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文報導：
周小川金融路線①一個整體改革論者的實踐
澎湃新聞記者 邵媛媛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的話】
1980年代末，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論文集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參與寫作的“整體改革論者”被批評是“從書本出發”，“脫離實際”、流於“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後來，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都走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中。
我們的這組報導《周小川金融路線》分為5個部分。第一篇文章，簡要回顧了周小川較為務實、溫和的改革實踐，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他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任上，重塑中國銀行業、應對危機、人民幣國際化等各個領域的具體表現。
2017年3月10日，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答記者問。 視覺中國 圖
2018年3月9日，70歲的周小川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最後一次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身份公開亮相的周小川被追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周行長，你的繼任者是誰？
正在離場的周小川回過頭來，把眼睛笑成了一條線，調皮回道：“你猜呀！”
十天后，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被提名為新一任人民銀行行長。
從2002年12月接任央行行長，周小川“三連任”直至2018年3月，履職央行長達十五年——是中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是1980年代的整體改革論者，21世紀初出任央行行長後的十五年，正值中國金融改革事業波瀾壯闊。
（一）
1986年，周小川從清華大學經濟系統工程專業畢業，獲得博士學位，響應了學科鼻祖錢學森“用系統工程強調最優化的思路看計劃經濟和改革”的號召，周小川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為吳敬璉主持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課題小組中的一員。
周小川對經濟濃厚的興趣來自從事經濟工作的父母，父親周建南曾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長官小組顧問等工作。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便是周建南調研後提出的建議。
在1980年代末，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論文集出版了，此書的誕生立即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巨大反響。著者們將自己稱為“整體改革論者”。周小川的多篇論文被摘錄進這本書中。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
在書的前言中，吳敬璉形容經濟體制改革——“一項較之製造個別產品乃至建設爭做工廠要複雜得多的系統工程。”
當年，“整體改革論者”受到質疑，他們被認為是“從書本出發”、“脫離實際”、流於“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後來，這些在被稱為“吳市場”的吳敬璉手下走出的年輕學者們，比如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都走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中，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家喻戶曉。
1990年代起，周小川先後在中國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管局、中國建設銀行、證監會任職。近十年中，他幾乎走遍了與金融相關的機構。
2000年，周小川出任證監會主席的當天，股市高開以示歡迎。短短兩年後，對周小川的評價卻走向了兩極。欣賞者認為他激濁揚清，但多數股民是不滿的，他們指責周小川擾亂市場，留下一地雞毛。褒與貶都來自於他在資本市場開啟的一系列的市場化改革，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名言是“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
2002年6月28日，上海國際會議中心，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出席2002年滬港技術與資本聯動研討會。 東方IC 資料圖
（二）
離開證監會，周小川將市場主導的思想帶到了下一個辦公室，他來到成方街32號19樓，成為這幢外形有些像個元寶的大樓的主人——第11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83年，國務院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行使國家中央銀行職能，在中國央行35年的歷史中，周小川的任期長達15年。2008年連任後，已經65歲（正部級幹部的離退休年齡）的周小川在2013年升為副國級幹部，再獲連任，前後橫跨三屆政府。
2002年，當周小川剛履新央行時，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正逼近50%。這讓新行長很有危機感，在他眼裡，“中國當前進行的金融企業改革是‘背水一戰’，今後不能再出現超出市場經濟正常標準的大規模的不良資產。”他擔心如果金融生態沒改好，“不良資產比例就會高一些，比例過高仍舊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機”。
在這場改革中，周小川創造性地使用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以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對銀行進行注資。隨後，大型國有銀行通過上市補充資本金，而央行出售持有的資產，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以收回當初投放的流動性。
改革效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顯現，中國金融機構在危機時期表現出的承受力讓周小川掩飾不住得意：“從中國銀行的情況看，資本品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對全球來說則是很大問題。”
2008年5月10日，2008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舉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作主旨演講。 東方IC 資料圖
也是在金融危機時期，外部環境疲軟，下降的出口利潤和放緩的外匯佔款流入使銀行資金緊張。金融創新因此活躍，理財產品、同業拆借等表外業務的發展提高了銀行對市場利率的敏感。於是另一場改革，利率市場化，開始提速——由市場發展推動政策改革。
周小川希望利率市場化能更好地平衡市場供求關係，他多次向銀行喊話：“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開，將對商業銀行形成較大的市場壓力，這裡面既有貸款競爭也有存款競爭，需要自己去對客戶做好解釋。”
在此期間，存、貸款上下浮動區間管制被逐步放開，2015年10月，央行全面放開利率管制。回顧這場長達19年時間的改革，收官者周小川說：“很多人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後一步。其實，這最後一步我們是分若乾小步邁出來的。”
