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怎麽打起來的？

整理、編譯：劉佑民 宋舒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怎麽打起來的？這或許是一個永遠充滿爭論的問題，儘管近年來熱度可能有所下降，卻尚沒到蓋棺論定的時刻。許多讀者可能一聽到一戰起源問題，便會下意識地想到中學教材的“官方解答”，這種解答或許有一定正確性，但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同時，關於一戰起源的探討也絕不是對往日陳跡的考古工作，它代表了人們對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浩劫的歷史記憶，以及由此引發的對當前國際關係的認識，因而它也永遠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本次外刊掃描精選英、德、法、俄四國的有關文章（考慮到文章長度，法、俄兩國的文章將於下周刊出），其中既涉及具體史實，更回顧了關於起源問題的學術爭論與歷史記憶，知古鑒今，看到和平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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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敵對是一個神話麽？

整理自：Zara S.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cond edition), Chapter 3,Palgrave Macmillan, 2003

為什麽在戰前總有人說英德之間即將爆發戰爭，卻說不出具體是為了什麽而打？又是什麽把本來模糊的憂懼和未能實現的願景，轉變成了一場血腥的衝突？

在布爾戰爭期間，德國僅提供了十分吝嗇的支持，還要價不菲。時任外長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爵士所言的對德國根深蒂固的敵意往往並非基於對德國情況的直接了解，20世紀初德國積極的對外政策讓英國感到威脅。法國因日俄戰爭的影響而喪失了俄國的支持，這一事實顯示，法國在面對德國威脅時很脆弱，也使英國外交部確信英法協約之必要；因為如果英法協約關係破裂，法國便會轉而同德國一道對付孤立的英國。相比較促進與德國的和平關係，格雷更在意維持協約國的威望。1911年，他還在未正式知會內閣的情況下與法國外長進行了非正式會談。這些行動與表態背後，是對德國虎視眈眈之勢的擔憂，因為儘管英國已通過海軍與貿易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掌控權，德國只需要通過對歐洲的軍事征服就能做到這一點。德國在摩洛哥的行動強化了英法協約關係，也使英國外交部的注意力集中到“侵略者”身上。外交部高官艾爾·克勞威（Eyre Crowe）的備忘錄便反映出此種心態，他通過英德歷史中的長期矛盾、“鐵與血”對德意志帝國成立的核心作用，強調對德國挑戰的唯一回應方式是重申傳統的均勢政策，以最大的決心維護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權利與利益。

但格雷對英法協約的鼎力支持也遭到了不少反對，許多外交部官員常常對法國外交政策的口是心非、自私自利感到憤怒，也有人告誡格雷法國人骨子裡懼怕德國人，又不信任英國人，他們日後很可能反水。與此同時，英法在君士坦丁堡、摩洛哥和中國等地的合作也造成了更多的衝突。但這些都不足以抵消英國被大陸孤立的恐懼，英國方面仍堅持維護協約。巴黎方面卻也對英法協約半信半疑，他們不確定英國是否真心支持他們，以及在幫助法國對抗德國時能否提供有效的武裝力量。同時法國政府內還有一個有勢力的團體支持法德結盟，法國戰爭部長、殖民部實際的掌控者就認為法國從德國那裡能得到更多好處。畢竟兩個鄰國經濟聯繫十分密切，德國是僅次於英國的對法第二大出口國，法國也是德國第二大資源來源地，1906與1910年間，兩國市場相互依存關係日益緊密。

儘管如此，英國外相愛德華·格雷仍十分堅決，不過他無法使協約關係轉變為同盟關係，也不希望法國觸怒德國，1906到1910年之間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維持局勢。法國依舊是阻止德國實現其野心的唯一阻礙，俄國的態度難以捉摸，其經濟和軍事力量也過於弱小而無法對英國起到保護作用。同時英國也作出努力，為使德國人相信英法協約以及與俄國的會談不會威脅他們，格雷僅密切關注德國在土耳其、波斯和波斯灣的活動，因為英國在這些地方的利益受德國威脅較大，他在1909年宣稱“真正孤立德國將意味著戰爭；德國在歐洲的統治也將意味著戰爭”，而將歐洲劃分成同盟國語協約國兩大陣營正是穩定局勢的做法，而非相反。

