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截圖）3月28日，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中生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

張中生：“呂梁教父”的死刑路

本刊記者/周群峰

本文首發於總第848期《中國新聞周刊》

“受賄10.4億，死刑。”

3月28日，落馬接近四年後，因犯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山西省呂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張中生迎來一審宣判。

從央視播出的庭審畫面看， 時年66歲的張中生頭髮已經全白。當天，他身穿白色襯衫和深灰色外套，在兩名法警押送下，走上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告席。聽到宣判時，他連續眨了幾下眼睛，面無表情，一臉木然。

這名副廳級官員，不但創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官員受賄額的一個新高，同時也成為中共十八大後第一個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貪腐官員。

有“呂梁頭號官霸”“呂梁教父” 之稱的張中生，是土生土長的呂梁人，求學和職業生涯也未離開過呂梁。當地人稱其當副縣長時，縣長拿他沒辦法；當縣長時，縣委書記拿他沒辦法；當呂梁行署副專員時，專員拿他沒辦法；當副市長時，市長和市委書記都拿他沒辦法。

《中國新聞周刊》從張中生的長官、同事、校友及與其直接打過交道的企業家處獲悉，張出生在一個裁縫家庭，從政後對呂梁的發展有一定貢獻，但後來貪婪成性，膽大妄為，性格蠻橫，尤其是在其長期主管的煤炭領域，通過插手資源整合、項目審批等大肆斂財，與很多煤老闆往來密切，編織了一張龐大而複雜的政商關係網，破壞了當地營商環境。

《中國新聞周刊》還在調查中了解到，張中生在落馬後態度惡劣，拒不配合調查。

有性格，也有靠山

1952年11月，張中生出生在山西省呂梁市中陽縣。在1971年行政區域調劃中，中陽縣西北部的十二個公社和離石縣西部的十三個公社、一個鎮被劃出，設立柳林縣，其中就包括張中生所在的鄉鎮。所以，張中生的籍貫也寫柳林縣。

張中生的一名柳林縣老鄉，同時也是他的中學校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中生父親當過兵，部隊轉業後做了裁縫，為人沉默寡言、老實巴交，母親也是普通家庭婦女。

在兄弟姐妹四人中，張中生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張家哥仨仕途發展都不錯，二弟曾任山西省政府一位原主要長官的秘書，三弟則是一家央企下屬子公司的高管。

在中陽縣南街完全小學讀完小學後，張中生進入中陽縣東方紅學校讀中學。由於性格頑劣，成績不好，初中畢業後就不再上學。

1969年，17歲的張中生來到中陽縣糧食局，成為一名保管員。

現年80歲的高智廣是時任中陽縣糧食局黨支部書記、局長，也是張中生早期的長官。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他稱，張中生比較聰明，說話得體，腿腳麻利。做了一年多保管員後，張被提拔為中陽縣糧食局下屬的枝柯糧站站長，後來又出任糧油加工廠廠長。

1982年，中陽縣糧食局為了糧油加工廠更好地發展，決定將其交給個人承包。局長官覺得張中生頭腦靈活，便指定時任廠長的他來承包。

在任糧油加工廠廠長期間，張中生還被發現挪用部門資金，給嶽父家修窯洞。他還多次將土糧飼料供給一位時任副縣長的家人喂豬，並因此得到了這位縣長官的賞識。張中生1983年調任中陽縣食品公司經理後，仍時不時把部門的豬頭、豬肚等當做禮品送給上述縣長官。

張中生擔任食品公司經理期間，該公司曾發生過一樁營私舞弊案。當時，食品公司囤積了大量豬飼料，以待飼料漲錢時轉賣給糧站，賺取差價。澎湃新聞援引當時在中陽紀檢機構任職的一位知情者稱，此案由當年糧食局內賊案牽出。

據該知情者回憶，一天上午，辦案人員來到食品公司，準備向張中生問話，但張 “十分囂張”，不予配合。縣審計局去食品公司查账時，張中生說“今天檢察院來，明天紀檢委來，審計局也在，這我還能工作”，說罷，未打招呼，開車揚長而去。

這位知情者稱，辦案人員等了一天半，也沒見到張中生。不久，在縣委主要長官插手下，此案不了了之。這一案件，不僅能看出張中生的性格，也能看出其當時就有靠山。

在中陽縣食品公司做了兩年經理後，張中生又擔任過中陽縣工商局局長、財政局局長。1990年，38歲的張中生升任中陽縣副縣長。此後，又歷任中陽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中陽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中陽縣委副書記、縣長；中陽縣委書記。

2003年6月，張中生離開他深耕了34年的中陽官場，調任呂梁行署副專員、黨組成員。1年後，張中生任呂梁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分管煤炭、工業領域。2009年7月，他成為呂梁市委常委。

