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海軍如何改變現代社會？

文/布賴恩·萊弗裡

如今，英國皇家海軍的火力要遠勝於德雷克（Drake）、納爾遜（Nelson）、費舍爾（Fisher）甚至丘吉爾時期。相較於19世紀初的千余艘戰艦，如今皇家海軍的88艘為數甚微，更難與“二戰”巔峰時期的8 000艘相提並論。然而，哪怕是現在最小的巡邏艦，都能在逆風條件下、傳統射程外輕易擊潰一整支納爾遜艦隊，它要做的只是逐個對準、扣動扳機，30mm小口徑火炮的火力就足以摧毀對手的木質船身。艦隊的雷達可以在迷霧和黑暗中找到敵軍，聲納可以探測出數百英裡外的潛水艇。艦隊配備的飛機可以於數百英裡外發現敵軍，並予以打擊，無論敵軍是上天入海還是安營扎寨，都難以逃脫他們的探尋。除此以外，三叉戟核潛艇上裝載有熱核武器，其毀滅力甚至要強過“二戰”中所有武器之和，摧毀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易如反掌。雖然，如今的皇家海軍在規模和武力上都遜於美國海軍，也不再坐享曾經的萬眾矚目，但它仍是一支強大且靈活的軍隊，擁有戰艦、飛機以及潛艇，足以執行海上、海下甚至陸地的軍事任務。

然而，恰恰是德雷克、布萊克、佩皮斯、安森以及納爾遜他們相對無力又脆弱的海軍，代表了不列顛的實力，贏得了民眾的愛戴，並於各種微妙以及意想不到之處，改變了不列顛甚至整個世界。納爾遜的船只是木質的，易燃，一旦撞擊岩石就會分崩離析。其船員多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戴罪之身或是強征來的水手，遠非如今高喊著保家衛國的志願者。他們的視線範圍限於地平線之內和海平面之上。一旦遠離了陸地，他們就與岸上的指揮官斷了聯繫。他們火炮的射程只有幾百碼，因唯恐與母艦喪失聯繫，士兵上岸後也從來不敢跑遠。與當代航空母艦相比，他們的技術可能看上去相對低級原始，但退至當時，這些戰船已經是最為先進、需要全面技術才能有效操作的龐然大物。儘管這些船隻仍有缺陷，但也比其他國家的海軍成功，開始為不列顛承擔起主宰海上世界的重任。

皇家海軍成功地保護不列顛諸島免遭入侵，也為其貿易和帝國事業保駕護航。但是它對世界和大英帝國的影響遠甚於此，它是世界力量中的翹楚，更是不列顛民主的締造者和守衛軍。

矛盾的是，皇家海軍這樣一個權力部門怎麽可能成為民主建設強有力的支撐？這大概是由於維持一支海軍耗資巨糜，不同於短期的軍備競賽，它不僅需要多年的投入用於建造戰艦，也需要大量經費維系一支職業軍官和水手隊伍。而這冗繁的支出只能經過人民同意才能募集——最初，富裕階層會為此慷慨納稅，不過最終，稅源還是擴大至社會所有成員。亨利八世用沒收修道院得來的財富營建了自己的海軍，而查理一世卻在與議會的周旋中自掘了墳墓。在國王終於取得了議會的支持大興海事後，山繆·佩皮斯（Samuel Pepys）於1677年在下議院宣稱“我們的安全維系於此”。在王權衰落之際，議會仍在商榷海軍的擴建計劃，1889年《海軍防務法案》（The Naval Defence Act of 1889）恰誕生於此種際遇。僅僅20年時間，人民自己就成了海軍擴建的生力軍，1909年，他們遊街宣請建造更多的無畏戰艦（Dreadnought battleships），高呼口號：“8艘戰艦，急不可待！”

與陸軍不同，海軍一般對國內的治安和穩定無所裨益，尤其是當其船員多為強製勞力，一旦上岸就為非作歹。17世紀50年代克倫威爾的將士們以武力威懾全國，議會在很長時間都對此印象深刻，並於1689年通過《兵變法》(Mutiny Act)，在軍官中安置了法律顧問，時效卻只有一年。同時，針對海軍頒布的《戰爭條例》（The Articles of War），卻具有永久效力。與其他大國相比，不列顛更為仰賴海軍，除卻兩次世界大戰，它從不需要維持大量陸軍。也正因為此，陸軍一反其在西班牙、法國以及日後德國政治中的地位，在英國的政治舞台上

