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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行長”易綱 二十一載改革探路者

  ■ 顧月 北京報導

  2018年3月19日上午,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現年60歲的易綱接替周小川,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新一任行長。此時距離他進入央行,已過去了21年。

  然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央行行長職位加身的易綱,壓力隻增不減。稍早公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顯示,銀監會與保監會合並,並將其擬定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央行。在如今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與防範金融風險的背景下,眾多艱巨挑戰正等著這位新來的繼任者。

  在人民大會堂前往宣誓的路上,面對記者們的“圍追堵截”,易綱稱此刻自己的心情平靜和莊重,使命神聖而光榮。

  而對市場最關注的央行未來政策走向和緊要任務,易綱則回應稱:“主要任務是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推動金融改革和開放,保持金融穩定。”

  他是一位工作狂

  在眾多金融人士眼中,易綱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型官員。“他常常早上八點十分就召集開會,加班更是家常便飯,我們都說當他秘書是行裡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長期和易綱共事的央行官員說,“他平常衣著十分樸實,有時候褲子磨毛了也不知道,工作認真,敢說真話。”

  據了解,易綱學者型的處事風格也與其經歷息息相關。

  1978年,20歲的易綱結束了他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據易綱此後回憶,一年知青生涯給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親眼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弊端,並從中開始思考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定位,這些經歷也影響他日後從事經濟制度和貨幣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級時,易綱被選派出國留學,此後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年,易綱獲得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

  但與大多數早期留學生不同的是,易綱即使是在美國學習工作期間,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國經濟問題,尤其關注中國的貨幣供給機制和通貨膨脹問題,這也為後來他進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奠定了基礎。

  1994年,易綱放棄了美國優渥的生活,回國同林毅夫、張維迎等共同創辦了一個專門吸收歸國學者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1997年,易綱進入中國人民銀行,歷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行長助理,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等職,並在2014年起兼任中央財經長官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將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一點點投入到政策實踐之中。

  進入央行後,易綱仍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等著作,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社會保障問題、農村金融問題乃至環境問題都十分關注,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業內都更多地將他看作一位學者。

  易綱曾稱,自己最喜歡的職業是老師,因為這可以普及經濟學,希望退休後可以繼續當一位老師。

  求解市場化難題

  同周小川一樣,易綱也是一位堅定的市場化改革者。綜觀他近20年的言論,他一直提倡中國應大力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市場開放和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匯率雙向波動。在此基礎上,再謹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並逐步推動部分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2003年,易綱升任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當時正值2003、2004年這一輪防止貸款過多、投資過熱的關鍵時刻,央行對此采取了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提高再貸款浮動利率、上調存款準備金、上調貸款基準利率等流動性管理舉措,而這些政策又為2005年中國宣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打下了基礎。

  可以看出,此時央行希望借助這些間接調控的方式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但到了2007年,據媒體報導,中國央行發文要求各商業銀行按季度上報明年新增貸款目標,通過行政手段對信貸進行直接調控。此後,央行開始了間接調控手段為主,偶爾配以行政乾預的調控方式。

  “這是必然也是無奈,很多時候貨幣政策的目標相互矛盾,與外匯政策也時有衝突,易綱已經兼顧的不錯了。”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

  而在匯率市場化方面,央行的腳步則邁得更大一些。在易綱2009年就職外匯管理局局長之初,就針對外匯審批的簡政放權提出五個轉變:從重審批轉為重監測分析,從重事前監管轉為強調事後管理,從重行為管理轉為更加強調主體管理,從“有罪假設”轉到“無罪假設”,從“正面清單”轉到“負面清單”,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項目,提高市場主體外匯資源配置效率。

  而其中最突出的一項改革是,易綱在任內推動了8·11匯改。2015年8月11日,中國央行宣布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匯改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就貶值近2%。

  但有觀點認為,2015年8月並非一個匯改的好時機。一方面當時國內市場還沒有從股市異常波動中恢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另一方面為促進經濟增長,央行實行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寬鬆的貨幣政策又與穩定的匯率期望有所衝突。