軍備競賽

其實直到1907年，海軍競爭才開始主導英德關係。1906年2月英國皇家海軍無畏戰艦在樸茨茅斯下水。1907年海牙會議上，德國拒絕討論海軍問題，各國對德國意圖也愈加警惕，並對德國的外交策略表示不滿。新聞媒體上彌漫著一股反德情緒，即便自由派報紙也是如此，特別是，1907年11月18日德國宣布修正海軍法，在1908-09和1911-12年間每年建造4艘無畏戰艦。英王也取消了原定前往德國的春季出行，外交部表示海上霸權對維系英國安全是必須的，如果德國真的增加海軍軍備，英國也會在1909年實行更大規模的海軍計劃。

1908到1912年中英德海軍競爭支配著兩國關係，但在整個海軍問題上，雙方都很短視。兩國專家都認同馬漢的海權論，但幾乎沒有人考慮工業和技術的變革會也許並不與流行理論完全相容。而且儘管不斷上漲的造船費已影響了兩國內政，我們還不清楚當時雙方是否明白新軍備競賽到底意味著什麽。英國自由黨政府為如何籌措用以海軍與社會改革的資金而爭論不休，其中的激進派一直主張減少造船。在德國，提爾皮茨（編者注：Alfred von Tirpitz，德意志帝國海軍元帥，德國大洋艦隊之父）計劃的花費也使人質疑其可行性，甚至在1907年德國海軍法通過前還有人質疑新式戰艦能否造得出來。儘管面對種種困難，增加軍備已成定局。提爾皮茨的確想挑戰英國的海軍霸權，同時儘管德皇否認海軍法案針對英國，但這個計劃在柏林就是如此通過的，倫敦方面也是這麽解讀的。到1908年外交部確信如若軍艦力量沒有實質性提升，協約國將無法在面對德國時保障英國安全。

正是這種虛弱感引發了英國的恐慌，伊舍爵士（Lord Esher）在1907年10月曾言：“焦慮，而非安全感，才是人們準備開戰的根源。”關於德國效率與經濟實力的傳聞使專家們相信，如果不建造更多主力艦便會被德國趕超，1908年政府就曾收到關於德國謀劃對英國海岸實行突襲的報告。1908年起英政府內就如何回應德國展開激烈爭論，爭論雙方是以格雷為首的海軍派和以勞合·喬治為首的經濟派，兩方都有內閣成員以辭職相要挾。最終海軍得到的撥款少於預期，擴軍計劃卻得以保全。但在1908年阿斯奎斯任新首相後，勞合·喬治執掌財政部，其好友丘吉爾管理貿易局（Board of Trade），兩人為削減軍費開支而呼籲與德國訂立海軍協議，否則便只能徵收新稅或者縮減教育和養老金開支。英國也的確向德國派出使者，但只得到消極回應，勞合·喬治在德國調研其社會保險體制時也未能如願就海軍問題展開討論。1908年夏天這些努力的失敗加強了海軍派的影響，內閣表態不再提及軍艦問題。隨著關於德國正秘密加速海軍建造計劃的謠言傳來，英國對德國的懷疑達到了新高度。第一海軍大臣麥肯納請求海軍預算增加六艘無畏戰艦，以勞合·喬治、丘吉爾為首的經濟派稱最多加四艘，格雷則以辭職相威脅，經濟派再一次失敗了。新聞媒體的叫囂使內閣爭論演變成大眾恐懼，各種流言蜚語再起。

