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口碑為王’，現在看‘口碑為王’是趨勢，但口碑為王的時代尚未到來。大眾對於社交有需求，對於話題有需求，但對於藝術片沒有需求。《岡仁波齊》1億的票房和《二十二》1.7億的票房來自這兩部影片的話題性。我們曾經推送過一篇文章，說《岡仁波齊》1億票房背後有朝陽區30萬仁波切。”
1月13日，在由Figure主辦的“跨越暖冬——非虛構影像論壇”上，毒眸的主編師燁東如是說。
但他同時提到，紀錄片是一個正在勃興的市場。不僅優酷、愛奇藝和騰訊都設立了自己的紀錄片頻道，而且“2017年騰訊在紀錄片上的投入超過了此前幾年之和，2018年的投入相較於2017年又翻了一番。”
但是，要吸引數字時代擁有眾多觀影選擇的觀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
作為專注於紀錄片製作的全球知名品牌，特別感受到了技術變革帶來的觀眾需求的改變。探索頻道亞太區製作與開發副總裁維克拉·錢納
（Vikram Channa）
就技術變革和紀錄片革新這一話題，與論壇到會嘉賓和觀眾分享了探索頻道在新時代的紀錄片製作轉型。
探索頻道：技術變革要求新的紀錄片形態
維克拉·錢納首先播放了一則探索頻道使用傳統手法制作的關於南京的紀錄片片段。全知的上帝式旁白貫穿始終，“過去我們的觀眾在電視上看我們的節目，而電視很小，並且離他們很遠，所以需要有人把內容叫嚷出來。”但現在，無論是手機螢幕，還是其他移動終端，用戶和螢幕的空間距離拉近了，在這樣的距離之下，不再需要有人衝他們喊話，而是要用一種親切的口吻建立和用戶的聯結。
舊時代的電視觀眾，維克拉·錢納現場展示圖。
即使是在家中看電視，現在的液晶電視的螢幕尺寸，也使電視觀看的體驗完全不同了，電視更像是家庭影院。“我想有很多和我一樣的電視人本來學的是電影製作，但我們沒能拍成電影，而是轉去做了電視。但現在機會來了，我們需要越來越多地採用電影手法來製作電視節目。” 維克拉·錢納說。
當下區別於傳統的電視時代的另一點，在於數字時代，很多用戶是通過網絡付費點播節目，而且面對海量的選擇，用戶可以隨時切換到其他節目去。這就意味著為了吸引用戶，讓用戶付費，節目要具有更強的娛樂性。
數字時代的移動終端觀眾，維克拉·錢納現場展示圖。
親切的口吻、電影手法和娛樂性，探索頻道嘗試在數字技術和移動終端時代以新的方式拍攝紀錄片，同時保持探索頻道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內容的準確和見解的精深。維克拉·錢納以系列紀錄片《你好，世界！》
（Hello, World!）
中的一集《別惹媽媽》
（Don’t Mess with Mama）
為例，展示了探索頻道在紀錄片製作上的變革。
《你好，世界！》系列講述的都是動物的故事，每集邀請一位葛萊美獲獎或提名歌手擔綱講述者的角色。具體到《別惹媽媽》這一集，故事的主題是保護幼崽的動物母親，承擔講述的是5次獲得葛萊美獎的歌手克里斯蒂娜·阿吉萊拉
（Christina Aguilera）
。阿吉萊拉在拍片的時候剛成為一個母親不久，影片的主題和她新近獲得的母親身份相合。片子將動物看護幼崽的部分和她個人的人生故事交叉講述，影片不再是一個由不出場、非人格化的全知式的上帝角色客觀講述的動物世界的故事，而是更有人情味兒，更親切可感。作為知名流行歌手，阿吉萊拉有著廣大的粉絲群體，這些粉絲可以為節目帶來更為廣泛的閱聽人，可以更容易地在節目和觀眾間建立起情感聯結。
克里斯蒂娜·阿吉萊拉在《別惹媽媽》的配音現場。
《你好，世界！》系列的成功奠定了新時代探索頻道的紀錄片製作模式：非人格化的旁白被特定人物的講述替代，由非人格化旁白推進的線性敘事被非線性敘事替代；邀請更多的知名人士加入到影片中，成為講述者，既為影片帶來親切感
（intimacy）
，又可以利用這些知名人士自帶的流量來擴大探索頻道的影響力。而與探索頻道的合作也能使合作者受益，以《你好，世界！》系列的嘗試為例，維克拉·錢納說他們的紀錄片成為了歌手發布新曲的管道。
張悅：電影院是這個時代唯一的布道院
