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與超專業：當代知識分子面臨的矛盾和轉型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專業與超專業：當代知識分子面臨的矛盾和轉型

尤西林 | 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原標題為“‘知識分子’：專業與超專業矛盾及其改善之道”

非經注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知識分子”：從階層角色向活動機制的演變

現有的話語體系普遍將知識分子看作實體的身份角色，或者是社會學的階層。說到知識分子，往往指稱一個人或者一批人，所以經常談到“階層”這個詞。但對“知識分子”上述理解的歷史性，即知識分子的階層化、社會學化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知識分子存在及其觀念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變動，但流行觀念對此所知甚少。因此需要簡要梳理。

知識分子活動是作為人類勞動必需的超越性意識的古老活動。迄今為止，知識分子活動經歷了多層演變。（1）從巫師開始的符號體系的壟斷性傳遞，產生出以據有知識為特徵的知識分子譜系。近代分工社會以職業與分科結合的專業及其教育文憑，形成了迄今最深厚的知識分子社會階層存在與觀念。（2）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以後，以文學藝術家為代表的超專業公共關懷，成為第二類知識分子活動。俄國“интеллигинция”一詞成為《大英百科全書》權威界定的現代知識分子詞源，但此詞恰以超越自然-社會科學專業性為特質。道義良知擔當源於宗教高度的批判，成為它區別於近代專業知識分子最鮮明的特徵。人文知識分子從而成為現代知識分子代表。（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高度專業化建構的現代社會中，公共問題批判必須結合專業分析進行。超專業關懷與專業性分析相結合，成為以愛因斯坦、阿馬蒂亞·庫馬爾·森（Amartya Kumar Sen）等自然-社會科學家為代表的第三類知識分子特徵。在上述演變中，知識分子始終保持著社會階層的社會學屬性。這一屬性是知識生產及其教育傳遞與特定社會階層的相關性所決定的。周禮崩解後，知識分子的活動由儒士這種特定的古代禮儀活動遺留者的身份來承擔。法國大革命培育的沙龍成員和文學通信作者依托讀書會與刊物成為人文知識分子。專業知識分子則依托專業化社會及其專業教育。（4）這種相關性在當代科技推動的生產方式轉變中已發生重要變化。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特別是人工智能與互聯網對知識符號傳播壟斷的打破，知識分子實體階層化的條件正在當代社會弱化。當代的趨勢是，“知識分子”從一種人格主體承擔的身份名詞開始向一種活動機制和功能場域演化。知識分子變成一個動詞，突出表現為一種活動的機制。這種機制在當代把傳統知識分子原來承擔的專業知識與道義良知等內涵，逐步變成了相應內涵的社會功能活動架構或平台。這個平台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平台。

知識分子上述演變層次並存於現代社會。特別是在中國這類近代、現代、後現代重疊的社會中，專業工具型知識分子、革命家情懷的人文知識分子、超專業公共論壇的專家、擁有最多粉絲的明星與大咖，實際上共同承擔著中國社會轉型複雜的公共職能。

但知識分子現代功能分化的軸心，依然是專業與超專業關係。在專業化勢不可擋的18世紀，康德從專業與超專業的關係角度提出了知識分子的哲學定位。這一定位迄今仍然是把握知識分子機制最具深度的思想平台。

康德“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哲學涵義

康德在關於什麽是啟蒙的著名回答中，奇特而深刻地提出了“公開運用理性”。

康德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惟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什麽是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說：“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的運用。”

他說“任何人”都可以“公開運用理性”而成為“學者”。如果不以詞害意，我們有足夠理由把德國近代思想界從康德到費希特所奠基的“學者”觀念解釋為“知識分子”。“任何人”的基點不僅是社會學的全稱範圍，更是基於每一個自由個體的自我啟蒙權利。知識分子面向全部聽眾。這個“全部聽眾”是一個全稱詞，它同時也是指參與其中的所有自由個體，甚至可以理解為康德歷史哲學所指向的“作為世界公民”的人類理念。“公開”，不是指發言人單方面“公布”，而是顯示出此言說屬於敞開地接受由自由個體所組成的“全部聽眾”的批評對話場域。由此揭示出一個最高、最普遍的“公共領域”。何為“公共領域”？這不是指公眾聚集的實體空間的廣場會堂，而是上述諸項條件所構成的境界性的視域，一個可以想象且隨時可以進入的理性存在體。

