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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與藝術史研究論文集》之序

這是萬發第一次將自己所寫考古學與藝術史論文彙集出版,值得祝賀,值得紀念。熟悉萬發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拚命三郎式」的人物,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他身兼黨委書記和院長,黨務、行政、業務一把抓,每天忙得不可開交,但文章並不少寫,這大概主要是靠他工作之餘的功夫。寫文章不容易,我這裡說的文章主要是指論

文,寫出一篇較好的論文,要看書、綜合資料、縝密思考,不經年累月,一般是拿不出來,拿出來了也要有所沉澱,看有沒有不周之處,否則恐怕很難出手。

收入本書的共31篇文章,他究竟熬過多少夜甚至通宵才能寫成,我沒有問過他,他自己恐怕也很難說清楚。我很少這樣寫過文章,但我知道其中的甘苦,就憑這個「功夫」、這種精神,就應該肯定,就值得我們學習。

31篇文章中有11篇是純田野考古的,其他20篇雖和藝術史有關,但討論的也都是由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或遺跡引發的,大而言之,也都和考古有密切的聯繫。

11篇純考古的文章中,有6篇是討論新砦期遺存的,另有1篇即《河南鄭州東趙遺址考古新發現及其重要歷史價值初論》雖說的不全是新砦期的問題,但至少最早的一期小城是新砦期的,可見對新砦期遺存的研究和討論是他多年來著力的重點。他之所以把新砦期作為重點是有原因的,因為他不僅是新砦遺址2000~2001年第一次大規模發掘和報告編寫的參加者,更是隨後鞏義花地嘴新砦期大型聚落田野調查和發掘的參加與主持者,目前也在主持著報告的編寫。讀過他寫的有關新砦期的文章即會知道,有一篇是和李維明先生論戰時寫的,難免帶點火藥味,但他認為新砦期遺存是晚於河南龍山文化的客觀存在的觀點,我是贊同的。我是「斷代工程」中新砦遺址重新發掘的推動者,也是和萬發一起參加新砦第一次大規模發掘的戰友,當時我們和劉緒、趙春青、王文華、武家璧等一邊發掘、一邊討論,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不過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新砦遺存的分期、分布範圍,能否劃分類型、族屬,與二裡頭文化一期遺存的關係等都還在討論中,並無固定的看法。只是東趙遺址發掘之後,二裡頭文化一期文化層疊壓著新砦期小城地層關係的發現,使我堅定了新砦期遺存早於二裡頭文化一期,兩者並不同時、也不可歸為同類遺存的認識。目前有關新砦期的問題看法仍存差異,萬發是新砦遺址、花地嘴遺址的發掘者,希望繼續關注他有關這一問題研究的進展。

萬發的田野考古和科研工作並未單純限定在新砦期方面,我們從這幾年的他的考古工作和其發表的作品可以看到。在本論文集中還有其他純田野考古類的論文,分別是考

證洛口倉的地理位置、探討大運河通濟渠鄭州段走向、討論商代望京樓古城東一城門和研究鄭東新區考古發掘的周代古祭城的。這些討論對象性質不同,年代非一,並有所創見,足見作者學術視野的廣泛、掌握考古、文獻資料的紮實以及對於重要學術問題的掌控力。

通過這些基於田野考古的文章,有兩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作者能夠緊跟田野考古發現立論,學而時習,勤於學術,迅速出成果;二是田野考古與文獻研究並重,在

這一代學者中,能在古文獻方面高度關注和下功夫,殊為難得。

另外,我們知道,望京樓夏商城、祭城城址,都是在基本建設考古中發現的,限於當時的工期,既要儘可能保護好這些不可再生的重要歷史遺跡,又要服務好地方經濟建

設,作為鄭州市專門負責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的業務長官,萬發審時度勢,充分發揮了他的長官才能和學術能力,通過縝密研究,及時闡明瞭望京樓商城東一城門和祭城的重大學術價值,及時參與各方協調,從學術和現實的角度提出了適宜的保護方案,在文化遺產保護面臨各種客觀難題的形勢下,較好地保護了重要考古遺址。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作為現代文物工作者忠於職守的堅定態度,把考古工作融入經濟建設的睿智,也看到了作為學者不忘初心、追求真理的科學和學術精神。