張悅是“跨越暖冬——非虛構影像論壇”的主辦方Figure的創始人。Figure，在張悅看來，是一家專注於非虛構故事影像化的初創公司。從《南方周末》的資深記者，到《Vista看天下》的副主編、《人物》的主編，再到Figure的創始人，張悅認為自己投身影片領域是基於對時代變遷的把握。“《人物》依舊是最好的雜誌，但《人物》那樣的長文章在當下這個時代注定逐漸式微，只會有少數人能拿出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專心閱讀《人物》的文章”，張悅說，“這個時代如果說有什麽能讓人放下手機，用一兩個小時專注於一件事，那就是電影。電影院是這個時代唯一的布道院。”
文字媒體出身的張悅，從新新聞主義的誕生展開他對非虛構影像的論述。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風起雲湧，面對搖滾樂、性解放、反戰、嬉皮士等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傳統的客觀性新聞寫作無力呈現，新新聞主義通過公開承認主觀性，將記者從新聞報導的背後推到前台，向讀者呈現記者眼中的真實世界。同時，由於小說手法和文學語言的運用，新新聞主義的報導更具有可讀性。
張悅展示新新聞主義寫作的四位巨匠：杜魯門·卡波特、諾曼·梅勒、蓋伊·特裡斯和亨特·湯普森。
湯姆·沃爾夫提出了新新聞主義的四大特點：
一、採用一幕幕場景和畫面組合的結構來描寫事件
二、通過事件親歷者的所見所想來表現每一幕場景
三、對人物的對話進行無刪節的實錄
四、用眾多瑣碎的細節來勾畫人物
這樣的非虛構寫作的理念是否可以挪用到非虛構的影像創作之上？對此，張悅坦言他並沒有思考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影像有文字不可替代之處，而且影像可能更容易讓閱聽人獲得高潮。
同時，張悅表示捨棄“紀錄片”而採用“非虛構影像”這一叫法，是因為“紀錄片”這一稱謂在國內帶給人的刻板印象。許多人對於紀錄片的理解來自電視上的專題片或電視台投資拍攝的媒體紀錄片，那些片子靠解說詞來論證主題，畫面僅僅是附庸。而Figure做的非虛構影像，則是靠畫面敘事，追求電影質感，希望能引起觀眾審視自己的人生。“真人秀節目也不只有娛樂式的，在美國，一樣有紀實式真人秀，比如《臥底老闆》，就是一檔直指社會結構性問題的真人秀節目。”張悅說。
任長箴：談紀錄片運作的太多，談創作的太少
任長箴是《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的執行總導演，同時是今年上映的紀錄片《生活萬歲》的聯合導演。談及國內紀錄片的現狀，她認為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大家對於什麽是紀錄片尚無清晰的認識。“我今天到會場一看，有些片子根本不能算紀錄片，只能說是拍了一片兒”，任長箴說，“所以我和你
（張悅）
在這一點上首先就有分歧。”任長箴和張悅很熟，後者還是《生活萬歲》的製片人，所以並不避諱。
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播曾讓有些人高呼紀錄片的春天來了。
在任長箴看來，國內在談紀錄片時，談運作的太多，談創作的太少。比如一部片子，為什麽要拍這個人物，而不拍那個人物，為什麽剪這一段話而捨棄那一段話，為什麽把這一段放在這兒而不放在那兒，這些問題沒什麽人談。而且即使是談運作，任長箴認為，現在很多人的思路也有欠清晰。
紀錄片的宣發，在任長箴看來，應該分為上映前、上映中和上映後三個階段，三階段對應著紀錄片的三個層次：題材、故事和主題。影片上映前，宣傳應該突出紀錄片的題材。比如這部片子是表現的對父母的愛呢
（《四個春天》）
，還是講了一個創業者的故事
（《燃點》）
？這時觀眾尚未進影院，他們需要一個對題材的清晰的表述來明了影片拍的是什麽。電影上映中，宣傳應該著重在故事之上。故事讓題材豐滿，是用細節表現的題材。觀眾看完了故事，應該能感受到影片的主題。主題是創作者想要傳達的東西，也是贏得觀眾口碑的關鍵。“口碑是宣發代替不了的東西。”任長箴說。
