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為什麽章子欣成了被惡魔選中的孩子

文/尼德羅，廣州媒體人，教育觀察者。

9歲的章子欣很有福相，但很可能恰恰是這一點，讓她被惡魔所選中。

直到7月13日下午，在搜索結果出來之前，絕大部分關注章子欣命運的人，都做好了最壞的預想。但是，當寧波市象山縣警察局確認被當地人發現的女童屍體，正是章子欣本人的時候，很多人還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住在青溪村的章子欣，距離我老家，只有5分鐘車程。回老家的時候，我經常會開車經過這個已經被納入千島湖鎮城區的村子。幾個月前，經過青溪村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青溪小學馬上要換新校區了。舊校區建在一個山坡上，有一段路特別陡，連校車都很難開上去，雨雪氣象就更難了。從《每日人物》記者的採訪中得知，章子欣很期待新校區。現在，一切期待都成了泡影。

每次回老家，如果在街上碰見附近小學的學生放學，我就會停下來觀察他們一會兒。我喜歡看他們如何將口袋裡的零花錢花個乾淨，換成烤腸、辣條或薯片；也喜歡看他們怎麽聊天、打鬧。我常常會找他們搭訕，問他們問題，逗他們樂。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曾無意中見過章子欣，但可以確定的是，家鄉的小學生，普遍透著一股淳樸勁，像章子欣這樣憨實的孩子真不少。

監控攝影裡的章子欣與兩名租客

流動社會中的“留守兒童”

在網絡上，章子欣被標簽為“留守兒童”。章子欣出事的時候，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時的生活由爺爺奶奶照料，所以她是妥妥的“留守兒童”。不過，與人們通常設想中的留守兒童有點不一樣的是，章子欣是一個生活在東部村鎮的留守兒童。

換句話來說，章子欣生活的地方擁有一定的流動人口，而中西部農村的留守兒童，基本是生活在一個人員固定的村鎮裡。

在中西部的農村，留守兒童的主要風險來自於熟人侵害和自然災害。基層幹部、小學教師群體，他們構成了留守地區的主要成年男性群體。所以，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熟人作案。由於這些地區的人口本身比較穩定，所以面對外來人口的警惕性都較強。從拐賣兒童的重災區，通常以人流密集地為主來看，穩定的中西部農村並不是作案的好地方。

在東部發達地區，陌生人社會早已成為常態。2011年，震驚全國的“小悅悅事件”就發生在廣東佛山南海，一個頗為發達的區域。小悅悅的身份，可以看作是“流動兒童”。而在千島湖鎮這樣的地方，則屬於東部經濟欠發達的山區。一方面，由於千島湖鎮本地的就業體系，沒有能夠給當地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機會，所以青溪村這裡存在存在不少留守兒童。另一方面，千島湖又可以吸納一定的外來務工人員以及可預見的大規模的遊客。所以，當地又存在流動社會的特點。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章子欣面對的是雙重風險，一重是喪失父母保護的風險，另一重是面對不可控的外來人口的風險。當然，在這起悲劇發生之前，幾乎所有人都渾然不覺。

通往章子欣家的路

“淳安”與“千島湖”

作為一個“淳安人”，我在離開家鄉15年的求學、工作中，總會碰到一個揮之不去的尷尬。那就是，如果我說自己是“淳安人”，那麽只要出了浙江省，基本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地方；如果說我是“千島湖人”，那麽不管全國哪裡，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聽過，而且對方馬上表示自己去過或會去。

所以，我和章子欣實際上擁有雙重地域身份，既是淳安人，又是千島湖人。而這種雙重身份背後，則橫亙著一種難以彌合的撕裂。從1957年開始，一座大壩築起，令29萬原淳安、遂安縣的民眾進行移民。有部分前往杭嘉湖，有部分前往江西，也有部分向後靠。不管怎麽說，兩座縣城，幾乎所有民眾的絕大部分家當，全部拋棄或低價處理，工廠農場被淹沒，整個縣的經濟一落千丈。

