方協會由華爾希和賽珍珠創建，作為戰時的一個平台，以促進美國和亞洲之間的了解。賽珍珠出任協會主席，林語堂也擔任委員會委員。在協會的邀請下，林語堂於1943 年9 月11 日上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做節目，向聽眾說再見，並同時盛邀美國聽眾以個人名義給中國人寫信，以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由林語堂把這些信親自帶到中國。林語堂的呼籲得到美國聽眾熱烈的響應，他收到很多來信，最後帶了六百封到中國。1943年11月4日，國民政府舉行儀式，正式接受美國個人的來信，有多個民間團體以及個人代表參加接收儀式。美國戰時情報局重慶辦事處主任費希爾在當晚重慶電台節目中還讀了好幾封來信。以下挑選幾封信的段落，以見證中美關係史上罕見的“民間親善交流”。
林語堂一家在紐約，1942年。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我們只能希望這個多災多難的階段馬上就會結束，我們可以在較為和平的環境中發現對方。我們時刻心系你的同胞。我們也會力盡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請轉告他們……
馬裡恩·阿爾特曼（Marion Altman），326 Wayne Street，Highland Park，N.J.
……因此我真誠希望戰後中國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從理論到實踐都是真正的民主，並融合古代和現代的精華。中國人一向都愛好和平，戰後他們也會是維護和平的重要使者……
凱瑟琳·彼得雷拉（Catherine Petrella），222 Sunnyside Avenue，Brooklyn，N.Y.
……你回到你的祖國後，請告訴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們心連心、肩並肩。中國應該做的（等他們能做的時候）是：派一些學者過來，在我們的學校、大學和公共機構給我們講解中國文化，多給我們講一些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約瑟夫·歌德伯格（Joseph Goldberg），Hotel Carteret，8W. 23rd Street，New York，N.Y.
請把我的名字也寫上。等你回到中國後，請去看一下我的兒子，他叫弗朗西斯·賴利
（Francis X. Riley）
，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尉。請你告訴他，他老爸說的：給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們加倍償還他們給中國人造成的痛苦。我兒子現在在中國幫助你們完成巨集偉大業。
約翰·賴利（John H. Riley），127 Delaware Avenue，Jersey City，N.J.
作者：錢鎖橋；整合：李永博
編輯：覃旦思；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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