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競悅：從“大歷史”視角看改革開放

一、這個變革的社會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在《魔山》中有這樣一句話：“往昔越是接近當下，其往昔性豈非越深刻和越顯傳奇？”步入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不惑之年”。四十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變遷，到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豐富，無不折射出社會的變化。那麽，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的社會與之前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要的是社會轉型。其中最主要的轉型是由鄉土中國轉向城鎮中國。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根據費孝通先生的研究，“鄉土中國”的主要特徵體現為用“禮治秩序”進行社會管理。那是一個熟人社會，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民佔中國人的絕大多數。與大部分先發現代化國家不同，中國的現代建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是在城市化規模較小的情況下發生的。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計劃經濟、城鄉分割的體制，通過農業反哺工業，建立了初具規模的工業化。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開啟了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面貌，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同時還伴隨著一些中國的獨特問題。

改革開放需要改變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關鍵詞。鄧小平和陳雲是中國市場經濟觀念的先行者。根據《陳雲年譜》記載，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會上說：“我同陳雲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陳雲3月8日撰寫的文章“計劃與市場問題”也提出了市場經濟概念，將“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兩個概念通用。原文最後部分提到：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並不是隨著計劃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正式發表時，根據別人建議，將“市場經濟”一詞改成“市場調節”，1995年《陳雲文選》出版時，又改回“市場經濟”。鄧小平於1979年11月與外賓談話時，講到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但當時依然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隨著改革實踐的發展，1987年鄧小平同中央幾位長官談話時說：“我們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他又在1989年6月9日的講話中：“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這時已經不是以計劃為主了。黨的十三大報告也沒有再提計劃經濟為主，而是講計劃與市場內在結合。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完全超越和突破了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內在屬性的傳統看法。1992年，十四大報告根據鄧小平的理論指導，提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與城鎮中國相呼應的是，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夏禹治水而家天下，開創了中國以家庭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國家。農業社會與大一統居高臨下的皇權相呼應，依靠血緣紐帶聯繫，由血緣關係派生出同姓、同宗、同族、同鄉關係。而工商社會則意味著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和商品的極大豐富，同時也意味著傳統的倫理秩序的解體。在精細化的工業生產模式下，地域的同盟被打破。

在這場變革中，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分化和失范。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導致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已經解體，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世代據以為生的土地進城打工，動搖了中國人幾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也悄無聲息地在農業文明上打開了一個缺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整齊劃一；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開始分化。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但另一方面貧富分化、階層分化等問題凸顯。

中國當前的社會分化一定程度上與改革的模式有關。與蘇聯的“休克療法”改革相比，中國采取的是一種漸進式改革的模式。在改革順序上，我們采取的是先生產後流通、先經濟後社會、先沿海後內地的方式；在改革進程上，我們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局部試點後逐漸全面推開的方式；在改革的利益分享結構上，我們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後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的辦法。這種改革特點導致改革的受益人群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改革是從基層率先發動的，農民、工人從中優先獲得較大利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從生產到流通、從經濟到社會、從一般部門到壟斷部門的推進，改革的受益群體從農民、工人轉向精英群體，而且隨時間推移，精英群體從改革開放中獲益越來越多，農民和工人獲益相比之下越來越少，甚至出現了邊緣化傾向。

與分化同時，在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雙重衝擊下，中國的傳統文化、道德體系面臨著挑戰，體現為社會失范。傳統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倫理社會，以熟人社會為主，社會秩序主要靠倫理道德來維持。隨著社會流動的增加，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倫理社會賴以維系的基礎不複存在，中國走向了工商社會。工商社會的主要準則是法律，依賴於契約關係，但是由於中國法治建設的滯後，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司法方面，都不夠完善。同時，中國的社會組織建設遲緩，還沒有從傳統社會的組織形態轉型到現代社會所需要的自治型社會形態之中。中國社會舊的體系已經瓦解，新的體系尚未建立，社會失范嚴重。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變革的社會。

二、如何看待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所謂現代化，即工業化、市場化、科學化的進程。這一進程帶來了經濟和技術的長足發展。所謂全球化，即“世界範圍內的社會關係的強化，這種關係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此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裡以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現代化和全球化都體現了一種“進步”的觀念，而在此之前的農業社會，人們更安於現狀、不求改進。現代化和全球化對中國社會構成了全方位的衝擊。

