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的國際友人：保護了25萬中國人、留存大屠殺證據

作者丨馬佳秦

編輯丨吳酉仁

問：各位編輯早上好，很多人都說拉貝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5萬中國人，想請問一下編輯們，這個數據可靠嗎？

“國際友人與南京大屠殺”這個話題，短史記以前談過。這裡綜合以前的文章，再做一點補充。

一、“救助25萬人”數據的由來

先說拉貝先生的情況。

1937年冬天，日軍進攻南京城時，約翰.拉貝（John Rabe）是德國西門子洋行在南京的負責人。他本該離開南京，西門子公司設在上海的洋行總部建議他撤往漢口。但他留了下來。他在日記中寫道：“公司當然不會期望我為了公司而被打死在這裡，我也不會這麽做。我也不想為了公司或我的私人財產的任何東西拿我的生命冒險。但這裡存在一個道德點，作為正直的漢堡商人，我至今都無法逾越它。”

這個無法逾越的道德點，是拉貝無法放棄自己雇傭的“中國仆人和職員”，他覺得自己對他們的安全負有責任：

“普通的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裡。在這種情況下，我能選擇自己逃走嗎？我想我不能這麽做。誰每隻手裡牽著一個瑟瑟發抖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裡一蹲數小時，誰就會與我抱有同感。”

留在南京，意味著承受風險。但拉貝的這種責任感，幫助到了許多南京難民。1937年11月，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決定援照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南市設立難民區的先例，在南京成立國際救濟機構，使未及撤離的民眾有一個避難之處。該機構定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拉貝被公推為委員會主席。在另一個國際救濟機構——由美國牧師馬吉(John Magee)發起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中，拉貝也擔任了委員職務。

1937年冬天，選擇留在南京救助難民的國際友人，可考者至少有二十餘名。這些人留下來的原因，大多與拉貝相似。比如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A. Fitch），他本在國民政府的勵志社服務，已決定隨隊西撤，但當“南京國際安全區”的發起人之一杭立武前來請求他擔任“安全區委員會總乾事”一職時，費吳生選擇了接受。

在給友人的密信中，費吳生說：“我的生命在任何時間都面臨嚴重危險，……日本人不喜歡我們不顧要求外人離去的勸告而繼續留在這裡。他們不需要監視者。但是我們還得留在這裡。當他們搶走赤貧者最後一點財物——最後一枚銅板、最後一點臥具（已是寒冬季節）、黃包車夫的車的時候；當數以千計解除武裝計程車兵向你尋求庇護所，連同數百無辜平民從你眼前被拉走槍斃或用以練習刺殺，而你曾聽到槍殺他們的槍聲的時候；當成千婦女跪在你的面前歇斯底裡哭泣，懇求你把她們從野獸蹂躪下解救出來的時候；當你的國旗多次被扯下踐踏而你站在一邊無能為力，而你自己的家也被洗劫的時候；然後你眼睜睜看著你定居並熱愛的城市，你曾為之奉獻青春年華的學校，被有計劃地、成片成片地焚毀——這是一座我從未想到的地獄，絕無僅有的地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成員中，許多人有教會背景。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國際安全區”的重要發起人，因積極救助中國難民而被日本軍方稱為“壞人”。

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貝德士說，自己選擇留在南京是遵從了信仰的指引：“我同其他人一樣明白整個局勢的嚴重與黑暗，在這裡很難找到公理與正義。個人自身的問題早就得到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不著為自己的生命擔憂，而只會為自己難以滿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歉疚。”

對身處日軍鐵蹄下的南京難民而言，這些留下來的國際友人，是暗夜中難得的希望之光。

拉貝的花園與住宅中，最多時聚集了超過600名難民。其實，他的德國人身份，並不足以阻止日本士兵闖入。1937年12月18日，拉貝親眼目睹了幾名日軍士兵翻過圍牆闖入他的家中，“其中的一個已經脫下軍裝，解開了皮帶，要強姦難民中的一個姑娘”，另一個還騎在圍牆上。拉貝喝阻了他們，驅逐了闖入者，將牆上的日本兵推了下去。

類似的情景，貝德士也頻繁遇到。1938年3月29日下午，一名日軍闖入金陵大學華言學校收容所，將在井邊提水的一名19歲女難民拖至職員住宅強姦。獸行實施完畢正欲出門時，恰遇上前來了解難民情況的貝德士。貝質問其為何來此，“而日軍拔出刺刀示威”，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

1938年1月17日，拉貝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安全區的難民總數估計已經達到25萬人，增加的5萬人來自城市的廢墟地區。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應該住到哪裡去。我請求過羅森博士，讓沙爾芬貝格和許爾特爾把他們的報告副本給我，以便能夠從另一方面作出判斷，並證明我自己的報告並沒有誇張。否則別人也許會以為我這個人是滿腦子幻想。”

