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青年 從“待不住”到與職業和解

修複師孫軍永修複雕塑。受訪者供圖

莫高窟青年 有洞窟講解員；有臨摹莫高窟壁畫的畫師；有通過數字化保護洞窟的“IT男”；還有為壁畫“治病”的修複師。

文博會期間來的外國嘉賓，右三為陸佳瑜。受訪者供圖

敦煌醒得遲。

清晨的太陽能把樹影拉得老長。

幾十個年輕人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車。

有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者；

有臨摹莫高窟壁畫的畫師；

有通過數字化保護洞窟的“IT男”；

還有為壁畫“治病”的修複師。

瀝青公路把戈壁切成兩塊，

車窗外，電線杆和裸露的白石頭偶爾閃過，

其余的，是漫無邊際的沙土。

當千篇一律的黃色被一片綠樹林打破，

就看到莫高窟了。

年輕人走向洞窟、畫室、數字中心或辦公樓。

過去幾十年裡，

一批批年輕人來到這片戈壁上，

一邊守護千年佛窟，

一邊學著與職業相處、與自己和解。

“上山”

來莫高窟工作之前，陸佳瑜在一個地質公園當導遊。每天站在通往景點的大巴上，給遊客講述地形地貌、名稱來由、民間傳說，日複一日。

生活節奏被打破，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講解員，考慮到“它背後的東西非常厚實，應該可以獲得成長”，陸佳瑜來了莫高窟。

入職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行旺季馬上就要來了。陸佳瑜有兩個月的培訓時間，白天聽研究者、講解員上課，晚上看書、整理自己的解說詞，凌晨3點入睡，第二天早晨6點起床複習，然後上洞窟，練習講解。

兩個月時間看完八本書，筆記寫滿兩個A4本，陸佳瑜發現，“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術的，建築的……莫高窟根本學不完，感覺自己來對了。”

不過，並非每個人都像陸佳瑜一樣主動選擇了莫高窟，另一種答案是：畢業季找工作，無心插柳地來了。

在敦煌，年輕人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區叫“進城”。

剛到莫高窟時，俞天秀“天天進城”。到了市區，也沒什麽事情要做，就在馬路上來來回回走。和從前的生活一樣，身邊有車和人經過，讓他覺得真實、安心。而回到山上，“走半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幽靜是幽靜，但是待不住。”

當時是2005年，他從蘭州交通大學畢業，聽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簡歷，心裡納悶：“莫高窟招計算機專業的乾嗎？”

進入數字化研究所後，他被安排住在窟區的公寓裡，樓旁是楊樹林，樹林旁是戈壁，沒什麽人，更沒有一點兒聲音。

那一年，手機是老式摩托羅拉，只有辦公的電腦享有一根網線。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娛自樂，去洞窟旁邊的水渠裡撈魚，去沙丘上燒烤，有時凌晨被朋友從被窩裡拽起來，天南海北地聊天。

有人曾對媒體回憶，老院長評價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裡憋著一股氣，晚上抱著吉他，爬到房頂，對著月亮一聲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部門的安慧莉2009年入職，這個學工業設計出身的姑娘，此前對莫高窟的全部認知，是八點檔電視劇開始前，那個緩緩飄落的“飛天”圖標。

剛到敦煌時，安慧莉發現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

女生有點沮喪，覺得“待兩年，肯定要走了”。

這種想法在剛來莫高窟的年輕人中並不罕見。五湖四海的年輕人離開故鄉，在甘肅省會蘭州轉運站，然後沿著河西走廊抵達敦煌。走的是馬可·波羅、玄奘走過的路，也是張大千、常書鴻走過的路，但路途上的年輕人往往顧及不上這些，只是看著窗外的山越來越禿，心裡猜測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畫臨摹師彭文佳，學美術專業，來敦煌是因為對莫高窟藝術的嚮往。同窗同學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裡有更多的畫廊和工作機會。而她想要和外界聯繫，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車去25公里外的城裡的網咖。登錄QQ，收到老同學發來的消息：“你們在敦煌是不是要騎駱駝上班啊？”