考古學同其他學科一樣,也是不斷處在發展變化中的科學,自從19世紀中葉誕生以來,通過廣大文物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目前已逐步由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轉向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由物的研究發展到精神的研究。從考古學史觀察,尤其是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史觀察,近三十年來是這種轉變趨勢最為劇烈的時期,蘇秉琦、張光直、俞偉超是這一轉變趨勢的開拓者、引領者,在他們的號召及帶領下,先由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研究發展到社會及其發展規律、模式的研究,嚴文明、張忠培等人無疑是研究的中堅,現在又擴展至思想意識、天文、宗教觀念、藝術、精神生活等領域的研究,馮時、何駑、顧萬發是其中各有千秋的佼佼者。馮時的《天文考古學》、何駑的《怎探古人何所思》是他們的代表作,萬發即將推出的這部《田野考古與藝術史研究論文集》則是他在此領域中不懈耕耘的見證。

收入本書的20篇藝術史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研究的對象都是考古發掘出來的遺跡或遺物,重點都是剖析其人文內涵,揭示其精神意義,無疑這都是考古學研究的內容

和應該回答的核心問題。

「蹲踞式」是考古常見的一種造型,有器物亦有影像。本書多篇藝術史論文對其均有涉及。《再論「蹲踞式」的基本類型、本質內涵及「夏」字等相關問題》一文在分類的基礎上探討了其本質含義,他援引戰國秦漢所謂晚期材料和新石器時代有關玉器材料,將這種造型歸結為神人、神巫一類人物攀援「建木」或憑氣凝神想像登臨天界勾通人神場景的寫照。也許對其中個別細節的解釋或有可商甚至不妥(萬發近年來對於這一問題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相關文章未納入本論文集),但我認為其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高廟、紅山、良渚時代的古人,天天生活在大自然界當中,與日、月、星、辰、

風、雨、雷、電打交道,充滿著各種各樣想像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當時那種科學技術相對低下的環境中,人們找不到合理的解釋,但卻可以馳騁想像的翅膀找到實現想像的奇方妙思,而「氣功導引」、攀爬神山神木便是可以實現心中願望的途徑和工具。現在難以解釋的現象,放在當時自然和社會環境當中,通過這樣的闡釋,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該文並從「蹲踞式」進而擴大到對「夏」字、「夔」字及「蹻」的解釋,使讀者大

大開闊了眼界和思路。結合近年作者對於帝字、章字、夋字、字與相關影像的關聯研

究,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影像和文字關聯方面做了獨特而精細化地探索,以及作者對小學知識掌握、運用的嫻熟。

「扉牙」常見於夏商周三代乃至更早時期的玉器上,其含義如何,又有什麼樣的功能?研究者甚眾,但迄今未形成統一認識。萬發從天文學和玉器禮儀制度角度入手進行了深入探討,在收入本書的多篇文章中均曾提及該問題。從考古發現來看,玉器上扉牙出現甚早,不論是從蓋天說理論岀發或是從太陽崇拜理論出發,在玉器上雕出扉牙肯定與時人對天界的理解、信仰、崇拜有密切關係的。隨著人們對世界、社會認知程度的提高,至三代乃至以後,這種認識慢慢從「天上」降到了「地上」,與當時社會需要相

結合,轉化為禮製的有機組成部分,神秘色彩漸漸淡化,理性成分不斷增加,在新的自然、社會環境中繼續發揮著應有的作用。現在的研究,包括本論文集諸篇的研究,均力圖揭示其本義,不論大家的認識有什麼不同,個人的研究有什麼新的進展,都是向「真理」前進的一個過程,參與這個過程,也是一種幸福。關於玉器扉牙內涵的解讀,萬發在2017年9月於成都舉辦的「《玉匯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特展暨夏商時期玉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其最新研究成果,觀點與本論文集所收文章雖然有所聯繫,但是已有更多新識,這裡予以提及。