拉貝提到的沙爾芬貝格，是德國大使館的行政主管。他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街道交通全部癱瘓，城外地區全部被中國人燒毀，而城內的房子絕大部分被日本人燒毀，城內城外被燒毀的地區目前無人居住，剩下的約20萬居民被隔離在安全區內，這裡以前就是一個居民區，難民們艱難地生活著，有的尚有片瓦，有的則住在院落，甚至蘆席棚裡，有的棚子裡竟然住有600人之多。安全區有崗哨封鎖，平民百姓不得離開。”

許多歷史讀物與紀錄片稱“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5萬中國人”，其史料依據便在這裡。在拉貝先生之孫托馬斯·拉貝看來：

“祖父能拯救超過25萬人的生命，是有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所有國際友人的支持才得以實現的，這是國際和平人士的共同行動，而非個人行為。”

有研究統計稱，國際安全區的難民總數，最多時達到了29萬餘人。

二、有意識留存大屠殺證據

除了救助中國難民，留在南京城內的國際友人，還有意識地保留下了諸多日軍實施大屠殺的證據。

除了著名的《拉貝日記》，還包括：美國傳教士麥克倫(McCallum．James Henry）將妻子與孩子安置在江西牯嶺，自己留在了南京做難民救濟工作。他在大屠殺期間寫給家人的日記和書信，後來成了東京審判時的證據。他還在1942年撰寫了一本《1937年至1938年冬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實錄》。美國傳教士密爾士(Mills．Wilson Plumer），他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他在1938年1月至3月間寫給家人的信函，記錄南京遭遇屠殺的慘狀。任教於金陵大學社會學系的史邁士(Smythe．Lewis Strong Casey），也是將妻子和孩子安置在江西牯嶺，然後自己留在南京擔任安全區的秘書，期間向日本大使館署名簽發了數十封抗議日軍暴行的信函。1938年春，史邁士率學生對南京及周邊縣域做了調查，寫成報告《南京地區戰爭損害：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城鄉調查》。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則給報界提供了描述日軍暴行的新聞稿《南京一瞥》、《關於慰安婦的新聞發布稿》等。……

這當中，尤為特別的是一項證據，是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在參與救助市民的同時，用攝影機暗中拍攝了一部表現日軍暴行的紀錄片《南京暴行紀實》。

馬吉在紀錄片的引言中說，自己“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因為如果讓日本人看見，就有被他們砸壞或沒收攝影機的危險。”所以，他無法直接拍攝“處決的鏡頭”，也無法直接拍攝“該市幾個城區中堆放著大量屍體的場景”。

馬吉拍攝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類：鼓樓醫院（南京的教會醫院）收治的難民、在遠處活動的日軍，及南京安全區的民眾。其中以醫院中的場景最多。紀錄片中有一段解說詞是這樣的：“這個19歲的女子在難民區的美國學校裡避難。她懷第一胎已經6個半月。一個日本兵要強姦她，她進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臉部被刺傷19處，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進鼓樓醫院一天后就流產了。這期間她的傷口已經愈合。”

馬吉想到要拍攝視頻，可能與當時國際上有輿論稱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有關係。1938年4月2日，馬吉曾致函友人麥金牧師（Rev．J．C．Mckim），試圖以親歷者的身份糾正這種錯誤說法。信中寫道：

“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紐約時報》說，有關日軍南京屠殺的故事是虛構的。可能這時你已經知道它們只能是太千真萬確了。如果我不是親眼看到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現代社會。這使人想起古代的亞述奸淫(Assyrian Rape)。我們未曾料到如此恐怖，當這些事情開始時，我們感到這是可怕的震撼。……發生了這麽多恐怖的暴行，僅我個人所直接目睹的就是這樣極端殘酷的慘劇…… （注：這兩個省略號的內容，是馬吉向麥金牧師講述他親眼目睹和了解到的諸多日軍暴行，文長從略）。據我所知，您給《紐約時報》的信，說暴行不是日軍乾的，而是中國軍隊在日軍進城以前所為。就南京而言，這實在是極為有誤。……我認為我寫的已足夠讓你知悉到底發生過何種暴行。如果你想作進一步了解，可以請約翰·伍德讓你看一封日記體的信件副本，那是我寫給妻子的。我希望你站在正義與真理的立場，更正你曾無知地提供報紙的任何錯誤消息。我還請求你在新聞報導中要謹慎地提及我的名字。我並非害怕個人(承擔)的後果，而是擔心我可能被趕出南京，我們這裡的外國人曾為南京民眾謀求的福利將因此而碰到障礙。”