英國對德國海軍擴張的反應，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也使得德國人重新考慮提爾皮茨的計劃：出口商抱怨緊張的英德關係，中、右翼黨派擔心高昂的軍費支出可能得不到回報等等。1908年7月，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Hollweg）出任新首相後急於同英國訂立海軍協議與中立協定，而這愈發使英國確信德國海軍計劃是一種精巧的脅迫手法。不過格雷明白政府想結束海軍競賽，他建議交換技術信息作為和解的第一步，1909年8月霍爾維格首相率先提議兩國開啟政治與海軍協議的談判。但隨後兩年的談判不僅徒勞無功，反而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張。英國的目標是停止軍備競賽，德國則希望英國對大陸保持中立，且隻願意作出很小的讓步。德首相無力修正整個海軍計劃，至多只能放慢建造速度，英國則始終心存懷疑，也擔心同德國談判會危及與法俄的協約關係，1910年底談崩，英方代表借口國內大選回國。1911年雙方曾想重啟談判，但英德在會談目標上的根本分歧並未消除，阿迪加爾危機（編者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使談判走到盡頭。

在英國，對海洋力量的信奉跨越了黨派和階級界限。兩院中有一定數量的議員與軍工製造企業有利益關係，有超過50名議員是軍人出身，他們堅定支持擴軍。軍備企業與船舶工程公司的持股人眾多，國防工業的蓬勃發展也能帶動就業與經濟發展，因而不可能不對政治施加影響。保守派還認為軍事工業的發展會有助於防止勞工暴動。同德國一樣，英國公眾對海軍的呼籲讓海軍競賽具有了情感效應，也使兩國政客、專家的行動更具情感色彩。為什麽英國人認為海軍競賽會保證他們的安全呢？在於反覆浮現的對外敵入侵的恐懼心理。當時人們普遍相信提爾皮茨要挑戰英國的海軍霸權，而且當德國建立歐陸霸權後便可利用大陸港口統治各公海與英吉利海峽，實際上英國海上霸權與其大陸均勢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德國人要在他們的大陸地位與對歐洲之外地區的野心之間維持平衡，英國人則要考慮大陸均勢與自身的海上霸權，因而兩者的斡旋空間幾乎沒有。

經濟競爭

除了最關鍵的海軍競賽外，兩國經濟競爭也頗為重要。這要追溯到1880和1890年代，德國在這段時間迅速崛起為歐洲大國，並要求在歐洲以外地區瓜分利益。在英國，儘管在對德國經濟威脅最初的警覺之後，對外部競爭的恐懼曾一度減輕，但由於1903-5、1908-9以及1914年出現的短暫經濟衰退，英國國內的恐德情緒有上升之勢。張伯倫的關稅運動，保守黨在1910年大選中公平貿易做文章，這些都引發了德國出口商的強烈反應，一位德國船主曾向德皇報告稱：“那兒的人民瘋了，他們滿口談論的都是下一場戰爭和未來的保護主義政策。”在巴格達鐵路、波斯灣和非洲的外交衝突再次證明德國是一個強勁對手，英德經濟競爭成為兩國關係的基調。

但片面強調兩國在工業生產、進出口貿易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競爭，是對歷史事實的扭曲。公平貿易運動並未成功，除了1907年的專利權法案（Patent Act），英國政府也幾乎沒有針對外國競爭者采取行動。國內、外需求量的增加減弱了貿易焦慮，像鋼鐵、棉花產品、造船業等傳統工業出口量也在蓬勃增長。其次，英德貿易額也在飛升，1904和1914年間，英國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國，德國則是英國的第二大市場。具體來看，不同工業的情況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工業內部不同公司的情況也不同。最重要的是，英帝國體量非常大，無論是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還是在英國享有特別貿易優勢的海外地區，英國產品總能找到地方賣出去，實際上只有非常少的英企業明顯地受到德國競爭的影響。例如在拉丁美洲，英國利益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其次是巴西和智利，德國則從南美其他國家牟利。即使競爭不過德國導致英企業撤離，它們還能轉戰別處接著賺錢。甚至在亞洲、非洲和中東這些德國人試圖介入的地區，英國依然形勢大好，反而是德國在開戰前最後幾年日益擔心它在這些“中立”市場進展緩慢。同時英國擁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船隻，操控著全世界一半的海洋貿易，德國在公海也幾乎威脅不了英國。在對外投資方面，德國也落後於英國和法國，即使在羅馬尼亞這個德意志銀行已根基頗深的地方，英國僅在石油投資領域的份額於1912年就超越了德國在當地的總投資額。在競爭之外，英德還有廣泛的貿易合作，實際上戰前40個生產商企業聯合（producer cartel）中有22個是英德公司。