陸慶屹：悲傷驅使我把一切記錄下來
正在影院熱映的《四個春天》目前已取得了800餘萬的票房，之後可能會突破1000萬。對於一部這樣的紀錄片來說，是相當不錯的成績。但陸慶屹說，他並不關注票房，“因為我也不太懂這個事情”。在微博和豆瓣上有上千條網友給他發來的資訊，說想看這部電影，但他們那裡《四個春天》沒有排片，“我也不知道可以怎麽辦，我想紀錄片就是這樣的命運吧，既然我選擇了紀錄片，那就應該接受這樣的命運，也沒什麽好掙扎的。”
陸慶屹表示，他拍這部片子是出於對父母的愛，片子也是拍給父母的，如果賺錢了，那是撿來的。“我這個例子不具備代表性，因為片子是我一個人拍的，剪輯也是我，買書來看，什麽是紀錄片，什麽是電影，都是自學的。我今天聽其他人說的那些問題，真的覺得隔了一層，我不知道如果我拍下一部片子會不會遇到那些問題，但我現在沒有任何問題，就是宣傳活動要四處跑，今天一個城市，明天一個城市，特別累。” 陸慶屹說。
《四個春天》對於過年家人團聚的場景著墨最多，充滿生活的細節和時光流逝的感覺。
在張悅問到他為了紀錄片的拍攝和剪輯付出的辛勞時，陸慶屹說：“我覺得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比如我剪片子的房間沒有暖氣，冬天很冷，我就穿兩件羽絨服。你要做這個事情，那能怎麽樣呢？我不太想這些事情，可能腦子比較簡單吧。”
《四個春天》記錄了陸慶屹姐姐的生病、死亡和葬禮，張悅說，他能感到在拍葬禮的時候，攝影機在顫抖，“如果是我，我可能做不到，但你把這些記錄了下來。你當時是什麽樣的一個想法？”
陸慶屹說有很多年，哥哥在北京上學，姐姐在沈陽，因為沒錢買火車票，所以家人團聚的機會非常少。每次團聚，大家都很珍惜，會去照相館拍照片紀念。姐姐生病，一開始以為是哮喘，覺得是會好起來的，所以自己只是在記錄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至於葬禮，姐姐去世是在上午，當天晚上就從沈陽來了20多個她的朋友，一個人沒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是不會有這麽多人來送行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須記錄下他們；而那個在葬禮上唱歌的老人，是自己背著鼓，走了十幾裡山路來的，這是恩情，所以他也必須要記錄下來。陸慶屹說，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對一個就要失控的人來說像是稻草一樣的存在，讓他覺得人生還要繼續下去——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有那麽多人在支撐你。
“起棺的那一刻，我昏過去了，是我哥給我扶起來的。我媽非常嚴厲地看著我說：‘你這樣癱下去成什麽樣子，讓別人看了成什麽樣子。拿起花圈，拿起攝影機。不然你想怎樣？’在起棺的時候，我跟在抬棺的人後面，想起一部小說，威廉·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他也是在描述人在世間的煎熬，我當時特別特別地悲傷，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但也是這樣的悲傷驅使著我一定要把這些記錄下來。”
《四個春天》劇照。“我媽非常嚴厲地看著我說：‘你這樣癱下去成什麽樣子，讓別人看了成什麽樣子。拿起花圈，拿起攝影機。’”
陸慶屹說，自己過去在北京混了二十幾年，一直是非常動蕩的狀態。“我不想再這樣了，我要把父母賜給我的最好的東西發揮出來，這就是我很簡單的想法。”
作者：新京報特約記者 寇淮禹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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