馬吉沒有冒險前往屠殺現場拍攝視頻，也是出於相同的考量。1946年，他以證人的身份，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自己拍攝的照片和錄像。他留下的這段錄像，是目前確信無疑的唯一一份南京大屠殺視頻史料。

三、南京民眾沒有忘記約翰.拉貝

1938年1月31日，是中國的農歷新年。

長期受拉貝等人保護的難民們，尋得兩塊長3米、寬2米的紅綢布，在上面寫下了給拉貝的祝福。他們稱呼拉貝為“艾拉培先生”，說他“濟難扶危，佛心俠骨”，必能得到上天的庇佑，一生福祿齊全。

遺憾的是，拉貝返回德國之後命運坎坷。1947年3月，南京市市長沈怡在《德意志新聞周報》上見到一則報導，稱拉貝一家九口居住在柏林，生計困頓，房子毀於戰火，只能吃橡子黑面粥果腹。沈隨後通過中文媒體將此事傳播開來，在南京發起了捐款資助拉貝先生的活動，沈自己也捐了一個月的工資。因當時德國物價高昂，有錢也未必能買到東西，沈又輾轉尋訪到拉貝的家庭住址，為其從國外訂購了香腸、咖啡等食品。沈還一度計劃將拉貝全家接來南京定居。

此事的大致情形，曾載於《南京市政府公報》第二卷第五期（1947年），全文如下：

“德僑艾拉培於二十六年京市淪陷之際，不避艱險，主持人道，伸張正義，救護同胞，不遺余力，我難胞因其庇護而得救者，數以萬計，艾氏後返國服務，竟因此遭納粹之羅織，羈絏集中營，備受毒刑，勝利後始行釋出，但德國殘破，餓殍載道，衣食均艱，狀極悲慘。沈市長以艾拉培當年偉大之義舉，實為吾人之良友，今日遭遇可悲，我南京市民應予以救助，以報昔日之德，特輾轉探聽艾氏下落，準備接艾氏來京居住，以度殘年，一切由市府供養。現經柏林方面具覆，艾氏老人目前仍在西門子廠服務，生活清苦。沈市長聞悉後，即以最迅速方法，訂購大量食品，由瑞士按時運送柏林，饋贈艾氏，聊盡我南京全體市民區區報答之忱，並已托人就地征詢艾氏來京意見，俾作準備。”

稍後，拉貝兩次給南京市政府發來感謝信。第一封信於1947年6月18日寄達南京。拉貝在信中熱切地感謝了沈怡的美意，介紹了自己家中“口糧分配不足”、“收集野菜槲實”的情況，並告知沈，饋贈的包裹目前還在“佛蘭克福”，尚未抵達柏林，待正式收到，會再度致函感謝。

第二封信於1947年6月20日寄達南京。在信中，拉貝告訴沈怡，已於5月23日收到了“食物包裹四件”，包裹抵達時均很完整：“每包計有香腸一磅，茶葉半磅，咖啡一磅，可可半磅，奶油拖肥一磅，牛肉汁一磅，乳酪一磅，牛油一磅，果醬一磅，火腿鹹肉一磅，蜜糖一聽，菓醬一聽，牛奶一聽，奶粉一磅，香煙五包。”

南京市民的不忘舊恩，讓拉貝甚為感慨。他在信中說，“過去之所為與今日獲得之同情，使鄙人將永不再感失望，深信東方與西方必有相遇之一日也。”

當時的中國也正處在極度動蕩之中，邀請拉貝全家來華定居一事並不現實。所以，此番聯繫建立之後，南京市政府的決定是“自六月份起，按月寄贈食物一包，以表示南京市民由衷之感謝與同情”。這項饋贈的具體執行情況，尚無具體史料可資說明。1950年，拉貝先生在西柏林與世長辭。

1947年，從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南京民眾，沒有忘記約翰.拉貝這些國際友人。今人銘記南京大屠殺，也不應忘記這些國際友人。

（來源：騰訊新聞）

（德）約翰·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王成志等編：《北美藏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檔案文獻提要》，複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313頁。

啟風：《南京大屠殺的視頻證據，目前確信無疑的只有一件》，短史記2019年1月10日。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4 美國傳教士的日記與書信》，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酬答南京之友艾拉培》，《南京市政府公報》1947年第二卷第5期

《南京之友艾拉培氏獲贈食物覆函致謝》，《南京市政府公報》1947年第三卷第1期。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實景電影》，國家檔案局官網，http://www.saac.gov.cn/zt/2014-12/08/content_768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