但英國外交部對貿易競爭的態度還是老派的，自由放任的原則依舊流行。亞瑟·尼克爾森對於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的評價很能說明問題：“我們不能指望金融家們不為利益所動，受愛國熱情驅使。他們眼睛裡只有利潤……他們追求的目的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對他們來說全然無關緊要。”其實，只在一戰期間德國經濟發展才被英國外交部視為“黑暗罪行”，但到1918年，人們又再次相信英國經濟的繁榮有賴於德國經濟回歸常態。對英國外交部來說，經濟武器的主要功能並非維系貿易，而是為達成政治目的，即增強威望，捍衛政治與戰略利益。比如在涉及巴格達鐵路時，政府比投資商們還要著急，愛德華·格雷關心的不是投資機會，而是英國在地中海地區，尤其是波斯灣的戰略地位，然而從1903到1907年，一系列出於政治目標的外交努力都失敗了。1911年紛爭再起，當時土耳其從德國人那兒獲得了修建這條鐵路的權利，但只有英國統一提高關稅方可修建，這是土耳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格雷看到形勢不利於英國，決定作出妥協，不再反對鐵路修建。1913年初，經協商確定，巴格達鐵路分成兩部分（巴格達-巴士拉、巴士拉-科威特），英國對後半段享有絕對控制權，基本確保了其在波斯灣的戰略地位。起初資本家在沒有政府擔保的情況下不太願意投資鐵路，但即便協議終於達成，資本家們對政府也並不心存感激，他們覺得艱難的談判耽擱了他們本可到別處賺錢的時間。不得不說，貿易競爭在戰前兩國關係中的重要性是有所下降的。

殖民地問題

直到1914年德國的殖民帝國面積還不足100萬平方英裡，僅僅容納了21000名德國人，吸收了3.8%的對外投資，貢獻了0.5%的海外貿易，殖民擴張的成效並不顯著。自然德國人和英國人一樣認為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必須擁有龐大的殖民帝國，問題在於，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是選擇同英國人合作，還是與之對抗。儘管德國叫囂著“世界政策”，但他們的野心是模糊的，並不聚焦在地球上的某塊地域，因為彼時世界已經被瓜分殆盡了。從一開始德國對地盤的訴求就包含了一些虛假的成分，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不可能在歐洲之外的世界裡自由自在，與奧匈結盟已束縛住了德國。如若不撼動已有的勢力均衡，德國就無處擴張，但保障德國安全的也正是勢力均衡，結果就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使得德國的外交風格變得尖銳而不理性。德國的殖民野心常常停留在理論層面，而非付諸實踐。

德國反覆提出要在非洲分一杯羹，這惹惱了“恐德者”，卻沒有造成實際的困境，因為當德國提出這類訴求時，還是保留了協調和妥協的空間，直到它將目光轉向歐洲大陸。柏林有一個重要團體在阿加迪爾危機時仍相信德國只有通過與英國合作才能確保超歐洲帝國，這批人在1911年及之後幾年中得到了英國方面的友善回應，尤其是在路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領導下的殖民部。阿加迪爾危機可被視為戰前列強之間最後一次殖民地衝突，就像之前的衝突一樣，最後是被和平解決的。德國對殖民地的要求也並非完全出於經濟考慮，政治家也希望以外交勝利激起民族情感，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英國外交部看來，德國在摩洛哥的行動主要是為了破壞英法的協約關係，外交部的眾多要員對德國的行為十分警惕，希望英國能堅定挺法反德立場，但無論部長愛德華·格雷或阿斯奎斯首相都不願和德國搞得太僵，內閣7月4日商議後決定英國不公開反對德國在摩洛哥獲得港口，但如若要改變摩洛哥的現有局勢，則需要征詢英國意見。與很多同僚不同，格雷相對同情德國的殖民野心，對英國來說它在摩洛哥的鄰居是法國還是德國關係不大。英國希望促成法德協商，以法國在剛果的部分利益換取德國不插手摩洛哥，但當得知德國想要法國在剛果的全部殖民地時，格雷警惕並強硬了起來，可內閣其他成員還是擔心英國的強勢介入會激化矛盾激化甚至引發武裝衝突，隨著事態的僵持，也只有一小部分閣員的態度由溫和轉向強硬。8月23日，阿斯奎斯召開了一次帝國防務委員會（CID）特別會議商討對策，以此繞開內閣中的溫和派，格雷、勞合·喬治、丘吉爾、麥肯納等強硬派悉數出席。最終格雷明確告知法國，只有法國滿足德國的領土期望，英國公眾才會支持法國。危機的氣氛到9月底終於開始緩和，格雷明白，如果法德真的開戰，英國必然幫助法國，但他會盡其所能避免戰爭。