1958年之前，淳安縣是浙江省經濟上的為數不多的幾個甲等縣之一，而移民之後，由淳安、遂安兩縣合並而成的新淳安縣，成了標準的貧困縣。整個庫區面積的98%，都在淳安縣境內，這個縣怎麽能夠不窮？

1984年12月，新安江水庫被命名為“千島湖”，這意味著原本作為本地負擔的水庫實現了新功能的轉變，旅遊業成為整個縣發展的重中之重。今天，千島湖是長三角的後花園，自稱是杭州-千島湖-黃山這條黃金旅遊線路上的一顆明珠；憑借著一汪清水，千島湖更是成了華東大城市的水資源儲備地，地位提升迅速。

然而，旅遊業發達地區的一個特點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遊業中分得一杯羹，那麽你就無法真正登上財富的列車。對於大多數普通村民來說，發達的旅遊業除了拉升日用品的物價，提供更整潔的馬路環境，並不存在其他作用。如果你不能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又不能加入廣義上的旅遊產業，那麽外出打工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對於本地人來說，“淳安人”才是真實的，擁有歷史的傳承；“千島湖人”則是虛幻的，基於品牌宣傳的需要。千島湖是有錢人的千島湖，而淳安則是當地人的淳安，千島湖的房價雖然高居全國五線城市第一，但首要功勞顯然不能記在本地人身上。

山區人的信任方式

龍應台在她的書中，提到過她的母親應美君來淳安尋親祭祖的經歷。在台灣島遙祭了五十年的應美君，來到淳安後發現，原來的千山變成了千島，她依然只能在湖面上遙祭，並且很難找準方向。

失望的美君讓人心疼，但某種程度上，應美君之所以能夠在後來戰亂年代生存下來，而且還撫育了多位子女，還需要追溯到新安江水道的黃金歷史。在抗戰期間，日軍始終沒有進入淳安；在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領導下的紅軍曾多次穿過淳安境內。作為山區的淳安，看起來十分閉塞。但是，連接了徽州和杭州的新安江，令沿途的商業得以繁榮。美君正是這條水道的受益者，也是徽商文化的感染者。

應美君出生於1925年，比章子欣的爺爺奶奶年長了30年左右。由於大壩的修建，1950年以後的淳安人，再也沒有機會接受耳濡目染式的微商熏陶，更沒有渠道進入商業天堂杭州、上海等地。作為山區、革命老區的淳安，從1957年開始，還多了一重“庫區”的身份。所以，章子欣的爺爺奶奶這一代人，生活的空間更加封閉，形成的民風也更加淳樸，甚至可以說是更為木訥。

青溪村位於千島湖鎮郊區，雖然不是旅遊景點附近，但這些年對於外來人口已經不再稀奇。不過，章子欣爺爺奶奶這一輩人，他們淳樸的底色沒有改變。更何況，來自廣東化州的梁謝二人，從頻繁向奶奶賣水果，到租下章家一間房，再到平素經常帶孩子出門玩，步步為營，成功將自己從一個陌生人變成一個半熟人。

章子欣的家是一棟三層小樓（圖中間位置）

50後爺爺奶奶信任世界的方式是十分簡單的：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由於環境本身單一，所以很難識破複雜人際關係下的“套路”。換一種說法，他們的信任起點很低，一旦你稍稍表示一些友好，他們馬上就會受寵若驚。老實、熱情、沒心機、受不住他人的恩惠，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但比例已經足夠大了。

信任方式的分野

某種程度上，章子欣的爺爺奶奶是“淳安人”，而他的爸爸則屬於“千島湖人”。當梁謝二位租客提出帶孩子去上海當婚禮伴童的時候，父親章軍在微信上明確表示了反對，爺爺雖然表態也跟著一起去，但明顯充滿了對二人的信任。

