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率82.03％！“認罪認罰從寬”在重慶

73.04%的刑事案件適用速裁程序，審查起訴平均周期減少4.5天，當庭宣判率93%；認罪認罰案件適用率82.03%，上訴率僅為1.56%——這些辦案數據，是重慶檢察機關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工作交出的答卷。近日，記者走進重慶市檢察機關，實地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如何為司法辦案賦能的故事。

提升效率：司法辦案實現繁簡分流、快慢分道

“不到10分鐘就結束了，沒想到會這麽快。”2017年5月23日，一天之內，多起醉駕案件在重慶市江北區交巡警支隊刑事速裁法庭一審宣判，不少被告人表示快得有些“意外”。

為有效提高司法效率，應對醉駕案件高發帶來的辦案壓力，該區公檢法三家在當地交巡警支隊聯合設立集刑事偵查、審查起訴、開庭審理功能於一體的刑事速裁辦案中心。

在這裡，案件從立案偵查到提起公訴，再到當庭判決，最快只需兩天時間。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前，從頭到尾“跑”一遍司法程序，可能需要一兩個月。

據了解，重慶市三級檢察機關普遍推行警察機關相對集中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相對集中提起公訴、法院相對集中開庭審理的“三集中”工作機制，實現認罪認罰案件批量化辦理、全流程提速。

為適應這種集中化的辦案模式，重慶市合川區檢察院成立“輕刑辦案組”，配備檢察官、檢察官助理、書記員各一名，專門辦理盜竊、故意傷害（輕傷）、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等4個罪名的輕刑案件。

“辦案組承擔了全院一半的案件量，辦理一起案件平均不到10天，最短1天。”合川區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此舉實現了檢察環節的繁簡分流，讓“繁案精辦、簡案快辦”水到渠成。

“在審查報告書等文書製作方面，認罪認罰從寬案件更為簡化。”重慶市檢察院檢察一部主任孫琳表示，辦案負擔減輕後，檢察官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辦理疑難複雜案件上。

統計顯示，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該市檢察機關共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案件14397件，適用率82.03%。同期，已判決案件上訴率僅為1.56%。

精準量刑：統一規範量刑標準

“建議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5萬元。”日前，在重慶市合川區法院立案庭，翻開檢察機關剛剛移送的案卷，裡面夾著一份確定型量刑建議書。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前，這類精確到‘點’且明確列出附加刑、緩刑適用的確定型量刑建議幾乎看不到。”合川區檢察院檢察長楊洪廣表示，從“幅度”到“確定”——兩字之差，意味著質的飛躍。

開展試點以來，量刑建議“虛”而不“實”、“粗”而不“精”的現象得到根本改變。數據顯示，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重慶檢察機關發出的確定型量刑建議佔比達64.24%。

“檢察官說的話，到底算不算數？其實，剛接觸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少犯罪嫌疑人心裡在‘打鼓’”。孫琳表示，檢察官們用實打實的辦案數據打消了犯罪嫌疑人的顧慮：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重慶檢察機關辦理的認罪認罰案件中，有90%以上的量刑建議被法院采納。

“審判環節一般不會改變量刑建議的內容，這就給嫌疑人非常明確的刑罰預期。”孫琳說，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逐步深化，置身其中的檢察官們有了一個共同的感受：庭審對抗性在下降，而自願認罪認罰的“分量”日益上升。這一降一升，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審前主導作用彰顯出來。

進入操作層面，如何才能做到精準量刑，拿捏好從寬尺度？孫琳介紹，根據認罰的不同環節，可以在不超過40%的幅度內調節基準刑。重慶市檢察院經與重慶市高級法院協商，明確將“認罰”作為單獨考量的量刑減讓情節，確定了認罪認罰越早從寬幅度越大的基本原則，統一規範量刑標準。

“我們還建立了內外部量刑均衡機制，確保對類似案件提出的檢察建議基本一致，避免同案不同判。”孫琳表示，由於采取上述措施，重慶市檢察院確定型量刑建議獲采納率保持在95%以上。

權利保障：激活認罪認罰自願性、主動性

“同監室還有一個盜竊數額和我差不多的，才判了一年零二個月。量刑還能再輕點嗎？”2018年11月，在永川區看守所的一間提訊室，面對犯罪嫌疑人王保（化名）提出的疑問，重慶進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唐建從包裡拿出一張紙。

他此時的身份是一名值班律師，在紙上寫寫算算，邊寫邊說，耐心解釋著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合理性。最終，王保放心地簽下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後，律師作為第三方，最重要的職責是確保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自願性。”唐建表示，做到自願適用、充分協商、理性認同，才能真正案結事了。

孫琳介紹，值班律師主要為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谘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製措施等法律幫助，代理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違法情形申訴、控告，並就嫌疑人的合法合理訴求及時向檢察機關提出意見，這讓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有“兜底”。

實際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大優勢在於：既可以有效激勵嫌疑人、被告人主動認罪悔罪，也有利於取得被害人諒解，促使雙方減少對抗、修複關係，達到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

“取得被害人諒解，是從寬處罰的重要考量因素。”合川區檢察院檢察官助理劉永宏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鼓勵嫌疑人主動賠償具有特殊價值。

2017年9月，在合川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陳某採用電信詐騙手段，累計騙取19名被害人4萬餘元，但在案件偵查環節僅賠償了1萬元。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後，在檢察官的講解下，他自願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接受“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並處罰金5萬元”的量刑建議，並退賠了全部詐騙金額。

此外，當遇到重大疑難的有組織犯罪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往往能成為檢察官手中“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奇招利器。

“他說毒品賣了之後，利潤分我一半。”在一起販毒系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強（化名）在偵查階段隱瞞了幕後的主犯。提訊時，借助認罪認罰從寬“攻心計”，重慶市檢察院第四分院檢察官不僅說服其指認共同販毒的主犯李剛（化名），還提供了兩名關鍵證人，最終得以成功追訴。

原本拒不認罪的李剛，在檢察官出示核心證據，釋明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好處和不認罪可能的後果之後，李剛也選擇認罪認罰。隨後，李剛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沒收財產1萬元。（檢察日報 滿寧 李立峰 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