這場危機的結果看上去是協約國勝利了，英、法關係得到強化，德國得到的土地也比預先的要少。其實在德國，即使是最強硬的“世界政策”支持者對於是否開戰也會三思，無論是貝特曼或是提爾皮茨都不願以戰爭達成目的。無論如何，貝特曼遭遇了外交失敗。法國也不完全滿意英國在交涉過程中的行為：英國要求法國作出讓步，也沒有對法德開戰後的立場作出公開表態。倫敦方面，外交部從一開始就將阿加迪爾危機看做對協約國關係的測試，以及德國對現存勢力均衡的挑戰，而內閣很多人則認為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殖民地糾紛並不直接影響英國利益，首相也擔心英法軍方高層間針對可能的戰爭爆發之後應采取的策略的會談有危險。在11月1日的內閣會議上，首相向內閣成員保證，所有的政策決定都會由內閣拍板，但內閣中的溫和派們對於英法兩軍高層背著他們會談仍憤憤不平。在兩周後的會議上，個別閣員甚至以退出內閣相要挾，最終決定是折中的，在與法國軍方高層的會談中，英方不能就開戰後的軍事干涉作出任何承諾，而且以後每次會談都需要事先得到內閣批準。

格雷現在明白他的同僚們在外交政策上仍有較大分歧，而且最基本的問題仍未得到討論，法國的獨立對維系英國的安全而言是不是必要的？在左派看來，英國對大陸盟友的支持已經過頭了，即便是支持格雷的保守黨人士也被各種開戰謠言搞得心神不寧。外交大臣很清楚德國戰勝法國的巨大危險，因而英國不可避免地要堅定支持法國，但他的支持者們則有些過於狂熱，他想平息而非挑起爭端。阿加迪爾危機充分顯示出英德關係的獨特狀況，兩國都有關於戰爭的言論，但卻說不出具體是為了什麽而打。德國人想要一場外交勝利以及土地回報，英國人卷入其中是因為他們相信法、德矛盾會攪動歐洲的均勢，進而影響英國的安全，無論如何，英國人對德國的懷疑從未消失。

英德敵對的某些方面很明顯曾被誇大了，鑒於幾乎沒有什麽在市場、殖民地問題上的具體衝突是不能夠協商解決的，人們可能會論證英德衝突的虛幻性。但是德國政府想要提升它的國際地位，提爾皮茨的長遠目標就是想建立一支足以顛覆英國海上霸權的艦隊，這絕不是一個神話。格雷和他的同僚們想通過維系英國海上霸權與大陸均勢的手段遏製德國的野心。兩國政府都了解對方的處境。不過鑒於德國人的頭腦裡既沒有固定的計劃，也沒有清晰的行動方式，他們的外交是難以捉摸、不可預測的，英國外交部作出回應的根據不是當下面臨的現實挑戰，而是他們對德國最終意圖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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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危機與戰爭責任：德國學者的觀點

整理自：Annika Mombauer, Julikrise und Kriegsschuld–Thesen und Stand der Forschung,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4.2014, H.16-17, S.10-16.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此後的世界歷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一戰只是一場三十年戰爭的第一階段，1945年納粹德國的潰敗才使這場三十年戰爭徹底結束。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把一戰稱為“20世紀的根本性災難”，也強調了一戰對此後國際格局的塑造作用。

