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兒童文學的創作，只能無限接近兒童

今年5月11日至12日，複旦大學出版社在複旦大學舉辦了為期兩天的“方衛平教授兒童文學大師班”。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陳思和作了題為“關於兒童文學的幾點思考”的嘉賓講座，首次在現當代文學視野下評析兒童文學的內涵和功能。

他提出，兒童文學中的“兒童”是一個“他者”概念，成年人的兒童文學寫作，只能無限接近兒童，但不能等同兒童，兒童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教育、社會認知功能。

陳思和

兒童文學一定會帶有非兒童功能

很多年前陳思和策劃過一套叢書，叫做《火鳳凰青少年文叢》。當時他對學校裡的應試教育很不滿意，於是想為中學生編輯一套內容豐富的課外閱讀。這套書編完以後陳思和還寫了一篇序，回憶自己小時候早上起來，爬到桃樹枝上，仰望著天空的星星。

“有的朋友就批評我說，你自己沒有孩子，哪裡知道我們望子成龍的辛苦，如果我們都像你這樣鼓勵學生去爬樹看星星，那豈不就要輸在起跑線上？”

但在陳思和看來，兒童文學還是與他有關係的。“首先我也是一個從兒童長大，逐漸變成成年人、老年人的，兒童時代的文化滋養對我一生都起作用。其次就是我的專業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兒童文學這個學科本來就是現代性的產物，是隨著人的現代意識的形成，才有了對婦女、兒童的特殊的理解。中國的兒童文學也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開始萌芽的。”

他提及，兒童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形式。譬如說女性文學多半是由女性作者自己來寫女性，但是兒童文學卻不行，兒童文學是由成年人來寫的，年齡上隔了一代，甚至隔了兩代。“成年作家為兒童寫作，腦子裡經常想的是：我要給兒童提供什麽？我們想的是 ‘為兒童提供’什麽，但不是兒童本來就具備了什麽。”

所以陳思和認為，兒童文學創作只能是在接近兒童，很難與兒童的精神世界完全疊合渾然一體。兒童文學一定會帶有非兒童功能。

“比如教育功能，教育的內容可能不是兒童自己需要的，而是長輩覺得應該教給兒童的。再有社會認知功能，例如我們在兒童文學裡講 ‘瓢蟲是害蟲’， ‘蜜蜂是益蟲’，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成年人的標準。哪個孩子不小心被蜜蜂刺了一下，他可能就會認為蜜蜂才是害蟲。”

陳思和說：“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創作者，或者兒童文學研究者，都要有這個自覺。對於兒童文學中的非兒童功能，要有一個‘度’，這個‘度’怎麽表達？太多了不好，太多就超過了兒童承受的能力，使兒童文學發生異化。但完全沒有非兒童功能也做不到，也是烏托邦。這是兒童文學自身的特點所致。”

成年人通過童年記憶再現兒童性的問題

那麽，成年人創作的兒童文學如何盡可能地接近兒童本然的狀態？陳思和提及，觀察生活、接近兒童都是重要途徑，但還有一點是從作者自身的生命感受出發，通過童年記憶來再現兒童性的問題。

“我說的 ‘兒童’，不是寬泛意義上的兒童，而是指特定的年齡階段，大約是從人的出生，到小學一兩年級，七八歲左右，剛剛開始識字不久。這是人的生命的初期階段。我們一般所說的童年記憶，大約就是指這個階段的記憶。它是對生命意識的一些模糊感受。”

在他看來，兒童的生命階段具有這樣幾個特徵：一是從無獨立生存能力到能夠獨立生存的身體發育；二是從母親子宮到家庭社會的環境視域；三是從生命原始狀態到開始接受文明的教育力量。這三大特徵其實也是製約兒童文學的母題所在。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一般不會自覺站在成年人的立場上創作兒童文學，他一定會努力接近兒童的本質，模仿兒童的思維，努力讓自己的作品得到兒童讀者的喜愛。

陳思和強調，“模仿”和“接近”都是外部的行為，但創作本身是一種內心行為。因而作家可以通過童年記憶來激發自身具有的兒童生命因素，也許這種因素早已被成年人的種種生命征象所遮蔽，但是仍然具有活力。“通過記憶把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復活起來，通過創作活動把它轉化為文學形象，那是兒童文學中最上乘的意象。”