  自此,人民幣匯率開啟了長達2年的貶值路程,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從巔峰時期的4兆美元下降到3兆美元左右,降幅達25%。但此後,人民幣逐漸走穩,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超過6%。

  除此之外,易綱還積極推動資本項目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相繼開放,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大大提升。

  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推進和資本項目逐步開放,2015年12月1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布,人民幣將於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別提款權)。

  次日,時任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易綱說,加入SDR標誌著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肯定,我現在的心情是喜悅和平靜。

  不可能三角的最優解

  面對8·11匯改後的人民幣匯率下行和資本流出,中國監管部門采取了加強個人購匯審核、強調企業理性對外投資等一系列臨時性的資本管制措施,似乎正應驗了“不可能三角”(即貨幣政策獨立性、穩定的匯率和資金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實現)的預言。

  在2016年4月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論壇上,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也對此表示:“中國央行很清楚,人民幣大幅貶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現。同時,我不認為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理想的舉措。因為中國需要加強對資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國就在加速開放債市等。”

  對於伯南克的質疑,易綱沒有回避,還指出三元悖論理論可以靈活運用,中國也有自己的考量,即中國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條邊上都取其一部分,並結合三者,總體加起來仍等於二。

  “具體而言,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有一定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決定利率水準等;此外,中國資本账戶在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兌換的,只是在非常時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時,中國近年來也並不是實行完全固定匯率。我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對其做一個最優結合。”易綱說。

  據一位外資銀行的經濟分析師說,那次辯論中易綱展現出的學者風范和強大的國際溝通能力給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利的英文、對西方經濟理論深刻理解和對中國本土的思考實踐,讓易綱可以更好地銜接和擴展中國央行的國際地位。”該分析師說,“掌握著世界最大外匯儲備的央行,一舉一動都受到世界關注。”

  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王健也曾給予易綱極高的評價,認為他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具有國際視野,又深刻了解中國實情。

  8·11匯改兩年後,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結束下行通道,並一路升至6.3左右,和匯改前水準已相差不遠。

  2018年,易綱在《中國金融》上發文表示:人民銀行將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機制,增強利率調控能力,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央行的未來

  在穩增長、去杠杆、防風險、調整經濟結構的背景下,擺在這位新行長面前的是重重挑戰。

  一是在此次金融監管體制變革中,央行地位凸顯,未來要如何協調一行兩會,並同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進行分工和協作,填補監管空白、理清金融亂象;二是如何通過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等促進經濟增長、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並穩步推動金融改革、開放。

  矛盾複雜而突出,但易綱的履歷相比周小川卻不算豐富:長期任職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財經長官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但沒有商業銀行也沒有地方從政經驗。各界都想知道,易綱執掌下的央行會怎麽做?

  多位曾與易綱共事者都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強調:易綱改革的力度絕不會降低。“易綱很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雖然看起來溫和,但骨子裡有股韌勁兒,最重要的是他敢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這讓他有敢於改革的魄力。”一位長期和他共事的央行官員表示。

  “未來央行將加強探索巨集觀審慎管理和貨幣政策雙支柱監管框架構建,這兩點都是易綱的強項,未來央行的研究任務將會增多。”上述央行官員表示,“另一方面,作為國務院下屬部級機構,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議。”

  而在貨幣政策和國際業務方面,易綱在3月9日的金融改革與發展答記者問中指出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依據國內經濟和金融形勢進行綜合考量,“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主要是針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此外還要保障市場利率平穩和流動性鬆緊適度。

  易綱還強調,監管部門高度重視金融對外開放,並在把握風險的同時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今年我們在金融改革開放上還會有新舉措,大家可以密切關注之後海南舉行的博鼇亞洲論壇等重要會議。”3月19日,易綱在任職宣誓前對媒體表示。

  但不管監管體制或監管政策如何變化,不變的是易綱對市場的信仰。

  “每到經濟困難的關鍵時刻,對市場機制的信任就容易產生動搖,然後就會發現很多政策前後不一致。但堅持市場經濟,恰恰是中國改革能夠成功的原因。”2015年4月,在“CF40·孫冶方悅讀會”上易綱這樣說。

  (編輯:閆沁波)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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