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無忌
蘋果公司快要成為一家iPhone公司，這一點在財務數據上已經毋庸置疑了——2019財年Q1財報顯示，iPhone的收入佔總營收的比重已經超過了6成，這個比例已經維持了至少48個月。
外界猜測這個現象已經引起了蒂姆·庫克的重視，特別是在iPhone銷量持續下滑的當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稱，蘋果正在“重組”領導層，試圖“減輕對iPhone銷售的依賴”。
現在大家能看到的變化是安吉拉·阿倫茨(Angela Ahrendts)即將離職，頂替她的是奧布賴恩(Deirdre O’Brien)，前者是蘋果高層負責零售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被認為是推動蘋果奢侈品化的重要決策者，而後者在蘋果工作超過30年，此前是負責人力的高級副總裁。
另一重大變化是，蘋果管理團隊有一個“新”面孔：人工智能（AI）負責人約翰·詹南德雷亞（John Giannandrea）將接替已經離職的Siri副總裁比爾·斯塔西奧（Bill Stasior）。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蘋果的管理層都保持著某種程度上的穩定狀態，以致於當“船長”庫克更換一些“大副”的時候，分析師都會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不過蘋果的iPhone依賴症或許並不這麽容易解決。
1、
事實上現在市場對蘋果的抱怨，更多的是指責其“創新能力不足”，但這一點未必能讓蘋果的管理層真正認識到，原因是在庫克的理解中，蘋果一直在“創新”。
比如賈伯斯曾經說ipad的尺寸不能再小了，蘋果後來有了mini ipad，而賈伯斯對大屏手機的厭惡，在庫克時代也被輕易地拋棄了——現在甚至有了雙卡雙待的iPhone，很難想象賈伯斯會如此去迎合市場。
上一個財年，蘋果的研發費用高達142.4億美金，這個數字是10年前的10倍。
一方面不吝嗇對創新的投入，另一方面大膽突破賈伯斯的束縛，所以庫克——這位船廠工人的兒子，很難同意外界的這一評價。
而這也並不公平，畢竟庫克把蘋果帶到了兆市值的偉大公司，如果市值也是衡量一個公司是否偉大的重要標準的話。
不過賈伯斯的擁躉們並不關心市值，那是華爾街的分析師們討論的內容，他們需要的是一款足夠令他們“驚豔”、“性感”的產品。
但庫克做不到，他擅長的是如何更精細化地運營公司，就像賈伯斯在的時候那樣，他有效地提升了蘋果的供應鏈，他的履歷和在蘋果公司的經歷，都保證了他是一個卓越的運營天才。
庫克和他的同事們把iPhone賣成了這個星球上利潤最高的手機，並為此沉迷。
在iPhone問世之前，iPod是蘋果公司營收最高的產品。2007年3月發布的蘋果2006財年的Q2財報顯示，ipod的收入超過總營收的四成，也就是在2007年，賈伯斯帶來了第一代的iPhone。
很快，iPhone的收入就超過ipod，兩年後的2009年，iPhone以53.67億美金的數字，超過了iPod的50.36億美金，第一次收入超過iPod，而和兩年前的同期數據相比，iPod的營收甚至還下降了。
2011年8月，對於蘋果和庫克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月份——庫克正式接掌蘋果，成為賈伯斯的繼任者。
此時，iPhone的收入已經佔到了蘋果總收入的一半。當季的財報顯示，iPhone相關產品和服務營收已經達到了244.2億美金，從蘋果開始對iPhone“上癮”。
2014年5月，安吉拉的到來更是助推了iPhone在蘋果的重要性。在奢侈品巴寶莉當了七年的CEO，這位零售行業的女將，自然熟悉如何讓蘋果最好賣的產品賣得更好，不得不承認，安吉拉將線下零售做到了行業的極致。
數據可以證明：2017年，蘋果商店每平方英尺可以賣出5546美元的產品，這個數字比世界上其他任何零售店都要高，甚至超過珠寶商店和汽車銷售中心。
在庫克請來安吉拉的當年，iPhone的收入衝到了511.8億美金，佔比將近70%。
2、
如何讓蘋果變得更偉大，庫克的智囊團隊一定提出過無數的想法，但在更偉大之前，庫克需要承受來自華爾街的拷問——財務數據上任何一點變化，都是這個行業的大新聞。
而目前iPhone手機銷量的下滑，將會讓管理層壓力倍增，數據告訴我們，iPhone目前在蘋果公司的營收佔比情況，注定了庫克必須把注意力再次放到iPhone的銷量上來。
因為現在蘋果的軟體和服務的收入還是有限，即使能在短時間內大幅度提升，但和iPhone的收入比起來，還是“分量”不夠；另一方面，佔服務業務營收40%的Apple Care和應用商店app銷售業務，都依附於iPhone硬體的銷售——手機用戶少了，軟體收入何來提升空間。
從這個角度來說，蘋果管理層的重組目的或許不是為了擺脫對iPhone的依賴——提振iPhone的銷量才是庫克的頭等大事。
想想看，為了iPhone的銷量庫克頻繁來往中國，還推出了“雙卡雙待”這樣的中國特色產品，由此可見庫克對iPhone的銷售數據是多麽重視。因為中國市場已經是蘋果最重要的一個市場，討好中國消費者“事半功倍”。
在一本名為《困境中的帝國：後賈伯斯時代的蘋果》一書中，有一段描述稱，庫克曾經對一位密友傾訴：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會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要總想著賈伯斯會怎麽做，而是要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庫克一定不會回頭，而蘋果只會更加依賴iPhone。
3、
新的假設問題是，如果賈伯斯在，蘋果是否也會走向“依賴”iPhone？或者說其實錯不在庫克？
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設問。在外界看來，蘋果創新能力的不足，是因為賈伯斯的離世，庫克接任造成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在蘋果公司的面臨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徜徉在矽谷上空的嬉皮士精神已經逐漸褪去。
唱空矽谷的一方能列出不少矽谷的問題，比如房價，比如人才，《經濟學人》雜誌刊出過一篇《為什麽初創公司在離開矽谷？》是其中的代表。
但這依然是帶有濃厚商業邏輯的剖析，我們依然是拿來一根錯誤的尺子去丈量一個無法測算的物品——如果它能稱為物品的話。
賈伯斯和蘋果的根來自“反商業”，創新的生命力來自下班後極客們的聚會。
聚會的名字看上去稀奇古怪，比如“自釀電腦俱樂部”，它代表的是自我定義，帶有強烈的嬉皮士精神，聚會的主角是那些“沒有最怪只有更怪”的人，他們放鬆又笨得無聊的氣質反映在互聯網世界裡，則成了開放、慷慨、容易操作。
遺憾的是，嬉皮士精神和21世紀格格不入，蘋果的氣質的消失是時代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在越來越複雜的現代組織和創新能力面前，個人的作用已經在下降。
雖然我們說比爾·蓋茨為個人電腦發明了作業系統，但實際上蓋茨幾乎所有的專利都是他在1975年成立微軟公司後獲得的。這同樣適用於其他人，比如開發谷歌搜索軟體和Facebook社交網絡的個人。
也就是說，就是賈伯斯仍然健在並掌控蘋果，蘋果或許還是會依賴iPhone，因為幫助蘋果生產出性感產品的土壤正在消失——蘋果的衰老是不可遏製的，新一代的年輕人未必會欣賞賈伯斯的產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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