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的繁榮，但是清流與泥沙俱下。社會失范、貧富分化等問題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人們常常感歎“人心不古”，於是懷念改革開放前的“純真”歲月。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歷史學家房龍在《寬容》一書的開篇描寫了一個虛構的故事：寧靜的山谷裡，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然而總是有少數人想走出山谷，看看外面的世界。這些人是山谷裡的異數，為山谷的規則所不容。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終於有一天，山谷遭遇了天災，無法繼續自給自足。山谷裡的人尋著被他們判為“異數”的人的足跡走出山谷，獲得了新生。

的確，走出山谷人們會遭遇更多變數，既往的平靜不複存在。但是自給自足無法永遠維系，追求自由、多元的生活符合人的本性。改革開放對於中國而言也是如此。當前人們的心理落差主要源於經濟與制度和文化之間的落差，我們在物質層面已經現代化了，中國的GDP現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文化還沒有完全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矛盾滋生。比如，中國的私家車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車，但是我們的交通規則和交通意識還沒有跟上，導致許多問題，闖紅燈、亂停亂放、擠道佔道、肇事逃逸等等，讓人覺得還不如“出門基本靠走”的年代和諧。但是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不使用機動車的年代，只能不斷改善體制機制。

對於改革我們需要有正確的認識。第一，任何改革都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就去否認改革本身。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是一種激進的想法。

第二，現實具有複雜性，社會中有不同的利益群體，改革對不同的利益群體的觸動不同，改革的效果不能看個別人的短時間狀況，而要看社會整體的狀況是否得到了改善。

第三，改革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不能忽視國家的歷史、文化等的影響。這些“本土資源”製約著改革的限度。

我們要保護好改革的成果，對於改革開放帶來的許多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而不能走回頭路。

深化改革，首要的是解放思想。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提出了“傳統觀念”的概念，他認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以以及方便為準，而避免費力不討好或擾亂生活的說法。傳統觀念能夠撫慰人心，卻不一定合乎事實。正是這種“傳統觀念”會阻礙變革。而歷史經驗表明：“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十七大報告）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各種教條，不唯上、不死讀書、隻唯實。對於各種觀點，可以爭鳴，避免上綱上線，形成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集思廣益，在思想碰撞中，讓更優的決策勝出。

三、本書的內容

我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可以說與中國改革一同成長，寫作這本書就是從一個常人的視角入手去描述改革開放給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的變化。對於改革開放的關注更多地強調其經濟意義，實際上改革開放也帶來了一場社會變革，產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這個變化過程構成了中國現代轉型的一部分。改革開放是由政府主導、民間呼應，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一個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影響了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已經與四十年前截然不同。社會生活受制度影響，反過來，社會生活狀況也會影響制度的下一步走向，構成了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觀現狀。我們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這是我們“走不出的背景”。對這個“背景”進行描述和反思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之一。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農民社會與文化》中提出了一種二元分析框架，即大傳統與小傳統，用來說明在複雜社會中存在的兩個不同文化層次的傳統。大傳統是指以城市為中心，社會中少數上層人士、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統是指在農村中多數農民所代表的文化。其後，歐洲學者用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對這一概念進行修正。筆者在本書中展示了不同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所謂大傳統，即正式的國家制度；小傳統則指大眾的日常生活。本書的敘述有兩個角度。一是從巨集觀的角度，分析四十年來中國幾個重要方面的社會變遷。二是從熱門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生活變遷。全書試圖展示一幅中國四十年來的社會生活全景圖。本書不僅僅停留在對事實的描述，還會分析現狀產生的原因，對未來進行展望，但並不側重於提供政策建議。本書並非正史，主要不是關注改革開放對於國家層面的影響，而是著眼於改革開放對於普通民生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出發，一些頗具影響的政治大事件並沒有進入本書的關注範疇。

本書屬於當代史研究。書寫當代史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由於自己就處於這個時代，無法遠距離地進行大歷史的觀察，同時受製於自身條件，難免失之客觀。但是，書寫當代史也具有一定的優勢。對古代史的寫作未必也都是客觀的，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體現了當代的視角和當代的關懷。而對當代史的寫作則會有更多感同身受的體會。當代發達的網絡、媒體為寫作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同時許多事件的親歷者還都健在，可以從他們口中獲取更多的一手資料（雖然未必絕對客觀），這些便利條件是寫作古代史時所不具備的。歷史是活著的過去，而當代是活著的歷史。本書將更多地利用身處當代的優勢，即使無法跳出歷史的窠臼，希望本書的研究依舊可以為日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

本書的主要挑戰是需要跳出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判斷當下事件的歷史價值。受到過多輿論關注的事件並不一定具有歷史價值，人們討論較多的事情可能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未變成現實，這些都需要筆者憑力去進行判斷。由於個人水準所限，難免以偏概全之處，萬望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