當一位父親從私人利害關係中抽身而出，向幼兒園的兒子解釋不能以強凌弱欺負小朋友時，即使只是兩人之間的耳語，他已置身於那個面向“全部聽眾”“公開運用理性”的最高、最普遍的人類公共領域，從而成為擁有境界性視域的知識分子。質而言之，當你不用專業詞匯和職業話語而使用一種普遍的理性話語言說時，你就是知識分子。與之相對，各個專業範圍內的活動在康德看來都不是知識分子活動。例如，醫生從醫學專業角度向病人問診、政府新聞發言人發布某一個新聞、教師給學生上課程表安排的課等，這些例行公務都是“私下運用理性”，而不是“公開運用理性”，因而不是知識分子活動。這是一個深刻的內在性定義。

但是，現實的社會是由專業和相應的職業主體構成的，這些活動有各自特定的交談對象和特定的應用功能背景，無論是醫療、行政還是教學都是這樣。因此，康德所說的原則上“任何人”作為個體自由獲得啟蒙標誌的知識分子的“公開運用理性”不可能是實體化的，因為人們必須在更多的時間中回到自己的職業崗位上，以專業身份交易謀生。這種公開運用理性的行為與其說是依托於特定職業的人（知識分子：社會學名詞），毋寧說是一種“任何人”可以參與卻不固化為任何特定階層的流動的活動機制（知識分子活動：動詞），或者是一種承擔社會功能機制的活動場域（哲學名詞）。不同於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社會學階層的知識分子傳統分類，康德在近代啟蒙時期提出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哲學分類原則。

康德文章的核心題旨本來並非本文所闡發的知識分子分類，而是啟蒙與個體自由的關係：個體在進入公共領域的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活動中獲得啟蒙並成為自由的個體。因此，從事知識分子的活動絕非奢侈之舉，而攸關個體本己價值的自由。這構成辯證的互動關係：知識分子活動場域的公共領域由自我啟蒙的個體自由活動構成；同時，唯有通過參與建構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活動，個體才能實現自我啟蒙並獲得自由。從而“作為學者”（知識分子）與作為自由的個體是同一個概念。

除個體通過自我啟蒙實現自由的意義外，對於人類而言，為什麽需要這種非專業的面向全體聽眾公開運用理性的知識分子活動？知識分子活動的公共領域與現實中由專業機制運行的社會不同，它在所有專業與職業之上。這個“上”不是在宗教信仰或者社會學的等級製意義上而言，而是就其普遍性與公共性而言。作為現實專業世界必需的人性化機制與意義導向，它對人類生活各個專業分工領域具有整合涵攝性與價值規範性。

人類有效的行為，本質上是事物規律與特定人類目的的統一。相關研究揭示出特定目的所觸及的對象規律，及其與主體目的相統一的方式。其表述被稱作知識。知識的應用價值是直接的效用價值，其特定涵義由各類科學技術專業揭示與提供。眼前這個杯子可以用來盛水就是其應用價值，但是這個價值是眼下生存利用的價值。有閱歷的成年人都能看穿：生存及其驅動下的效用追求並非自由。知識分子關心的是，杯子盛水給我帶來的超出它本身生理解渴之類功用涵義的意義。這種意義可以是品嚐，或者借此感受斟水遞杯者的人倫情誼，海德格爾式更豐富遼遠的想象力，甚至令我感受此水杯及水的機緣所凝聚的天地神人關聯域。所有這些意義作為實在的喝水的精神感受，賦予喝水不再同於畜生飲水的性質。我用這個日常例子對意義進行說明，是想強調一種眼光，這種眼光超出了現實生活的直接生存機制，因而不屬於任何專業或職業。但是，人類從日常生活到重大國務活動的底蘊都或深或淺隱含著這種眼光。這種眼光是專業或職業活動內在依賴的。然而，用周易的話說，“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就是知識分子眼光。