“一擋掛到五擋”

2016年，兩個月的培訓結束後，陸佳瑜上崗。平均每天帶三批遊客，在1.5小時內完成8個開放洞窟的講解。最多的一次，她在一天內帶了五批遊客，中午飯拖到晚上才吃，那天的乾煸辣子雞和蒜蓉西蘭花成了在食堂吃過最好吃的菜。

生活漸漸和工作融在一起。以前看《解憂雜貨鋪》，現在看《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現在變成了趙聲良、王惠民。

她不能忍受每次進一個洞窟都講同樣的內容，“覺得是在退步。因為它沒有盡頭，就會讓你想要不停探索。”

每天，當陸佳瑜帶遊客在開放洞窟參觀時，另一群人正在非開放洞窟“面壁”。

4月16日，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壁畫修複師們提著工具箱來到莫高窟第231窟。

這是中唐吐蕃統治時期營建的洞窟，南壁，繪的是觀無量壽佛經變中的樂舞圖。

但如今，在時光的侵蝕下，壁畫中樂師們的皮膚和華裳漸漸有了破損。

四五月份氣象回暖，利於材料黏結，壁畫修複師們對231窟的“治療”開始了。他們爬上腳手架，用毛筆除塵，用注射劑黏結，隔著一層鏡頭紙，用修複刀修複壁畫……因為長期在壁畫前工作，年輕的修複師們玩笑式地自稱“面壁”。

這支隊伍中，80後是主力，孫軍永和喬兆廣來自河南，付磊來自玉門，還有的來自陝西、山東、安徽等。

去年，有機構發布“第一份工作趨勢調查”，數據顯示：70後職場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離職時間是四年以上，80後是三年半，90後是19個月，而95後，只有7個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輕人，大部分留了下來。

曾經確信自己一定會很快離開莫高窟的人，在幾年、十幾年後，掰著手指列舉留下來的理由：工作環境單純、個人成長空間大、職業成就感強。

“天天進城”的俞天秀，前幾個月的“動搖期”過了，慢慢發現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務是在互聯網上建莫高窟，前期對洞窟壁畫和雕塑進行調研和測量，制定好數字化方案後開始圖像采集，然後經過拚接、檢查、定位糾正等後期處理，將莫高窟的影像以數字化的方式保存起來。

這是一支年輕的隊伍，成員大多以80後、90後為主，借助前輩的技術積澱和年輕人的創造力，至今已經完成了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工作。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在北京舉辦，出自數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

“以前我們的成果都存到檔案裡，你拚完只有你見過，其他人見都沒見。那是第一次，整面牆的內容展現在大家面前。看到確實覺得自豪：哇，這是我做的。”俞天秀說。

到如今，俞天秀已經在莫高窟待了14年，那個跑去城裡上網咖的畫師彭文佳則走過了16年，在她看來，莫高窟就像一個烏托邦，不僅有永遠汲取不完的藝術養分，還有世外桃源一樣的環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有太多誘惑，也沒有太多功利的東西，非常純粹。”

不是沒有誘惑，當大千世界和莫高窟這個世外桃源碰撞到一起，年輕人也會停下來思考，分析職業，也通過職業反觀自己。

陸佳瑜的同事邊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為講解員，見證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講解器”的變遷，也見證了莫高窟遊客的井噴式爆發。

他記得，有前輩講過自己的經歷：剛來的時候愛誇誇其談，聲稱要做出一番事業。當時的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在一旁聽著，不吭聲，最後說了句：“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十年後再說。”

邊磊也沒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個十年，他說：“一擋掛到五擋，就一直往前跑了。”

“年輕過”

春天的午後，陸佳瑜和我走在大泉河邊，西北的太陽明晃晃地照在戈壁灘上，遊客從洞窟裡出來，撐起遮陽傘。

走著走著，陸佳瑜靠過來，小聲說了句：“那位就是王惠民老師。”

