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華清：是否該有量子態的美術觀？

沈華清

【本期話題】“美術革命”在當下還有何意義？

策劃：李振偉

編者按：9月12日，“故宮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繪畫特展”在故宮文華殿開幕，關於此展的研討會也如期舉行。前來觀展與參加會議者也是人滿為患。可以看出，近年來，關於傳統的書畫藝術越來越受青睞；而再看不遠的百年前，以“四王”為代表的傳統書畫正是當年倡導“美術革命”者的批判對象。那麽，同樣是“四王”與傳統，短短一百年間，人們對他們的態度為何會這麽大的差距呢？這中間所涉及的關於社會變革與美術革命、藝術家的自我更新與時代潮流，甚至對此問題本身的思考與否，都是值得討論的。在此，本期時評，特以“‘美術革命’在當下還有何意義？”為主題，邀請相關學者、批評家共同探討。

是否該有量子態的美術觀？

□沈華清

中國的美術史大概屬於名人繪畫史，算不上真正的美術史，倒是近年來西方的柯律格、高居翰、方聞等分析的美術史論，具有真正的歷史視野，打開了國內唯名、唯正、自說自話的語言範式，更為中國美術史的歷史性和現代性焦慮做了相當程度的緩解。柯律格在探討趙孟頫時，就認為他的作用有著“多角度”“語境化個性素材和視覺蹤跡”。這種作品的集成其實就是藝術家心跡的表征。從此不難看出，“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並非虛言。無論美術界或史論界必須要走出去，回得來，定見先放一邊，對比看問題才是我們討論真問題的關鍵。

趙孟頫 浴馬圖

本文不想從美術革命的過程看，而是從巨集觀的角度，也就是人性和世情的維度看。

拋開史學的觀念，若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這種美術革命討論更多從引發革命的長官者角度來看問題，若不從讀者或學習者角度去看問題，現在是過於誇張了“美術革命”的革命性。年輕人總是用新奇的目光看世界，屬於外向性認識思維，也就是陽性表現，而中年人才會開始迷惘和反思自身與世界的關係，而老年人總是一種懷舊和內向性觀察自己的心境，表現更趨陰性。當然這裡的區分只是相對的，也是概率上的分類對應關係，不排除永遠外向活躍者，也不排除存在少數的少年老成者。

因此，少年好豔色、奇異，這是本性所致。遙想“五四”之初，西方美術隨留學學子而來，興辦學校，自然就擁有大量的西洋美術的年輕擁躉，他們重視色彩的運用；相反地，傳統的書畫到明清兩代，基本上屬於非院派書畫，其色彩越少就越容易不斷實踐，留存下來的作品也大部分是中年以後的作品，顯然不再重視色彩或淡化了色彩的干擾。當初的“美術革命”之爭好處就是提供了中西兼容的豐富性，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包容。

從一個個體的藝術創作和風格歷程來看，我們也不難發現，即使在年輕時學習了西洋藝術，到了晚年也會閱讀一些中國傳統，或在自己的美術作品中融入傳統的元素與觀念，甚至畫風一變而轉向傳統寫意和寫性的風格，譬如吳冠中、林風眠、趙無極等。因此，無論一個人身居海外還是在國內成長，西方美術和中國傳統，對於一個個體來說，並不是那麽涇渭分明，所不同的是，用中國傳統工具，還是用西方美術工具？我們談論一個藝術家是什麽風格時，往往就其後期的風格來作定調，如果不綜合看其成長和轉變過程，就無法知道他的方法，以及他如何處理自己與市場的關係，就如有些攝影師自己喜歡的是黑白，他人喜歡的他彩色的作品一樣。內在與外界是一個不可等同的兩個維度，美術史的定調又有多少是其真實的存在？老子曰，俗人察察，我獨昏昏。是理也。

西方曾一度有這樣的史學觀點，即“藝術史的終結”，美術史界一定不會接受這樣的論調。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在發生著，繪畫藝術可以說基本上是終結了史論。

如果把傳統的史學比作是經典物理世界，那麽當下史學應該需要進入“量子世界”了，這樣的說法是否存在呢？其實，當出版業或數字出版把古今中外融為一爐，呈現給現今的學習者時，量子效應已經發生了，一個學習者，他可以上溯中古得古意，也可以遠追西洋得新境。繪畫的手法既可以是高古的，也可以畫出抽象或後現代的。那麽，美術史上的任何一個時空，都可以作為當下的時空。史論家又如何來厘清一個藝術家的範式呢？其實他的範式都是各種風格與其內心的疊加態。這種疊加態只是一種心境和技法多樣性的一種湧動。這正是進入到了一種量子態的歷史，也就是無法厘清他是歷史的歷程，然而，大部分藝術就是接受者的藝術，就是選擇藝術家作品的一種呈現而已，那麽這種歷史的呈現也是虛無而可笑的。

回溯中國書畫藝術史的轉變，什麽樣的是傳統呢？估計只能從筆墨紙硯的器具維度或書寫性的維度思考傳統的本質。單是從筆墨紙硯的角度來看，那麽敦煌壁畫的藝術又作如何觀呢？顯然敦煌的風格也是“西為中用”“西風東漸”的一次藝術史蝶化演變過程史。可以看出鳳凰涅槃的重生都是一種脫胎換骨的一種演進，中國藝術史，從來都是與其他民族或文化互相交流的歷史。

那麽，現在討論“四王”也好，美術革命也罷，只是一種觸底反彈的表現。如何重新尋找幾千年文化下的內心自覺才是問題所在，一切法皆是方法，問題在於我們當下的藝術界或史論界，要麽過於泥古，要麽過於從洋。好像就失去了中間態，也就是說還停留在非此即彼的心境之中。表現在教育制度上的分野尤其明顯，顯得心口不一，一邊喊著要文化自信，高考制度上還是中西涇渭分明，忘記了不拘一格選人才。在教學也是不能融通，還不如美術革命時期的學者們的包容態度。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史論界來定位個體，也無法讓史論界來定位某人某家，就如方聞在《中國藝術史九講》中談到的，很多歷史上留存的藝術作品，無名無傳很多，有名考證的也不過是十之三四。

因此，思考“美術革命”的價值或脈絡，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歷史心結之中，這種“得失”觀從來沒有改變過。我覺得當下重提歷史討論，就是毫無意義的事情，是數落古人的不是，還是作為重新激發教學改革的動力。我想這才是真問題，如何認識筆墨材料與西方的不同特徵，如何回到不再討論誰掌握了真理，而是從教育和環境的角度，提供各種包容式生長的可能性上來。只有這樣，一切都是生機勃勃的，中國人從土裡培養出來的，就是中國的美術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