激辯戰爭責任問題

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誰呢？對戰勝的協約國來說，這個問題似乎很容易回答：顯然是德國及其盟友挑起了戰爭，它們應該受到懲罰。《凡爾賽條約》正是如此規定的。德國民眾卻並不認同這種觀點。他們認為自己進行的是一場防禦性戰爭，承擔戰爭責任對他們來說無異於一種侮辱。

其實，早在一戰的第一槍打響之前，關於戰爭責任問題的辯論就已經開始了。英法和德國都聲稱自己才是正義的一方，因受到外部威脅而被迫反擊。在德國進軍比利時的同時，德皇威廉二世聲稱“敵人在和平中攻擊了我們”，這句話通過德國的新聞媒體、戰爭海報和明信片廣為流傳。戰爭的失敗使德國突然變成了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還背上了沉重的賠款負擔，這是許多德國人難以接受的。

正是這樣的輿論氛圍，促使魏瑪德國政府同歷史學家和新聞工作者合作，共同為破除關於戰爭責任的“謊言”而努力。他們的最終目標，是修改《凡爾賽條約》中關於戰爭責任的條款，停止支付賠款。魏瑪德國政府和外交部資助出版了許多檔案文件和研究成果，以製造德國不需負擔戰爭責任的輿論。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支持這種官方論調的作品得到讚助，質疑這種論調的作品則遭到審查，沒有市場。

20世紀30年代初，認為德國在一戰中不負戰爭責任的觀點不僅在德國佔據了主導地位，還在國外站穩了腳跟。關於一戰戰爭責任的國際共識逐漸變得有利於德國。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在其193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1914年的歐洲“滑入了戰爭”。這一觀點成為了新的主流意見。按照這種觀點，一戰的爆發不能歸咎於某一個國家的野心，而應該理解為歐洲同盟體系失靈的結果。戰爭的爆發更像是一場意外，沒有哪個特定的國家應該對其直接負責。這種新的解釋在德國特別受歡迎。可以說，德國一直大力宣傳的“德國無罪論”終於大獲成功。

希特勒在1937年的一次講話中聲稱，一戰戰爭責任的問題已經解決，並把這一成就歸功於自己。事實上，德國單獨承擔一戰責任的觀點之所以得以破除，靠的主要是魏瑪德國的大力宣傳和國外輿論的轉向。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德國內外的學者都沒有興趣再思考一戰的戰爭責任問題了。在二戰後的最初幾年裡，人們也並不認為有必要把二戰的根源追溯到一戰；相比之下，理解納粹德國的十二年才是更重要的任務。大國共同承擔一戰責任的觀點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費舍爾爭論

直到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界才再次出現研究一戰戰爭責任問題的浪潮。開啟這一浪潮的是漢堡大學的歷史學家弗裡茨·費舍爾。他在1961年出版了《爭雄世界》一書，重提德國負有一戰主要責任的觀點。他認為，德國不僅對戰爭的爆發負有主責，還對戰爭早有預謀，並且制定了擴張性的戰爭目標。這和二戰就很相似了。

費舍爾的觀點引起了一場席卷德國史學界的大爭論，連政府都參與其中。在這場爭論中，費舍爾及其學生遭到了許多人的斥責。參加過一戰的歷史學家反應尤其激烈，例如弗萊堡大學的格哈德·裡特爾，他是費舍爾的主要反對者。這些學者難以接受，自己這一代人曾經熱情參與的“自衛戰爭”，竟被費舍爾稱為一場有預謀的侵略戰爭。

1969年，費舍爾又出版了《一場幻想的戰爭》一書，加強了對一戰前德國戰爭政策的批判。他的很多觀點基於新發現的史料，特別是一些收藏在東德的史料。例如，他在1969年的書中指出，早在1912年12月，德意志帝國高層已經決定要在1914年夏進行戰爭。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是前人從未用過的。

隨著費舍爾爭論的結束，德國史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又形成了共識：大家基本承認，德國對一戰的爆發負有主要責任。需要注意，費舍爾只是說德國應負主要責任，沒有說德國應負全部責任，這個區別常常被人忽視。