萬發不僅善於用天文學知識解釋出土文物的造型和影像,也常用來分析有關的考古遺跡,《太谷白燕F504古天文學及古地理學內涵研究——兼新論「亞形」「九州」「分野」「明堂」等相關問題》一文即是其代表之一。這篇文章的主題,記得萬發2000年在新砦考古工地曾與我電話長談,當時他還建議應該再發掘並可納入當時正在討論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他認為F504中的七個圓坑代表北斗七星,而「亞」形則代表「天中」,「天中」和「地中」是相應的,因此地面的「亞」形相應於地理位置而言亦為「地中」。整個建築應為天地相應的模擬,其功能可能與禮儀性觀測和相關宗教祭祀活動有關。類似的,還有他對杞縣鹿台崗I號「亞形」建築、滎陽青台一處包括埋置9個陶罐等綜合祭祀現象的研究等。因為沒有受過天文學的訓練,缺乏天文知識,考古上見到這種現象,常常是望洋興嘆,不知所措;對於萬發諸位先生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總是將信將疑,提不出自己的判斷。但我深知這方面研究的重要,也相信他們運用的研究方法的科學和正確。如果從讀者的角度讓我對從事這類問題研究的朋友們提個建議,我則希望緊扣「功能」主題,把研究對象放在較大的自然和社會大背景下一步一步有序展開,引導讀者跟隨你的分析闡釋慢慢接收你的最後論斷。例如太谷白燕F504,如果它確是一處象徵「天」、「地」相應的祭祀禮儀遺跡,那麼它為什麼會選擇建在這個地方、周圍的其他遺存和它是什麼關係、祭祀的對象是什麼、有無進行祭祀的道具和祭品?當這些疑問一個接著一個解釋清楚了,我相信讀者就會更加心悅誠服了。

萬發涉獵的研究範圍很廣,學術方法豐富,除了考古學、天文學、影像學方法等之外,甚至是中醫、易學、數術的方法在他的文章中也都能有所體現,有的運用出乎意

料但是非常有道理,像他對於「蹲踞式」與中醫和人體科學原理的關聯,採取了「跳出來思考」的方式,運用我們考古學家一般不會關注的其他學科的知識來解讀,在諸多探索這一問題的方式方法中獨樹一幟,這一關聯令人信服。我們知道,考古學是研究古代人類社會的,理論上各學科方法對於考古學而言都會有幫助和啟發。這種運用多學科的方法,於考古學而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這可能也是作者對於新舊問題屢有新識的重要原因。

論文集中有的藝術史類論文,由於牽涉的問題複雜,因此主題會有多個,雖然都很重要,但是考慮到不是專著,似可以分解為多篇專題文章單獨論證為好。

學術貴在不斷創新。這方面在萬發的作品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在該論文集中,作者關於中國早期有翼神獸、金沙出土奇異玉器構形、鞏義花地嘴遺址「硃砂繪陶甕」、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器圖案和二裡頭等文化綠松石牌飾相應問題、三星堆魚·鳥·矢紋金杖性質、「夏」字與「蹲踞式」關聯的研究等等,視角獨到奇絕,論證深刻,均發前人所未發,多具鮮明的創新性和說服力,讀來如同靜坐品茗,入口雖有點生澀,但回味甘甜,妙不可言……

萬發對於學術是勤於開拓的一位學者,他不拘於已有的學術成果和熟悉的學術範疇,近年來除了對早年關注的問題繼續保持出新和跟蹤研究外,又在高廟文化研究、仰韶文化中晚期田野考古、仰韶文化彩陶內涵和歐亞彩陶之路研究、鴞文化探索、紅山文

化玉器研究、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玉器扉牙內涵探索、商周青銅器影像內涵研究、玄鳥生商神話研究等諸多關鍵性學術問題方面,發表了系列頗有創見性的觀點。尤其是其中的太陽大氣光象考古,為建立新的考古學分支作了相當有益的探索,這在學科基礎創新方面是非常難得的。我期望並相信萬發能夠有更多的力作問世,以饗學界!

本文由孫莉 摘編自 顧萬發 著《田野考古與藝術史研究論文集》之「序。內容有刪節、調整。

978-7-03-057415-2

本書收錄了作者從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來的學術成果及研究論文31篇,主要涉及史前考古學文化內涵的探討,以及藝術史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和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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