康德指出：當我們各個從業者在自己職務上例行公事或從事職業工作的時候不是知識分子，但是當我們從職業和專業的崗位抽身面向所有的人進行“普遍性”的對話交流的時候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從業者是同一個人，因而這種身份的轉換並非出格的特別行動，而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場域以及內在態度的轉換。在街頭糾紛或交通事故發生時，當事者所習慣的開場白“咱們講理”，就是本能地進入一個公共場域以求公正。優秀的醫生作為“私下運用理性”的專業工作者，在嚴格按照可靠可行的原則確定治療方案之外，以自我評估即反思的“公開運用理性”態度，向患者說明這一常規治療的局限與正在醞釀的新技術，甚至談論個體差異與人的主體性原則。這後一種交流並非專業工作所必須，而是對現行專業活動作超出本職工作的評估，這就是知識分子活動。它將專業置於發展的創新前景中，並推動患者看見比治療更根本的人性及其生命的理念。廚師將烹飪的食品遞給食客，受到由衷的讚賞與感謝，雙方微笑致謝與說“不客氣”，均非商品交易所必須，卻同時激活了由事務化所麻痹的公共倫理場域與個體的自由本性。在這雙重意義上，廚師與食客在那個時刻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交往雖然發生於限定性時空，卻已進入一個普遍性的意義世界。

再舉一個更大規模的例子。2018 年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對人類基因進行編輯事件引發風波。2019 年1 月21 日，廣東省“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調查組公布了調查結果，初步查明賀建奎為追逐個人名利，自籌資金，蓄意逃避監管，私自組織有關人員，實施國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活動。從專業的角度講，賀建奎是在自己專業所掌握的因果關係和規律上做成了一件事。但其專業的技術應用需要有一個來自康德所說的超專業的公開運用理性的意義評估。由於此事是對人的自然遺傳的干涉改造，其評估便格外重要。世界各國對基因工程應用於人類自身均要求最高級別的規範，它與不虐殺俘虜等條約均標示出人文倫理意義規範專業的制度化文明進程。

來自專家隊伍、文化界人士與政府的評估，一致認為這是侵犯人道的科學技術濫用。需要注意這一評估話語的專業與超專業的關係。評估首先是超專業的最高公共性的話語。它是從人道主義或人性意義高度對專業運用的價值規範。一切科學技術或專業，作為人類的生活手段，都無權僭越人道主義。但這種人道主義評估話語不是專業話語，因為在後宗教時代專門規範人生意義的職業不再合宜。政教合一時代教士或者儒士有這種面對全體民眾宣講人性規範的身份，近代的作家、文化人士以及早期的人文知識分子也會特別關注並言說這種類似教士的、傳播人生觀的話語。上述職業性人生人性觀教化言說依然存在，並且今後還會繼續存在，但已不是主流。然而，這絕不意味著這種對人生人性意義的關注及其表達不再重要，也絕不是說現代社會不再需要這類言說人道意義的人士。恰恰相反，隨著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及其環境空前覆蓋的塑造，對科學技術及其專業運用的人文人道價值規範的重要性也空前上升。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與自然生態的嚴重破壞即是顯證。

科學家、文人與政府對於賀建奎的評估所依據的觀念來自何方？這個問題涉及前文已經敘述過的意義世界。伴隨著基於科技專業不斷延伸的文明，人類同時積澱著反思文明的真善美文化價值結構。“文化”不同於生產方式自發進化出的“文明”，它是圍繞真善美感應與評價文明的態度方式。文化不僅存在於心理結構與態度中，而且被對象化為外在的文化產品並形成實踐方式與規範實踐的方向。

以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為代表的文化觀念思潮的歷史性興起，具有對先行的現代化文明反思性的評價背景。其中自然性與個體性是文化抗衡製造業文明的特性。這一特性被轉化為現代化文明的平等與多元原則，同時它又反過來限制大一統的權威主義文化的評判地位。這導致前現代諸類古典型知識分子神聖身份與魅力的消解。