爭論的焦點變成了德國擴張性外交政策的推動力問題。柏林的政界、軍界人物是要通過戰爭解決內政問題嗎？他們的行為是防禦性的還是進攻性的？德國是要進行一場先發製人的預防性戰爭嗎？至於1914年德國的哪些行為和決策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德國史學界並沒有太大的爭議。

人們也都意識到，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其他大國的決策。首先要研究的就是奧匈帝國的政策。德語和英語學界在這方面都做出了很多成果。這些研究認為，奧匈並不是德國戰爭陰謀的犧牲品。相反，奧匈利用了皇儲遇刺事件，想要通過對塞爾維亞的戰爭，製止從該國產生的、旨在削弱奧匈帝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凝聚力的運動。

一戰百年，戰爭原因再思考

21世紀初，人們終於達成了這一點共識：一戰的爆發並不是不可避免的。通過更加仔細地考察戰前的歐洲局勢，歷史學家發現，一戰前的危機是有可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德奧以外的列強在戰前的外交決策。例如，美國歷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認為，俄國想要得到土耳其海峽，特別是想要得到君士坦丁堡。在1914年的七月危機期間，俄國政府並不認為當時不適合進行一場歐洲戰爭。麥克米金還指責俄國過早決定進行局部動員，使危機不再能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德國歷史學家斯特凡·施密特認為，法國政府很想加強與俄國的同盟，因此願意支持俄國的政策。這樣看來，列強至少在原則上沒有拒絕戰爭，只要它們認為戰爭有利可圖。只有英國政府忙於內政問題，歐陸爆發戰爭似乎對它沒什麽好處。

正在一戰百年之際，一批相關作品又把戰爭責任問題推到台前，在德國的學者和民眾中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如果人們相信最新研究的觀點，那麽德奧就並不需要為一戰的爆發承擔比法俄更多的責任。法俄兩國在一戰中看到了加強同盟的機會，和德奧一樣歡迎一場“預防性戰爭”。根據這些研究成果，人們很容易得到這樣的印象：1914年的歐洲真的是“滑入”戰爭的。

在德國，這場新的爭論是由《夢遊者》一書引起的。它的作者是在英國任教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這本書2012年就在英國出版了。在英國，它得到了一些善意的批評，但沒有引起大的爭議。2013年秋，此書的德文譯本問世，引發了一場關於一戰的大型公共爭論，這是自費舍爾爭論以來從未有過的。克拉克的書連續數周佔據暢銷書榜單首位，他的觀點在德國各地得到討論。關於一戰的話題又成了報刊、網絡、廣播電視等媒體中的常客，其中戰爭原因問題特別受人關注。

對克拉克而言，刺殺奧匈帝國皇儲的普林西普和塞爾維亞在戰前的作用都很值得關注。他的書從1903年塞爾維亞國王夫婦遇刺一事寫起，把巴爾乾地區的民族問題和塞爾維亞製造麻煩的角色置於重要地位，這是很不常見的。的確，如克拉克所說，塞爾維亞是前人研究七月危機時的一個盲點。

在德國，這本書之所以引發爭議，並不是因為它把塞爾維亞送上了引發一戰的被告席，而是因為克拉克堅稱，尋找某個為戰爭負責的對象和相關的強力證據，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他認為，歷史學家不應該評斷過去的行動者，而應該解釋這些行為是如何產生的。他問道：“我們真的有必要將戰爭的罪責怪到某個國家頭上嗎，或者我們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參戰國的責任程度列出他們應該為戰爭的爆發所承擔的罪責？”

克拉克認為，列強多多少少都對一戰的爆發負有責任。在他看來，德奧這兩個中等強國成了法俄進攻性政策的犧牲品，來自倫敦的調解提議則被認為是“缺乏誠意的”，被擱置了。戰爭的爆發是“一場悲劇，而不是罪行”。在德國的許多評論者看來，這正給了德國洗脫發動一戰罪責的機會。

另一本成功的著作也增強了德國無罪論的說服力。克拉克的書出版後不久，政治學家赫爾弗裡德·明克勒出版了《大戰》一書。此書也十分暢銷，被許多媒體引用。明克勒認為，德國不應該單獨承擔戰爭責任。在他看來，德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者作出了許多錯誤的估計和判斷，這些錯誤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和失敗。戰爭是諸多失誤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德奧有意挑起的預防性戰爭。