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思和認為兒童文學的創作離不開上述的兒童生命階段的三大特徵。第一個生命特徵構成了兒童文學的一大母題——愛和互相幫助，引申意義為團結。第二個生命特徵引申出了外出旅行的主題。第三個生命特徵既強調了教育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也肯定了某種兒童生命的野蠻特點。

陳思和舉了“兒童拉便便”這個例子。“這個行為在成年人看來是髒的，但是兒童並不這麽認為，有時候這類細節會出現在文學作品裡。”他說到“文革”前有一部電影《地雷戰》，日本工兵起地雷的時候起到了一個假地雷，裡面放的是大便，日本兵氣得嗷嗷直叫，而電影鏡頭馬上切換到兩個孩子在哈哈大笑。

“如果鏡頭裡表現的是成年人這麽做，就會讓人感到惡心，然而孩子的惡作劇，反而能讓人解頤一笑。因為在這個細節裡突然爆發一種兒童生命的蠻性特徵，用在戰爭環境下特別恰當。”

陳思和與學員分享

愛，善惡與分享，是兒童文學的基本主題

近期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收獲了很好的口碑。陳思和分析，這是一部表現中東難民的現實主義電影，如果從生命的意義去品味，它描寫了兩個孩子在艱難環境中的掙扎，一個12歲的孩子努力保護著一個2歲的孩子，喂他吃，為他禦寒，這裡強烈體現出兒童的生命意識。

電影《何以為家》海報

“《何以為家》不是兒童文學，但涉及到兒童的許多問題。回到兒童文學上來談，如何更好地表現這個母題？我想：兒童文學裡不缺愛的主題，寫好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互相幫助、寫團結、寫愛，是兒童文學的基本主題。”

他表示，還有兩個主題是與愛的主題相輔相成的，也不能忽略。一個是善惡的主題，這涉及到兒童文學中的正義因素。還有一個是分享的主題。

“在中國現代文化的語境，人總是有善惡之分別的。在童話擬人世界裡， ‘大灰狼’就代表惡的力量。但是在幼兒童話裡是不存在善惡概念的，像 ‘貓和老鼠’ ‘米老鼠與唐老鴨’，基本上不存在孰善孰惡的問題。像《獅子王》這樣模擬成人世界的政治鬥爭的故事，要到年齡段更高級階段才能被領悟。這關於 ‘懲罰邪惡’的主題，構成了兒童文學裡的正義因素。如果完全沒有正義因素的介入，愛的主題會顯得空泛。”

而分享主題被陳思和認為還不大受兒童文學研究者的關注。“ ‘分享’我覺得在西方兒童文學中被渲染得比較多，比如王爾德童話《快樂王子》，那個王子的銅像願意把自己身上所有金光閃閃的東西都奉獻給窮人。周作人不太喜歡王爾德的童話，但我很喜歡，王爾德的童話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雖然孩子可能還不能完全理解王爾德童話的真諦，但是這些美麗的思想境界，對兒童們的精神成長，是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的。我覺得這是兒童文學當中應該被關注的一個主流的因素。”

“我之所以要這樣說，因為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我們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都非常希望兒童文學能夠還兒童的純潔本性，都覺得兒童文學裡最好不要添加教訓的成分，要原汁原味地體現兒童本性，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幻想。”

陳思和直言：“因為我們不可能絕對地還原兒童的本然，我們是做不到的，與其做不到，我們還是應該通過童年記憶，把兒童生命特徵中某些本質性的健康因素，通過兒童文學創作把它發揚出來。我認為這是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中應該提倡的。”

在本次兒童文學大師班上，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方衛平與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秦文君也分享了自己對兒童文學的思考。關於“好”的童年書寫，方衛平總結一方面能夠以真切、生動的方式描繪童年的生活現實，另一方面是在現實生活的表象之下，還能夠從童年的小生活中發現大詩意，從童年的小感覺中洞察大思想，從童年的小溫暖中寫出大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