現代化文明保護現代性的文化自決原則：在不僭越本時代文明規則前提下，每一個人基於個性稟賦對於自身發展有文化選擇的權利。牧師或國師式的布道話語即使包含著崇高的境界，卻因其自上而下的絕對應然邏輯，而不再普遍地適合於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這一轉變反映在韋伯關於學術作為志業的著名講演中。韋伯激烈地要求這類布道者離開大學講壇到大街上去。現代文明的社會及其政府不會允許特定信仰利用公共機構進行壟斷性傳播，同時又尊敬一個“公開運用理性”反思與評價自己的人文意義世界。這就是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強調的作為現代文明重要原則的政教分離。

現代多元性與知識分子話語普遍而且最高的公共性如何統一？這是一個迄今人類思想家爭執不休（韋伯：諸神紛爭）、重大而且困難的時代課題。我們需要繼續探索。

專業性是現代知識分子超專業活動的必需條件

我們要注意到，對賀建奎工作的評估主要來自專業領域。科學院與工程院的評估聲明，是由專業支撐的超專業評估。對於基因編輯的人文意義評價是基於基因專業自身的反思，外行無容置喙。我們不能將這一案例視為特殊。基因的專業性固然前沿高深，但科技無孔不入的現代社會豈非空前專業化的社會？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固然單純得多，但專家揭示之前，誰知道“三聚氰胺”是問題症結所在？

康德的先驗哲學易於導致對知識分子及其公共空間的抽象化理解。然而，公共空間即使處在專業社會之上，但卻是對於專業社會的反思判斷。知識分子的話語不是脫離經驗現象界的、抽象的先驗哲學話語，而是從人文意義高度對專業經驗世界的反思與表達。反思的前提是對於反思對象的準確認知，但是，認知活動的兩個方面——感性直觀及其知性範疇的統覺活動，在面對專業化的現代社會時，已必須借助專業實行。顯微鏡與天文望遠鏡的視覺對象、機器的速度、市場交易與現代政府施政的機制，特別是改變了人際交往方式的互聯網及人工智能的虛擬世界，均已遠非個體感性直觀與範疇統攝的對象。即使是現象學依憑的日常生活世界，從食材流通到生活器具，無不擁有超出直接感知的技術鏈條背景。不依靠專業，哪樣可以成為個體直觀與判斷的經驗對象？康德已經指出，人類對“依概念、判斷、推理建造”的“知性存在體”（verstandeswesen），因其抽象性而無力直觀。當代社會已被建構為巨大的“知性存在體”，百姓日用而不知；專家知之，卻局限於專業一孔之見。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活動從而受到根本性限制。

對現代社會特別是公共性問題的評論，必須借助於專業。超專業者反思現代社會的一個趨勢正是專業化。何謂專業與專業化？它是近代分工強化與普遍化的人類活動特徵。專業知識是關於確定且趨於縮窄的分界範圍內的對象與活動的知識，它是與相鄰知識分離的專門化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研究對象與方法連續積累為穩定的系統的知識，它被稱作“科學”。專門的科學學科即專業。經由近代的行會及其最高代表的大學（拉丁文universitates：大行會）教育，專業為分工化的生產及市場交換，乃至社會管理各個環節提供專門技能的職業勞動力，此即專業化。

專業化不僅提高人類活動的效率並降低成本，而且深度地內在塑造了現代社會。現代化的原則之一，就是要求各行各業的專業化。專業化不僅是高效滿足民眾各種需求的可靠保證，也是社會理性與法制的保證。但是，作為現代化基礎指標的專業化同樣是現代化弊端乃至危機的原因。專業以分離性而失去知識的整體聯繫，專業化的手段以缺失活動目的，特別是缺失人性意義的價值規範，而被韋伯刻薄地判斷為“專家無靈魂”。前述賀建奎改造人類億萬年自然演化的基因，就是以人工製造為特質的近現代專業技術面對自然演化母體時“無靈魂”的盲目傲慢。更為根本的是，專業化所依據的專業知識本身在當代的生產和傳播，也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人類正進入一個以知識（智力）資源的佔有、配置、生產、分配、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知識經濟時代（knowledge economy ）。這一社會需求推動專業自身的更新周期空前加速縮短，知識的加工、保存和傳播越來越人工智能化。在這種情況下，對知識的創新而非對特定階段知識的熟習，成為了專業知識的命脈。但知識創新的素質恰恰根基於超專業的文化心理結構。本文最後落腳的超專業的通識教育，將對此有更具體的說明。