克拉克和明克勒的作品問世後，德國的一些評論者認為學界出現了一次範式轉換，戰爭責任問題似乎又變得對德國有利了。例如，歷史學家霍爾格·阿夫勒巴赫表示：“德國人對一戰負有責任，但他們的責任並不比其他國家的更大。”

德國媒體中這種如釋重負的情緒隻遭到了少數人的反對。歷史學家福爾克爾·烏爾裡希認為，對這種“新觀點”的熱衷與對費舍爾的貶斥相伴相生，讓人想起了60年代的費舍爾爭議。當年費舍爾的觀點被稱為“政治上的受虐狂”，現在反對德國無罪論的人也因為“對罪責的驕傲”而遭到指責。在烏爾裡希看來，德國輿論界對《夢遊者》一書的好評與歷史政策的走向有關。“保守派在80年代的‘歷史學家之爭’中就想重獲德國歷史的解釋權，當時他們失敗了，現在他們要成功了。到目前為止，反對的聲音還很微弱，這非常引人注意。學界似乎疲於爭論戰爭責任問題了。”

歷史學家蓋爾德·克魯姆艾希也反對這種新範式。他在採訪中說：“克拉克太過袒護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了。在學界幾十年來都以德國罪責為研究焦點的情況下，這種觀點可能還是有些必要的。但克拉克簡直像當時的威廉二世那樣，把塞爾維亞說成了一群強盜，這就讓人難以接受了。在克拉克看來，動蕩的真正來源是泛斯拉夫主義思潮和俄國對奧匈的壓力。”至於誰應該為戰爭的爆發負責，克魯姆艾希給出了明確的回答：“我認為，德國應該為1914年8月戰爭的爆發承擔最多的責任，因為德國試圖用這場衝突來測試俄國的戰爭準備情況。”歷史學家們又像60年代時那樣，站在彼此對立的立場上展開了爭論。

英國在此前對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中得到的關注較少，但在最近的爭論中也開始得到重視。2014年1月，幾位德國歷史學家在《世界報》發文稱，德國對一戰並不負有罪責。他們認為：根據當時歐洲國家間戰爭的慣例，一個主權國家只要能證明自己的利益受損，就有“訴諸戰爭權”。在1914年戰爭爆發之際，這一權利對英國最不適用，因為英國在干涉（奧匈和塞爾維亞之間的）地區性衝突時，並沒有什麽直接利益或盟約要求可以用作正當理由。英國參戰使最初的衝突變成了一場世界性災難。

按照這種說法，英國沒有進行一場“正義的，也就是有正當理由的戰爭”，德國的行為卻是有正當理由的防禦行為。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修正主義觀點。那時，德國的歷史學家和新聞工作者就成功地把他們對歷史的解釋變成了關於戰爭爆發的主流觀點。

從一百年前開始，對一戰原因的追問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歷史書寫問題，更是一個與當代密切相關的問題。20世紀20年代，人們努力使德國擺脫戰爭罪責，從而擺脫賠款的負擔。在60年代的費舍爾爭論期間，人們擔心分裂的德國怎樣才在冷戰前線繼續存在。古巴導彈危機的發生，使人們開始尋找這次危機和1914年七月危機可能的相似之處；對納粹德國的反思，使人們開始考察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歷史。現在，也有人把當代的危機和1914年的七月危機進行類比。

60年代的爭論充滿感情色彩，因為當時參與爭論的很多人是一戰的親歷者，他們認為必須為自己或父輩的行為辯護。而今，雖然距離一戰開始已有百年，一戰老兵也都去世了，但是使德國免於戰爭罪責的觀點仍然有利於德國人的民族感情。這也就解釋了“歐洲在夢遊中滑入了戰爭”這一觀點在德國廣受歡迎的原因。然而，並不是所有學者都信服這種觀點，關於戰爭原因的爭論也不太可能現在就有定論。不知未來的新發現能否讓這場爭論的內容更加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