子欣父親與租客的對話記錄

在社交媒體上，責難章子欣父母和爺奶的網民並不在少數。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麽會願意把自己的孫女交到一對陌生人的手裡好幾天。一位媽媽說得好：“我女兒5歲，就算把她一個人放在樓下5秒，我都不敢。”

在大城市，所有人潛意識裡都無法信任他人，只有至親才是靠譜的，連保姆都不行。所以，攝影頭、警察、保安成了人們獲得安全的保障。當一個地方出了問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攝影頭，增派保安等等。

但在青溪村，這裡就像30年前的中國，基本是一個由本地人編織而成的熟人網絡。章子欣在村裡附近玩耍一會，爺爺奶奶並不會焦急萬分。這種信任，曾經普遍存在於90前成長的鄉村社會或者城市部門大院。但在今天，伴隨著城市化的高歌猛進，鄉村被吞並、老區被拆除，人們在搬進新小區的同時，熟人社會網絡也變得一去不複返了。

然而，青溪村正處在變革的前夜，其底盤尚屬於熟人社會，但已經有一定的外來人口過來租房。而對於章子欣的爺爺奶奶，他們卻並沒有做好這樣的轉變。當他們用傳統山裡人的信任方式來對待這對陌生男女的時候，她的全部弱點也都暴露給了對方。

夾縫中的章子欣

當章子欣的爺爺奶奶帶著“給你們添麻煩了”的心情交出孫女的時候，他們對這個社會充滿了讓外人感到愚蠢的信任。而他們得知孫女失聯、死亡的消息後，他們信任世界的方式崩塌了。填充他們內心的情緒，只有自責。

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熟人社會，正在被高速流動的陌生人社會所吞噬。這並非要妖魔化流動人口，只不過，流動人口可以有外來務工者，可以有遊客，也可以有遊民。王學泰先生筆下的“遊民社會”，與金庸小說中的“江湖”有異曲同工之妙。梁謝二位租客，與家族脫離關係多年，也沒有正常職業，他們更像是一對混跡江湖的亡命鴛鴦，遊蕩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儘管淳安警方第一時間排除了租客二人與宗教組織的聯繫，但二人如果信仰某些極端的民間宗教，並不需要跟某個具體組織有聯繫。退一步說，就算不存在極端民間信仰的因素，二人的自殺也完全讓人摸不著頭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自殺，早有預謀。

如果是大城市，梁謝二人是沒有機會在短短一個月內，就以朋友身份帶走一戶人家的孩子的；如果是在超穩定的山區村落，他們也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後者不可能有條件長期接納一對外省情侶，一頓飯加一宿打發他們走的概率最大。

只有在從鄉村過渡到城市，從熟人社會過渡到陌生人社會的青溪村這樣的地方，才可能進入二人的視野。所以，章子欣被選中，既有機緣巧合，但更有結構性的原因。正如“淳安”是鄉土的、熟人社會的、製造“留守兒童”的，而“千島湖”則是高端的、陌生人社會的、吸引外來人口的，章子欣處在兩種社會、兩種信任方式的夾縫之中。

章子欣處在流動社會，但她不是流動兒童，而是留守兒童；章子欣作為留守兒童，不在熟人社會，卻在半陌生人社會。過渡情形中的青溪村，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枚切片。章子欣成了被惡魔選中的那個孩子，她未能享受父母日常的保護，也未能避免租客二人射出的毒箭。

計程車監控視頻拍到的章子欣

所以，面對章子欣的遇難，固然可以像很多網友那樣，去責難爺爺奶奶太過輕信自己的租客，去聲討父親和母親的疏於照料。但我們在歸咎某些人的時候，必須要去審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不能要求山區裡的村民跟我們一樣敢於懷疑他人，我們也不能要求所有欠發達地區的父母守著孩子不出門打工。

我們不能代替他人思考，即便是評價對待孩子這樣一個看似普通平常的問題，也必須進入當事人具體的生活語境，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