但利率市場化並未完成周小川所期待的優化資源配置作用。在如國企改革等其他配套改革未跟上的情況下，一場在機制上放開了價格管制的改革對於金融生態的影響是有限的。
（三）
周小川被稱為“人民幣先生”，但他不喜歡這個稱謂。他說，如果是因為他說話對人民幣有影響，他覺得並不合適。但如果這個稱呼指的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未嘗不可”。
周小川幾乎是踏著國內外敦促中國進行匯率改革的聲音來到央行行長這個位子上的。但匯率問題一直存在矛盾，是一個至今都未能解開的難題。外匯儲備過度積累相當於變相投放基礎貨幣，增加的流動性易引發通脹危險。但另一邊，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解決就業和創造稅收的中國出口企業軍團，能否承受浮動匯率帶來的轉型陣痛也不能忽視。
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匯率問題保持著一種僵式：外界不停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當局頻繁表態匯率是本國自主決策，而市場的升值預期揮散不去，於是升值成本越壘越高。
2005年，央行發布公告，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亞洲金融危機重新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在8年之後，再次站上了匯率改革的跑道。
匯改後的人民幣進入了一條溫和升值的通道。其穩定的單邊升值模式變相鼓勵著投機，價格改革沒有一步到位，資源配置仍然扭曲。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為了度過危機，匯率改革再次暫停，於兩年後重啟。
2008年10月8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行人看著不斷變化的外匯螢幕。美聯儲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六家其他主要央行在當日降息， 試圖防止金融危機成為全球經濟崩潰。 東方IC 資料圖
危機的到來造就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獨霸下的世界貨幣體系的脆弱，貨幣的多極化利於國際貨幣的穩定。危機後，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國內主流觀點認為，人民幣需要獲得與其經濟規模相稱的國際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改革的一大特點是，突破常規路徑——中國尚未開放資本账戶，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
周小川曾就順序問題談過看法：“道理上說，要改革就應該先解除各種不必要的管制政策，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然後再推進人民幣的海外使用……但即使人民幣還沒可兌換，也已經收到了周邊其他國家的歡迎，那你攔著幹什麽？”
升值預期下的人民幣成為一款極受歡迎的貨幣，境外投資者樂於持有人民幣套匯套利，官方看到外界對人民幣的熱情，信心上升，推進本幣國際化力度前所未有：建立境外離岸市場，與他國簽訂貨幣互換協定，境外發行人民幣國債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迅速。
這期間，一場關於資本账戶開放的辯論展開了。2012年初，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當前是資本账戶開放的機遇期，並表明立場，不能過分強調價格市場化或人民幣國際化條件完全成熟再進行資本項目開放。學界中，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隨即發出不同觀點，他們不能接受如此冒進的改革步驟。
2012年11月17日，國際金融論壇2012全球年會在北京舉行。本屆大會主題為：世界經濟格局變遷與全球金融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東方IC 資料圖
2013年年底，十八大推出一攬子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人民幣政策核心從匯率水準變為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账戶開放。
2015年，周小川透露年內完成基本開放的意願。不少人揣測央行心思：借助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具有中國夢色彩、社會辨識度高的改革，推動資本項目開放及倒逼國內的金融改革。像杠杆一樣，撬開難啃的骨頭。
但周小川的努力並未收獲回報，原本熱鬧和看似順暢的改革還是遇到了轉捩點。
2015年8月11日，央行下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近2%，同時放開中間價乾預，每日匯率中間價以前一日收盤價作參考。這天，是金融界著名的“811匯改”。
央行下調匯率，向全世界表明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到來。一時間，人民幣套利遊戲遭遇急刹車，逐利的資本迅速打拐，一哄而散。本國居民則迎來外匯儲備的配置機遇，銀行櫃台前，換匯隊伍冗長。
三天后，貶值幅度超出了央行內心的價位，失去了中間價調控的央行一邊喊著“人民幣沒有貶值基礎”，一邊將戰場轉至外匯市場，大量賣出外匯儲備，抬高做空成本，給做空者下馬威。
2016年1月，央行再次修改中間價形成機制，以參考“一籃子貨幣+中間價”作為過渡。人民幣進入漸進式貶值通道。
人民幣失去了升值吸引力，境內資本外流明顯，央行不得不加強資本管制防止資本外逃。原計劃在2015年開放的資本账戶的大門，這次關得比以前還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放緩。
（四）
就像周小川沒有刻意染回黑色的灰發，隨著年齡的增加，他的眼皮松弛塌下，若這位70歲的行長不再笑容可掬，和中國從2012年步入穩健增長的經濟一樣，難免顯出一種沉鬱之感。
改革走到了下半場。層出不窮的金融風險與顯得落後的監管體系成了中國金融的新挑戰，能否順利度過風險，關係到周小川之前的所有努力。
2017年3月26日，海南省瓊海市，周小川出席博鼇亞洲論壇。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William Overholt評價道：“在周小川的任期間，中國人民銀行成為最受尊敬的中國機構。通貨膨脹得到控制，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並轉向成為市場化的貨幣。這些都是艱巨而重要的成就。”
突破困難的周小川放開了能放開的名義上的金融管制，由於整個經濟體系與金融體系存在的扭曲，市場反應不到位。央行行長的努力能否發揮作用，還要取決於整個中國的大氣候。
就像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向澎湃新聞表示的：“他主要的成功是支持金融體系逐步自由化。但是需要認識到，金融改革不能獨立於其他部門管理的財政制度和貿易制度的改革。”
作為行長，周小川特徵明顯：他是從理想激進學者到務實漸進操盤者的典型劇本；與貨幣政策相比，他在金融改革上的成績與思路更明朗；對比國內公眾的批評成風，他在學界的名聲不壞，而且受到了國際上的極高讚譽。
周小川對改革的決心可以從他1988年夏天的論文中看出——“雖然我們不能期望一種體制向另一種經濟體制的轉軌在一個早上實現，但我認為，久拖不決定非好的選擇，應該盡量爭取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經濟體制的基本轉軌，即進行初步配套的一攬子改革，把新的經濟機制的主要框架搭起來，使之能夠發揮體制的整體協調功能，形成‘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良性循環的經濟體制。”
當一個曾經激進的“整體改革論”者站在了金融改革的最前線，在2002年的冬天即將結束時，周小川的實踐開始了。
（注：本系列報導中的周小川的引語皆來自其論文與公開講話）
責任編輯：楊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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