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個春天》上映前，一位國內高校從事紀錄片研究的專家，特意給我發消息，讓我關注一部叫《四個春天》的紀錄電影。他的大意是，如果說2018年的紀錄電影整體差強人意，《四個春天》則會讓你眼睛一亮。或許，它將給2019年的紀錄電影市場，注入一針強心劑。他樂觀地預測，《四個春天》達到5000萬票房將是大概率事件。
截至目前，《四個春天》上映8天，票房累積797萬，基本不太可能達到5000萬了。但是，《四個春天》仍給紀錄電影帶來了暖意：相比首映日，《四個春天》的排片和單日票房呈現平緩的增長趨勢，如此“低開高走”的市場走勢，對於一部紀錄電影而言，非常難得。
這種結果其實不難理解：《四個春天》的豆瓣評分從上映日時的8.8分，漲到了如今的8.9分。同時，社交網絡和行業媒體又給它“自來水”的宣傳，口碑效應賦能市場表現。
《四個春天》區別於其他的紀錄電影，它雖出自科班出身的學院派，但不是工業標準下的作品，導致它有一些技術上的粗糙感，但與此同時，也令它機甲狂潮出一種“自然生長”的魅力。為了了解這種“野生”魅力的由來，我們採訪了《四個春天》的導演陸慶屹。
侯孝賢的一段話，促成了《四個春天》
個子不高，臉黝黑，穿一件全新的白色襯衫，穿著很精神，但人顯得有些急促，忙裡忙外。原定60分鐘的採訪時間，最後也只有40分鐘。採訪過後，他還要馬不停蹄奔赴影院，參加點映宣傳活動。
“在全國跑路演，已經連續跑了13天。”陸慶屹告訴我。從他的眼睛裡，我感受到了一位新人導演處女作即將登陸大銀幕的憧憬與興奮，還有舟車勞頓十幾天的一點點倦意。
有三個細節印象深刻。一是，“這屋能抽煙嗎？應該沒人管吧。”陸慶屹好像自言自語地問，沒人應答，他掏出煙盒。
二是，穿著白襯衣的陸慶屹，有些興奮地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一口氣買了四件白襯衣”。顯然，工作需要他以更正式的面貌出現，而他也在適應這種需要大量曝光的工作。
三是，地上有一箱同名的攝影隨筆集《四個春天》，陸慶屹一本一本地在扉頁簽名，準備待會送給點映觀眾。他的簽名，相當工整雋秀。默默無聲中，他突然開口，“送你一本”。
陸慶屹頗顯江湖氣，又足夠接地氣，他不是那種腦回路異於常人的藝術家，而更像一位鬥志、拚勁仍在的老男孩。
應該說，陸慶屹拍《四個春天》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首先，在拍紀錄片之前，陸慶屹曾當過攝影師，他喜歡用鏡頭紀錄生活。
另外，他曾憑《我爸》《我媽》兩篇描摹父母的溫暖熱文，成為豆瓣紅人。在採訪中，陸慶屹也深情地說到，他不僅愛自己的父母，還為他們驕傲。這兩個原因的作用下，拍家庭影像的紀錄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然而，想法轉化為行動，背後往往有一個推動力。侯孝賢推了陸慶屹一把。
陸慶屹從2013年開始， 用攝影機記錄父母，隨著素材的增多，陸慶屹想要做得更好。“正好那時候看到侯孝賢的一個訪談，有電影學院的學生問他說，‘我想學導演，但我不知道怎麽開始’，侯孝賢就說，‘想做就去做，先拍起來，否則你不知道該怎麽開始。’從那時起，我覺得我可以做電影。”
“我覺得我可以做電影”，這種信念的產生，其實並不僅僅來自侯孝賢的一篇訪談。北漂多年的陸慶屹，今年45歲，曾做過足球運動員、酒吧歌手、攝影師。
“我以前做過很多行當，每個行當都沒有失敗過，所以我就有種盲目的自信。”所謂盲目的自信，不知道是自謙的調侃，還是誠實的坦白。
“於是，我開始買書、網上找資料，自學，一點點豐富自己的電影知識。”在陸慶屹看來，他之所以說“沒有失敗過”，是因為離職時，他的老闆們都挽留他。
