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歐陽曉紅這道“坎”似乎還是過不去！當8月15日夜盤在岸人民幣（CNY）、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跌至6.93、6.95，市場破7噓聲再起，次日中國央行便用行動再次表明態度：8月16日，人民幣大幅反彈，CNH日內漲幅近800點。
可見端倪的是，當日外媒報導，為收緊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做空成本，央行要求上海自貿區各銀行不得通過同業往來账戶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幣資金，受消息提振，CNH瞬間上漲。“7”或是中國的一道重要心理關口，暫時不易破。也許因為人民幣破7的國內外衝擊較大，恐引發市場恐慌情緒，導致羊群效應，故被我們視為不得觸碰的“底線”，央行不只一次發出信號。掐指算來，從2016年底的澄清聲明，到2018年8月重新調升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等，類似政策工具，央行工具箱裡還有諸多遏製空頭的“家夥”可以用：像視窗指導收盤價、影響次日中間價、逆周期因子、即期市場乾預、控制離岸池子規模、包括資本管制等。
在此過程中，儘管子彈並不多的空頭屢次“挑釁”，試圖借破7引導人民幣貶值預期，但並未如願；因為與其較量的是——試圖穩定預期的最大“做市商”央行。
也有人臆斷，不排除央行刻意選擇貶值來對衝美國關稅上調，但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的表述對此予以否認，並強調已退出常態式乾預。不過，針對外匯市場可能出現的順周期波動，央行將繼續運用已有政策工具，在必要時采取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以維穩人民幣。
很明顯，臨7之際正是央行采取逆周期調節措施的必要之時。問題在於，人民幣不可破7的量化依據何在？是否就此做過系統壓力測試？
依據學者觀點，貨幣危機決定因素中，實際匯率、外匯儲備、GDP增速、經常項目、信貸增速、通貨膨脹和財政盈余等七大指標的整體惡化會導致本幣大幅貶值。目前而言，影響人民幣匯率的這些指標尚未一致生變，人民幣似乎沒有大幅貶值的基礎。
按照央行的說法，2018 年以來，匯率預期平穩，人民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彈性增強，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此間，人民幣匯率低至6.9，高至6.1；大數上，6-7是決策層目前認可的波動均衡區間。
6.9與7的差距大嗎？如果“7”處於均衡匯率區間，那麽，市場主體與管理層是否需要提升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相信如果內外形勢平穩、預期穩定，且外匯供需趨於平衡之時，7亦未必不可破。
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下形勢並不樂觀。諸如，P2P崩潰、房地產泡沫之憂、匯市股市震蕩、經濟承壓下行、經常账戶逆差、中美貿易摩擦更新、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以及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等。就此，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直言，如果此輪匯率貶值過程中，央行並未乾預，如果國際收支和匯率自動實現平衡，就可以說終於實現了由有管理浮動到自由浮動的轉變，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得以完成。他希望面對可能出現的新一輪貶值壓力時，央行能沉住氣。
而說起匯改，總有些欲語還休。不管是三年前的811匯改，還是2005年匯改，其主旨均在於提升市場化程度、匯率自由浮動、助力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包括促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等。事實亦昭示，匯改至今，人民幣的波動率、彈性與靈活性（兩性）等均在提升。但有時市場會失靈，順周期的羊群效應總讓我們被關口“綁架”，正如目前“卡”在7的位置上。
的確，今非昔比，市場環境、內外形勢，包括人民幣的彈性與靈活性，以及市場成熟度等均有所變化。現在環境形勢趨緊，同時市場成熟度與人民幣的“兩性”向好，但我們並不清楚後者是否足以“對衝”前者的負面效應。這是否需要去厘清？
此輪美元走強引發新興國家貨幣危機，8月10日，土耳其裡拉兌美元貶值單日逾10%；美債利率上行，致全球“熱錢”回流美國。人們擔心金融危機卷土重來；市場多數觀點認為挑戰不小，但不至於形成新興市場式的傳染風險。
我們亦注意到，自8月3日央行重啟巨集觀審慎政策工具以來，美元指數升約1.4%，人民幣跌幅約1.2%，從中間價形成機制的邏輯去看，一是央行仍試圖讓市場說了算；二是相比其他非美貨幣，人民幣整體表現並不差。
誠然，只有當市場成熟度以及人民幣的靈活性與彈性，足以抵禦內外部風險衝擊，且市場主體逐漸適應匯率波動之時，方是價位禁忌破除之際。屆時匯率才能真正實現市場主導的雙向波動，跨境資金亦雙向均衡流動。目前看，管理層的“匯改與穩匯率”選項中，穩為先；因此可預見的人民幣近期走勢或是穩中趨動。即使有一天破7，大概率是亦步亦趨、通過外匯市場供求因素，發現與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相匹配的合理價格。
不過，管理層縱然政策工具再多，對手一旦知曉底牌，震懾力凸顯之外，多少會有些被動。關口價位禁忌是否應擇時擇機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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