因此，現代專業與超專業的相互依賴關係比康德時代要更加緊密。康德以哲學家為典型對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哲學規定，忽視了現代社會超專業公共性與專業分析之間的辯證關係。福柯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奧本海姆這類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專家對自身的超專業反思，成為不同於傳統文人作家的新型知識分子。愛因斯坦以理論物理學家身份反思原子能的利用、原子彈之父薩哈羅夫對蘇聯專製主義抗議的道義擔當、宇宙物理學家霍金關於人工智能的危險性的警告、深層語法學家喬姆斯基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這些當代著名科學家的人文意義評價，均是康德所說的超專業的公共性批判，但又是專業性的或在行的公開運用理性活動。

孫志剛事件是當代中國這種基於專業的超專業的知識分子“公開運用理性”的一個例子。從法學和政府的施政角度來說，收容是政府對流動人群的控制和管理，收容所是具有效用功能的職能機構。這一表述從專業角度來說並無錯誤。但是，批評者的立場不是僅僅就孫志剛死亡事件表達人道主義抗議，而是導致這一事件的公民資格及其待遇問題。所有推動立法的法學家都起步於超專業的人道情懷，這一情懷不僅是激勵這些專家進入超專業變革的推動力，而且包含著專業變革的目標。但是整個過程以及最終的立法憑借的是嚴格專業化的法學專業程序。作為客體之物的“收容”變成了公民落難的“救濟”，這就不只是政府具體施政方式的變化，而是在根本性質上推進為人道主義的現代文明定位，從而是知識分子借助專業而從超專業高度對最大公共實體的政府的一個現代化貢獻。

因此，面對複雜的專業化的現代社會問題，脫離專業的純人文意義評價無法具體地深入問題症結。現代化社會超出專業的公共問題的人文意義闡釋，必須借助專業特別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專業才能言之有物。

專業與超專業分離：知識分子的現代衰落

然而，即使是借助專業分析，超專業的專家型知識分子“公開運用理性”的重心也不是重複專業活動。我們需要深入理解康德的核心詞組“公開運用理性”。“運用理性”，當然包括康德所揭示的科學先驗結構的認知活動，它體現為（感性直觀地）擺事實與（知性統攝地）講道理。但是，“運用理性”不僅是為邏輯說理提供限制性規定（不是無根據、不確定、不集中的亂講），而且積極性肯定作為合乎道德法則的自由意志，亦即作為“理性”價值本體的實踐理性。因此，作為認識活動推導性理念的“理性存在體”（vernunftwesen），其最終根據是作為目的的個體人格的“理性存在者”（das vernunftige wesen）：一種不僅將自己而且將他人永遠視為目的的個體自由意志及其人格尊嚴才是“運用理性”的核心，包括專業背景的全部知識分子活動的核心根據與立場即在於此。超專業性在此成為超越現實的理念性批判，從而必然賦予知識分子承擔道義良知的特有氣質及康德並非偶然所強調的“勇氣”。但如康德舉例所示，知識分子即使有道義擔綱，也服從專業社會而持守理性分析。

“理性存在者”不僅是“公開運用理性”的核心，也是與實質是“知性”的“私下運用理性”的區別所在.。更為前沿的是，這一區別也正是超專業與專業性當代聚焦形態的人工智能區別所在。從而，康德關於知識分子活動機制的超專業性，成為研究人與人工智能區別這一當代前沿課題的重要思路。