陸慶屹的自信感，也來自實在的創作。他說，他愛《四個春天》所有的畫面，但有一個鏡頭令他印象格外深刻。“有一個鏡頭，在臨近結束時，我媽問我哥，‘要不要再帶點香腸？’那時，我沒有急著去拍我哥和我媽，因為我在拍我爸的背，很大的一個畫面，很大的一個背影，那個鏡頭拍完之後，我意識到，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電影。”
陸慶屹的言談舉止，讓人很容易對他的自信心印象深刻。比如，問到片子獲獎頗多，是否感到意外，他答：“片子傳播出去以後，獲獎是我意料之內的事情，我心裡是相信它的品質的，因為我覺得在審美上，我是有一定高度的。”
但是，他有時候又用“盲目的自信”形容自己。似乎，在陸慶屹身上不存在單一的標簽，“自信”與“盲目的自信”同時存在。後者，或許是更一種“乾完再說”的果敢。
任何時候開始，都為時不晚
《四個春天》呈現一對父母美好的、詩意的生活，影像中洋溢著笑聲、歌聲、燕子聲，給觀眾帶來了一股溫暖、治愈的生命力量。
但是，在故事之外，作為記錄者的陸慶屹，卻百味雜陳。從2015年開始，陸慶屹想把拍攝的素材，做成一部完整的片子，送給自己的父母。
“2016年的時候，我父親身體不太好，我著急啊，於是我開始買書，學剪輯軟體，我想快點把片子做出來。”
不知道是聰慧使然，還是看書起了作用，陸慶屹對於紀錄片的理解，不像是一位紀錄片新人。
陸慶屹拍攝家庭影像，始於為父母留一個紀念，也算送父母的禮物，同時也是家族的一個回憶財富。但是，除了他本人，其他人都出鏡了，也就是唯獨缺了他的身影，沒有達到某種意義的“團圓”。
陸慶屹不認為這是缺憾，而且他認為自己“從未缺席”。
“比如說，我爸給我媽理發那裡，他們在那對我指指點點，其實我也參與進來了。這樣的鏡頭其實並不少，我只是在空間之外而已。攝影機，就相當於我的眼睛，攝影機怎麽拍，拍出來什麽樣的畫面，是加入了我的思考和情感的。另外，你拍攝時，最好盯著取景框看，而不要去看拍攝的人與物，這樣，這個取景框就代表了你的眼睛。”
步入新舞台的陸慶屹
《四個春天》拍攝跨度達4年，鏡頭外的陸慶屹，心情卻越來越沉重。“我覺得越拍，越傷感，拍了四年，我看到我父母越來越老。”
如果說影片裡面有什麽沉重的地方，那應該是姐姐的因病去世。姐姐患病、醫治、殯葬的影像，陸慶屹放進了影片中，原因是在他們的文化中，生離死別不是忌諱，也不是隱私。
“我認為那些畫面不是隱私…我姐走的那天，當天從沈陽來了二十幾個她的朋友，來道別，這種人情，這種深情厚誼，不可能不打動你，我記錄下來，是為了知道他們是誰，記住這樣的恩情。”
然而，這部陸慶屹“越拍越傷感”的紀錄電影，卻打動了萬千觀眾的心。在陸慶屹看來，《四個春天》能夠令人喜歡與感動的根本原因，在於它講述了人人都會經歷的人生。
“它講的是所有人都逃不過的東西，無論什麽社會地位與身份，作為一個人，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這些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開。”
如今，許久以前就認為“我可以做電影”的陸慶屹，也開始了新的征程——他啟動了他的電影夢，這次不是紀錄片，而是通常意義上的電影，即劇情片。“我目前有四個劇本在寫，有一個基本寫完了。”
自信的陸慶屹，既沒有了父母的“助攻”，又步入了嶄新的舞台，能否再創精品，一切只能等時間來檢驗。
【文/阿志】
The End
出品 | 北京獨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監 製 | 李星文
主 編|楊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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