從未成為一個要角。而海軍無論在戰時還是平時，在海內還是海外都有繁重的任務，致使其軍官很難撥冗問政。

在船上，海軍從來不像外界傳言那樣專製。《賞金獵人》（The Bounty）中殘暴的布萊船長（Captain Bligh）多半是小說的誇張之作，現實中少見其人。確實，船長手中握有的大權可能要比法治社會中的任何個人都大，但是船隻的操作需要大量的船員配合。這就導致雖然和任何群體一樣，船員間也會存在分歧與爭執，但船上的生活卻能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同心協力的氛圍。只有當船上或岸上的管理出現問題，士兵才會嘩然反叛。正如海軍上將馬克斯·霍頓（Max Horton）1944年所寫：“慣常情況下船員不會陷入無紀混亂，除非他們怨氣衝天，而這就是合理的審查的意義所在。”1

自古以來，海洋在英國文學上就舉足輕重，但成為中心，卻費時良久。第一個偉大的海員形象出自喬叟之筆。喬叟以達特茅斯（Dartmouth）的約翰·霍利（John Hawley）為原型——“但凡良知善意，他內心全無”。莎士比亞也常以海為主題，這大概是由於身處伊麗莎白時期的偉大港口倫敦，海洋才成為他逃不開的話題。《威尼斯商人》所處的環境便是海洋共和國，《暴風雨》的原型正是1609年在巴哈馬群島（Bahamas）遇險的“海洋冒險”號（Sea Venture）。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是一位新聞工作者，但僅以一本書就獲得了不朽聲名。《魯濱孫泛舟記》(Robinson Crusoe)被尊為英語世界第一部小說，百年後人們都深受影響。很多年輕人正是在此書的激勵下揚帆遠航，投身海洋事業的。海軍醫生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將《蘭登傳》（Roderick Random）以及《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Humphrey Clinker）的背景設定在海軍歷史上相對黑暗的喬治王早期，塑造了一位業餘船長的形象。“我看見他奄奄一息躺在沙發上，時不時地由仆人撐著他的頭聞一下嗅鹽瓶。”弗雷德裡克·馬裡亞特(Frederick Marryat)曾是托馬斯·科克倫（Thomas Cochrane）麾下的見習軍官，之後卻成為19世紀後期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他的小說主角是一位年輕見習軍官，閱聽人多是半大少年郎。馬裡亞特寫作的時代正處於拿破侖戰爭酣暢時。一個世紀後，他的地位被C·S·弗裡斯特取代。弗裡斯特的《霍恩布洛爾船長》(Hornblower)系列描述了一位執行獨立任務的船長，在沒有無線電的歲月裡，這位船長有著絕對的自主權，決斷之處盡顯英明。在弗裡斯特之後，類似的主題層出不窮，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帕特裡克·奧布萊恩（Patrick O’Brian），雖然他輕蔑地表示弗裡斯特的作品過於幼稚，但他採用類似主題，以一位護航艦船長進行獨立任務為中心，寫作了一系列為他博得盛名的作品。

從地理上來說，不列顛疆土內距離海洋最遠處也不過80英裡，然而不列顛的精神距離海洋更近。海洋在我們的詞匯中都留下了印記，如我們熟知的“by and large”（大體來說），“nip and tuck”（不相上下）以及“chip on his shoulder”（尋機爆發）。海洋文化也影響了我們的穿著。從維多利亞時期男孩間流行的水手裝，到如今海魂裝和甲板鞋，都帶有海洋的印跡。更為深遠的是，海洋賦予不列顛自由的意志，而強大的海軍讓它得以從歐洲大陸的極權者，從路易十四和希特勒的魔爪中脫身。正是由於帝國地緣廣闊，不列顛的貿易才得以在近代早期噴湧蓬勃，當年的世界霸主為如今的英國留下了膚色各異的公民。海軍並沒有締造帝國，但卻實實在在地捍衛了帝國。正是由於帝國曾幅員廣闊，才讓英語獲得了世界通用語言的地位。無論好壞，海軍本身顯示了國家的階級結構。它曾是世界上匯集最多精英的部門，即使出身低微，如詹姆士·庫克（James Cook），也能晉升為戰場指揮。但在維多利亞時期，它卻成了英國國內最講究階級出身的部門。而這一過失，耗卻了近乎半個世紀的時間才得以修正。數百年間，皇家海軍為這個國家培養了諸多精英，如德雷克和納爾遜，更培養了千百萬海軍士兵，他們在戰艦上揮灑青春熱血。此書講述的就是他們改變世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