但是，“理性存在者”需要投入知識分子公共領域建設才同時生成自身。對於現代社會而言，這不僅要求借助專業分析以直觀“知性存在體”，而且要求相應地從私人倫理升華到民胞物與的公德情懷：知識分子機制公共性之普遍性與崇高性，不僅是對個體感性直觀無力看見的抽象無形的社會知性結構的“神性直觀”（康德語），而且是對進入同樣巨大的陌生人共同體必然衰減的血親親情的崇高提升。

由此再度回到知識分子超專業活動的人文意義根基。正是基於實踐理性的價值本體而發展的康德主義的西南學派，繼17世紀的自然科學、19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科學之後，在19世紀下半葉拓展出第三大知識類型的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學就是闡釋主體自身的價值意義及其文化形態的知識類型。在專業化時代格局中，人文科學賦予文史哲諸學術以專業學科的“人文學科”定位。那麽，是否可以由此將知識分子活動納入人文學科專業呢？

人文意義言說今天經常被歸屬於人文學科從業者。但是，傳統文史哲專業的人文學科學者實際已經處於康德關於專業話語亦即“私下運用理性”的境況中。人文學科學者愈益納入近代開端的專業化軌道。除了不能像自然-社會科學那樣普遍數字化之外，大多數文史哲學者的研究對象已經轉向本學科知識性的專業學術史，而不是直接面對人文經驗：哲學研究哲學史而不研究哲學問題、倫理學研究倫理學說史而不研究倫理、文學研究文學史而不研究文學經驗。人文學科學者已經罕見孔子或蘇格拉底那樣直接面向“全部聽眾”“公開運用理性”，而是說著外行聽不懂的本專業術語，其問題意識已不是原初的人類生活意義問題，而是討論本專業的行規技術。因此，現代社會就其基本狀況而言，已不存在專業的人文意義言說者。藝術本來是一個例外。近代以後從實用技術獨立出來的藝術原本是專門訴諸人類意義感知的活動。藝術家並非偶然地成為現代社會活躍的人文知識分子。但是，現代派藝術激進革新人類感知方式的同時，卻大幅度脫離人類感知基礎而讓人看不懂。現代派藝術的致命缺陷，正是脫離“面向全體聽眾”的普遍公共領域而淪為專業化小圈子交流.。

人文學科專業缺乏與現代社會同構的自然-社會科學專業分析工具，又陷於無現實感應的專業化風氣.，這使人文學者與自然-社會科學專家同樣表現出專業片面性。當代社會中像愛因斯坦那樣科技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活動並不普遍，專業知識分子仍然普遍恪守專家身份，無論其旨趣或素養，都更難進入知識分子活動。無論是社會學階層角色的知識分子或活動機制的知識分子，其本身已趨於衰落：學者被體制化的大學規訓為知識謀生者；無專業背景的傳統教化被批為“說教”；缺乏時代問題意識與思想深度的人生格言被譏為“心靈雞湯”；既無專業內涵又無思想深度的熱衷公共言論者被稱為淺薄的“公知”“意見領袖”“知道分子”。“知識分子”一詞已趨於貶義化，甚至被汙名化。“知識分子的背叛”“犬儒”“叫獸”已成為流行語。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並非中國獨有，而是世界性的現代現象。因此，抵抗政教合一結構而呼喚知識分子道義勇氣雖然重大，但更長遠根本的轉變，卻是知識分子機制所依托的專業知識生產方式及信息傳播交往方式的改造。

從後一角度觀察，才能將知識分子衰落，與公共領域萬眾歡呼蜂擁的大眾文化明星及互聯網的“大V”（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納入同一變局。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公共領域及其影響力。公共領域是知識分子活動機制的一個空間標誌，這一標誌恰恰以超越現實公共集合體的意義世界為內涵。脫離後者的公共領域在當代時尚文化中急劇膨脹，而拒斥超專業意義升華的庸俗性恰是時尚文化的重要特性。因此，公共領域影響力並非知識分子活動的本質標誌。恰恰相反，隱居於世俗邊緣的孤獨深思，才是古今中外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者對公共領域保持反思能力的本質特性，這一特性是知識分子活動生成普遍公共領域的根基.。