不遠處的人群裡，學者戴了一頂卡其色帽子，行色匆匆，“他們經常這樣，夾個本子就進洞窟了。”陸佳瑜說。

對年輕人而言，王惠民算是“上一輩的莫高人”。

在講解員邊磊的講述中，王惠民是在考核時毫不留情的考官，也是平日裡毫無保留的恩師。

邊磊回憶，王惠民曾經給了他一個隨身碟，拋下一句“慢慢看”就離開了，邊磊把隨身碟打開，發現裡面全是特別珍貴的材料：王惠民去法國交流學習時帶回來的圖冊，早年伯希和拍攝的老照片，關於莫高窟的文獻資料，還有他自己的將近一百篇論文。“他希望我們不斷吸收，保持對這份職業的新鮮感。”

年輕人也樂於講起“上上輩、上上上輩莫高人”的故事。

在莫高窟對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著山腳的戈壁灘一直朝南，在九層樓正對著的沙丘上，是一個墓園，安葬在那裡的，是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輕人。

1935年，留學法國的青年畫家常書鴻在舊書攤遇到《敦煌石窟圖錄》，回國、四處逃難，在八年後去了敦煌；1944年，重慶國立藝專國畫系學生段文傑遇到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完成學業，在一年後來到莫高窟。從194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洞窟裡“面壁”，歐陽琳、史葦湘、李其瓊、竇佔奎……

到現在，曾經的青年已經進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辭世。二十餘座黑色墓碑臥在沙丘上，隔著佛塔、戈壁、乾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對望。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對媒體說。

現在，幫助莫高窟對抗時間的接力棒被後輩的年輕人拿起來。

老一輩的莫高人沒有太多選擇，但對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機遇像洞窟一樣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鋪陳開來，年輕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選擇，也有了更低成本的離開的機會。

和前輩們相比，這些年輕人身上少了歷史氣質，鮮少把“奉獻”、“一切為了國家”掛在嘴邊，更多關注個性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講解員陸佳瑜說：“這裡工作待遇算不上優越，工作環境也不那麽舒服，願意留下來的，大多是熱愛莫高窟的。人選擇喜歡的職業，職業也在篩選適合它的人。”

入職第一年的元旦晚會上，陸佳瑜和同事們組了一個小樂隊，編排了一個唱跳類節目。晚會結束後，她正在收拾東西，樊錦詩經過，年近耄耋的老人看著陸佳瑜笑：“年輕真好啊。”

和往常一樣，樊錦詩穿著黑褲子，素色外套，笑起來彎著眼睛，皺紋從眼角和嘴角散開。陸佳瑜提出合影，樊錦詩樂呵呵地答應了。

陸佳瑜說，以前對樊錦詩的了解，大多通過電視和書本，以“敦煌的女兒”身份出現，樸實、偉大又崇高，在陸佳瑜心中是“至高無上的偶像”。她在帶遊客參觀陳列館時看到過樊錦詩年輕時的照片，“滿臉的膠原蛋白”，但那個元旦，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樊錦詩，“發現她也是個普通人，脊背佝僂了，腿也彎了，顯得很瘦小”。

當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輕真好”，陸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輕過啊。”

【同題問答】

1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麽？

陸佳瑜：這一年最大的改變是不那麽混沌，遇到人或事會及時地自省，會更刻意地專注自己需要磨礪的地方，某個程度上說是在探索有分寸的謙卑，尊重每一個生命。

2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麽期待？

陸佳瑜：得到該有的尊重。從我個人來講希望這份工作能被更多人正確地看待，不想被遊客當做“導遊”，因為這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另外也希望從事這份工作，在這個行業的工作者能更多地反觀自己的本心，尊重行業道德。

3

新京報：對國家和社會有什麽樣的期待？

陸佳瑜：希望我的祖國能一直強大，一直文明，一直秉持著中國人骨子裡的善良，希望屬於莫高窟的文物能回到它們的故鄉。

對我來說“新青年”要有善良的心，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跟學歷沒關，於我來講最好是要有向上向善的三觀再配合上強大的頭腦。 ——陸佳瑜

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