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濃度維生素D預防乳腺癌

全球範圍內，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被診斷的惡性腫瘤，也是女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

在新近診斷的乳腺癌中，約半數可由已知的危險因素來解釋，如月經初潮年齡、首次活產年齡、絕經年齡和出現增生性乳腺疾病的年齡。另外10%的病例有陽性家族史。此外，風險可能因人口統計、生活方式和環境因素而改變，不過這些因素與乳腺癌風險之間的關聯尚未經明確證實。

明確的高危因素

年齡增加 — 隨著年齡增長，乳腺癌的風險也增加。根據監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資料庫的數據，2011-2013年間美國女性發生乳腺癌的概率如下[2]：

●出生至49歲–1.9(每53名女性有1人)

●50至69歲–2.3(每44名女性有1人)

●60至69歲–3.5(每29名女性有1人)

●70歲及以上–6.8(每15名女性有1人)

●出生至死亡–12.4(每8名女性有1人)

女性性別 — 乳腺癌在女性中的發生率是男性的100倍。在美國，每年約250,000例女性被診斷為浸潤性乳腺癌，而男性中每年約2500例[ 2]。

白人 — 美國乳腺癌發生率最高的是白人女性，而在每一個主要的族群中乳腺癌仍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表 1和圖 1)[3-5]。根據美國國家癌症登記項目下屬的人群癌症登記數據以及SEER的數據，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新近診斷的乳腺癌發生率分別是122和117(每100,000名女性)[ 5]。儘管如此，黑人女性更常表現為局部或晚期病變(45% vs 35%)，且其乳腺癌特異性死亡率比白人女性高出41%(每100,000名女性死亡32例 vs 22例)。

乳腺癌發生率在種族上的大部分差異源於生活方式相關因素[如，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生殖模式)以及醫療保健利用情況，但遺傳和/或生物學因素也有作用[6,7]。例如，小於40歲的乳腺癌女性患者以及三陰乳腺癌患者似乎在非裔美國人中比白人中更常見[ 8]。

體重 — 肥胖(定義為BMI≥30kg/m2)可導致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總體增加。但是，與BMI相關的乳腺癌風險似乎取決於女性絕經狀態。 (參見"成人肥胖的健康危害")

絕經後女性 — 在絕經後女性中，BMI更高和/或圍絕經期體重增加一致地導致乳腺癌風險增加[ 9-17]。例如：

●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超過1000項關於癌症風險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BMI較高的女性在絕經後發生乳腺癌的風險增加(每5個BMI部門：RR 1.1，95%CI 1.1-1.2)，尤其是對於雌激素受體陽性的乳腺癌[17]。

●在護士健康研究中，絕經後體重增加10kg或以上的女性較之保持原體重的女性發生乳腺癌的風險更高(每100,000人年為400例 vs 339例；RR 1.18，95%CI 1.03-1.35)[。

較高BMI和絕經後乳腺癌風險的關聯可解釋為外周的雌激素前體(來自脂肪組織)轉化為雌激素導致雌激素水準更高。此外，高胰島素血症也可解釋肥胖與乳腺癌的關係，因為BMI高與胰島素水準較高相關。

絕經前女性 — 不同於絕經後女性，在絕經前女性中，BMI增加會導致乳腺癌的風險更低。在上述2000年的匯總分析中，BMI大於等於 31kg/m2的絕經前女性發生乳腺癌的可能性比BMI小於21kg/m2的女性低46%。

高身材 — 身高較高在絕經前和絕經後女性中均與乳腺癌風險增高相關。在一項研究中，身高大於175cm(69英寸)的女性比身高小於160cm(63英寸)的女性發生乳腺癌的可能性增加20%。這種關聯的潛在機制可能反映了童年期和青春期營養暴露的影響。

雌激素水準 — 無論是絕經前還是絕經後女性，高內源性雌激素水準均會增加乳腺癌(尤其是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風險。對於絕經後女性，激素水準(如雌二醇、雌酮)增加與乳腺癌風險增加之間的關聯一直存在。研究發現，降低雌激素水準(如給予芳香酶抑製劑)能夠降低乳腺癌風險，這進一步支持了雌激素的作用與乳腺癌風險增加相關。

有限的數據表明，雌激素水準在絕經前女性乳腺癌的發病中也發揮作用。在一項嵌套於護士健康研究的研究納入了591例絕經前女性(197例隨後診斷為乳腺癌)，血清雌激素水準位於最高四分位的女性比最低四分位的女性發生乳腺癌的風險增加(RR 2.4, 95%CI 1.3-4.5)。

較高水準的黃體雌二醇與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 ER)陽性(即ER+)/孕酮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 PR)陽性(即PR+)乳腺癌呈正相關(OR 1.7，95%CI 1.0-2.9，ptrend=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