但是，人工智能專業化技術與大眾消費主義文化對知識分子超專業的意義升華鉗製，豈不正是對知識分子職能缺失最尖銳的逼問？這是一個最不需要知識分子的時代；這是一個最需要知識分子的時代：這兩個判斷難道不是一個更深刻的辯證判斷？因此，在韋伯沉靜崇高的守夜人的安心立命之外，知識分子需要投入實踐，通過轉變自身而改造專業化社會。

通識教育：知識分子培養機制的改善之道

知識分子實踐的目標，首先是知識分子自身生產機制的改造。基於科技發展的知識生產及其傳播方式演變，乃是歷史大勢。直接可行的是教育變革。教育仍然是知識分子階層的生產機制，同時也是知識分子機制的生產母體。沿著康德的哲學深度，當代知識分子的困境聚焦於專業與超專業的矛盾：現代社會的專業化，要求超專業的知識分子批判以專業分析為必要條件；但是，不僅自然-社會科學從業者被訓練為缺乏人文視野的工具型專家，人文學科學者同樣被分割為缺少科學思維的文人或訓詁型專家。他們都是近現代教育專業化所付的代價。

近代分工的職業需求與科學分科的結合，奠基了大學的專業系科編制。以創建柏林大學（1809）為標誌，科學研究歷史性進入大學，並以民族國家競爭為外在動力，強化形成了科研支配教育的專業乃至專業主義主導格局。這是19 世紀以來大學的普遍格局。新中國接受蘇聯冷戰時代舉國計劃經濟競爭體制，以專業科技人員培訓為大學職能，當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國內與國際市場經濟競爭、地緣政治及其資源爭奪均更趨激烈，這一背景使專業技術及其研究性教育更顯迫切。在人類仍以科學技術支撐其文明的時代，大學的專業主導地位無法逆轉。只有在科學技術面臨其效用的批判性價值規範與創新動力危機的歷史背景下，專業知識的研究及其傳授方式才會轉向其教育母體，進而才可能改變唯科研-專業主義的大學教育格局。作為通識教育開端的美國耶魯報告（1828），正代表著這一歷史轉折點。

通識教育興起的背景包括兩個形式上相反的代表性方向：反思批判專業科技主義支撐的現代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從自然生態到文化心理）弊害，複興與保守經典人文傳統；積極回應知識經濟時代專業知識日益縮短更新周期、專業交叉與整合空前活躍，以及人工智能日益擴張的形式化處理客觀知識的趨勢，將超出專業知識體系演繹推理邏輯的創新發生機制作為教育培養的根本目標。這兩個理念方向的通識教育存在深刻區別，並形成文化守成的經典浸淫與基於課題實踐情境的創新思維培訓不同的通識教育模式。但二者兼容並包於廣義的人文主義通識教育（亦即注重專業學習的主體性素養目標教育）中，並分別從價值規範與知識創新對近現代專業主義教育構成批判性綜合。

通識教育對文理分割教育的會通，並非外在的知識性互補，而是對受教育者自始即進行的完整人格素質與完整認知結構的超專業奠基，從而成為專業主義教育釜底抽薪式改造。通識教育成為知識分子超專業活動應用於自身的改造。通識教育特別強調，在本科階段抑製專業化傾向，是為了使學生在進入專業狹窄性模塑之前，在想象力、直覺判斷、思辨以及價值立場素養方面，都獲得一種完整的主體性奠基，從而為他們在專業階段提供深厚的基礎與創造的源泉。

201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教育2030行動框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面向全人類而且特別側重於第三世界與下層社會的教育綱領，針對知識經濟時代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已將應對性的職業技術培訓長期化為終身教育，而其內容已不僅包括具體的技術專業學習，更加強調思維訓練與情感審美素質教育。這表明，以通識教育為代表的當代教育變革，已涵蓋全部教育領域，而不僅是精英創新教育。

由此可以指望的前景是，不僅未來的科技專家將是人文素養型的專業知識分子，而且人文學科的學者也將是擁有科技思維結構的現代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涵蓋全社會的通識教育將使新型社會公民實現康德所設想的“任何人”“作為學者”參與知識分子交流。通識教育因此成為知識分子培養機制的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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