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醫書局與《嘉祐本草》的編修

不得不說，北宋朝廷對中華醫學的重視可謂前所未有。以九位天子為例，除了在位五年的英宗、在位一年多的欽宗，其余七位帝王都十分重視醫學，尤其是太宗、仁宗、神宗和徽宗在位年間，北宋的醫學成就十分突出，眾多經校修後的醫學典籍和新的醫學成果紛紛問世。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同樣以天子年號命名的一部醫學典籍《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後世又稱《嘉祐本草》）在京師編修完成，成為繼太祖《開寶重定本草》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官修本草。

宋仁宗與校正醫書局

要說《嘉祐本草》，還不得不先說一說宋仁宗和他批準成立的校正醫書局。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第四位帝王，在位時間41年（1022年～1063年）。這位仁慈寬厚、謙恭節儉、慎刑愛民的天子，在位期間曾多次與醫政官商討前代醫學典籍的校勘、印刷和頒行之事。天聖年間，他與大臣們討論醫學問題時曾說：“世無良醫，故夭橫者眾，甚可悼也。”時集賢殿大學士張知白回答說：“古方書雖存，率多舛謬，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張知白的一席話引起了仁宗對校正和刊印醫書的注意，遂下詔命集賢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等人校正《素問》（即《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即《黃帝八十一難經》《諸病源候論》（又稱《諸病源候總論》《巢氏病源》），均為不可多得的宋代以前的醫學經典存本。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又命大學者丁度等人校訂《素問》。皇佑三年（1051年），又命醫家孫兆校訂《外台秘要》（又名《外台秘要方》）等，為保存古代醫學文獻、促進醫藥傳播做出了貢獻。

不僅如此，仁宗還命針灸學家、時任翰林醫官朝散大夫的王惟一“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編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並“肇頒四方，景世萬代”，這是一部集宋代以前針灸學之大成的著作。天聖五年（1027年），他又詔令王惟一主持鑄造針灸銅人（即天聖針灸銅人）兩具，開創了祖國醫學模型的先河，是中醫史上形象實物教學的重要發明；刻製《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石碑，仁宗為石碑親筆題篆，與針灸銅人一並陳列於大相國寺內，“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渙然而冰釋”，對向大眾百姓普及針灸知識產生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仁宗接受宰相韓琦的建議：“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台》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寶中嘗命官校訂，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隨後，仁宗“令置校正醫書局於編集院”，命韓琦為提舉（後由范鎮、錢象先接任），掌禹錫、林億、張洞、蘇頌（此後又有高保衡、孫奇、孫兆、陳檢、秦宗古、朱有章等）為校正醫書官。這一年，大宋專門校訂中醫藥典籍的官方機構——校正醫書局正式成立，這是北宋醫政管理史上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仁宗對醫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校正醫書局至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罷散，在短短的12年間，它從詔選醫書官、製訂編校計劃、確定編校原則到布置編校任務，有一套嚴格的工作流程。它集中了當時精通醫學的儒臣和太醫，有計劃地對宋代尚存的唐代以前醫學典籍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考證、校勘，“正其訛謬，補其遺佚，文之重複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之”，並經過雕版印刷而頒行全國。所校醫書選本精當，有《素問》《針灸甲乙經》《本草圖經》《脈經》《傷寒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論》《外台秘要方》等醫學典籍11部。自此，北宋官刻雕版醫書逐漸達到鼎盛時期，所校中醫典籍成為此後中華醫學古籍的定本，為保存和傳承中華醫學文獻、促進中醫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為人君，止於仁。”公元1063年，仁宗駕崩，“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這位開創了北宋“仁宗盛治”的一代明主，其治國功業從他對醫學的重視和在位期間的醫學成就中可見一斑。無怪乎南宋學者陳振孫曾在其《直齋書錄題解》一書中感慨：“大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訂也……嗚呼，聖朝仁民之意溥矣。”

掌禹錫等人與《嘉祐本草》的編修

校正醫書局成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編修《嘉祐本草》。在該書的編修團隊中，掌禹錫（生卒年不詳），字唐卿，許州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人，真宗天禧年間進士，曾任集賢院校理、崇文院檢討、光祿卿、直秘閣學士，時為太常少卿。他博學多聞，喜歡藏書，既是地理學家，又精通醫學。蘇頌（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屬廈門）人，仁宗慶歷年間進士，傑出的天文學家、藥物學家，時任殿中丞館閣校勘。林億（生卒年、籍貫不詳），精通醫學，時為員外郎秘閣校理。張洞（生卒年不詳），字仲通，開封祥符人，仁宗年間進士，時為殿中丞秘閣校理。他們均為校正醫書官。

醫學實踐是推動藥物學不斷發展的動力。太祖年間《開寶重定本草》問世80多年後，正如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在給仁宗的奏章中所說“本草舊本經注中，載注藥物功狀，甚有疏略不備處”，於是，嘉祐二年（ 1057 年），仁宗詔令掌禹錫、蘇頌、林億等人，繼《開寶重定本草》後再次修訂。他們“將諸家本草及書史中應系該說藥品功狀者，采拾補注，漸有次第”。嘉祐四年（1059 年），仁宗令校正醫書官陳檢負責校正；嘉祐五年（1060）八月成書，呈仁宗，仁宗令光祿寺丞、校正醫書官高保衡負責審校後，賜名《嘉祐補注神農本草》。這也是校正醫書局成立後最早承擔的任務。這次修訂以《開寶重定本草》為基礎，同時參證了其他本草著作。

修訂後的《嘉祐本草》計20 卷，新補藥物82 種、新定藥物17種，共收藥1082種，全書體例與《開寶重定本草》完全一樣。除“序例”（總論）部分外，“藥物”部分逐條論述，選擇慎重，正如該書序中所說：“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采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

在《嘉祐本草》的編修過程中，為了“使後人用藥，知所根據”，便於醫家辨認和藥農采集，仁宗又據掌禹錫等人的奏請，於嘉祐三年（1058年）詔令諸路州縣“仔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並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采時月、所用功效”；對於番夷所產的藥物，“令詢問榷場市舶商客，亦根據此供析，並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在此基礎上，蘇頌等人於嘉祐六年（1061年）整理編撰成《本草圖經》（又名《圖經本草》）一書，計20卷，目錄1卷。該書繪製了大量的藥物圖形，並加以文字說明，圖文並茂，使用方便，與《嘉祐本草》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是一部承前啟後的藥物學著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版藥物圖譜。

《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原各自刊行，四川醫生陳承“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為一，又附以古今論說與己所見聞，列為23卷，名曰《重廣補注神農本草並圖經》”。到了神宗元豐年間，藥學家唐慎微（字審元，成都人）在《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基礎上，收集民間驗方、各家醫藥名著以及經史傳記、佛書道藏中有關本草學的記載，整理編著成《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一書，計31卷。這是一部集北宋以前本草學之大成的著作，代表了宋代藥物學的最高成就。該書載藥物1558種，附方3000余個，是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問世之前研究本草學的重要文獻。徽宗大觀、政和年間，南宋高宗紹興、理宗淳佑年間，經多次校訂後，該書又分別以《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政和新修證類備用本草》《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刊行，作為國家藥典頒行全國，《開寶本草》《嘉祐本草》等早已散佚的內容，幸賴此書而得以保存。

從《開寶本草》起步，到《嘉祐本草》接力，再到接下來一系列其他本草醫著的問世，在大宋朝野重視醫學的濃鬱氛圍中，朝廷醫官和民間醫家通過一種近乎“接力賽”的方式，完成了祖國醫學史上的一項項功業，譜寫了大宋醫學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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