2013年3月，張中生到齡退休。2014年5月29日，在退休一年多後，張中生被宣布接受調查。引人注意的是，作為一位副廳級官員，他是由中紀委直接帶走調查的。

多個資訊源稱，張中生被帶走後，呂梁市召開市委常委會，內部通報了張中生的案情，並透露該案已經查實的受賄金額超過6億元。

2016年3月6日，山西時任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全國兩會上不點名地提到了張中生。他說，山西119個縣市區，2015年財政收入最少的是3300萬，排在後9位的9個縣都是貧困縣，它們的財政收入加在一起為6.07億。“這位副市長貪腐的金額，現在查實的是6.44億，超過了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

王儒林說，這種（腐敗）不僅嚴重破壞經濟發展，而且直接敗壞乾群關係，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如果這麽發展下去，經濟搞不好、上不去，而且還將民不聊生，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多位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中生從中陽縣委書記職位上離任時，有人深夜在他家門口悄悄擺放花圈為其“歡送”，還有多地百姓自發放鞭炮慶祝，“比過年還熱鬧”。

妻子為其洗錢

2015年12月，張中生一案被移交給山西。該省紀委對張中生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隨後，張中生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其違紀所得也被收繳。

山西省紀委通報稱，張中生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掩蓋違紀事實，勾結不法商人，偽造證據，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嚴重違反組織紀律，未經組織批準，擅離職守，數十次私自出境等。

2016年1月4日，山西省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對張中生決定逮捕。

2018年3月28日，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中生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一審公開宣判。張中生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法院同時判決對張中生受賄所得財物和來源不明財產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追繳。

臨汾中院稱，經審理查明，1997年至2013年，張中生利用擔任山西省中陽縣縣長、中陽縣委書記、山西省呂梁地區行署副專員、中共呂梁市委常委、副市長等職務便利，為他人在煤炭資源整合、項目審批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10.4億餘元。張中生家庭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其對折合人民幣共計1.3億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10.4億這個數額，大大超過了此前傳出的6.44億元。有知情人士說，張中生一案牽涉面甚廣，調查難度很大，這也是其在落馬近四年後案子才宣判的一個原因。

臨汾中院稱，目前已查封、扣押張中生犯罪所得贓款贓物折合人民幣共計8.28億餘元，包括現金、銀行存款、房產、車輛等。對於其未能退繳到案的3.5億餘元其他贓款贓物，將在判決生效後繼續依法追繳。

臨汾中院還表示，張中生案中的其他涉案人員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是否依法追訴，將由有關司法機構依法進行處理。

臨汾中院還透露，在該案的十八起受賄犯罪事實中，有兩起受賄數額均在2億元以上。他還主動向他人索賄8868萬餘元，其中僅向一人索要財物的數額即達6085萬餘元。

多位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中生受賄有一個特點，其所有的房產、企業等都不在自己名下，有的掛在乾兒子名下、有的掛在司機名下。接受組織審查期間，張中生自覺受賄細節做得天衣無縫，所以拒不配合調查，無認罪悔罪表現，態度極其惡劣，一問三不知。其所有受賄事實都是被調查出來的。

在張案宣判的相關新聞通報中，有一句“同案被告人李蘭俊、劉年生因犯洗錢罪亦被判處相應刑罰”。但並未提及李、劉的身份，以及他們與張中生的關係及判決結果。

多位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蘭俊為張中生之妻，為中陽縣政協原副主席，劉年生是李蘭俊的乾弟弟，曾為呂梁某銀行相關部門負責人。

一位中陽縣政協原常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蘭俊早期在中陽縣服務公司的照相館工作，在張中生運作下，她成為縣政協委員，又一步步成為縣政協常委、政協副主席。

多位知情者稱，李蘭俊和劉年生因幫張中生洗錢也都獲刑，李獲刑五年，監外執行，劉獲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

與中鋼的“親密關係”

在張中生44年的宦海沉浮中，中陽鋼鐵集團（下稱“中鋼”）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呂梁多位政商界受訪者稱，中鋼就是張中生的“搖錢樹”和“取款機”，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老闆。

資料顯示，中鋼建於1985年10月，現有職工一萬餘名，目前具有年產500萬噸原煤、120萬噸鐵精粉、150萬噸焦、400萬噸鐵、400萬噸鋼、400萬噸材的產業規模，擁有總資產200億元，年產值150億元。

時任中鋼董事長袁玉珠與張中生關係極為密切，兩人從上世紀80年代便有商業合作。

袁玉珠生於1953年，是中陽人。其從中陽縣柳溝農場技術員做起，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與中陽食品公司聯營辦鐵廠，當時食品公司的經理就是張中生。袁玉珠也由此賺得第一桶金，並與張中生結下“親密友誼”。

此後，張中生在個人升遷過程中，也對中陽鋼鐵廠一路扶持。1992年至2015年，袁玉珠任中鋼集團董事長、總經理。

一位已經退休的中陽縣紀檢幹部曾向媒體透露，在張中生擔任中陽縣縣長期間，時任中陽縣委書記曾自嘲為中陽“第四把手”：第一把手是張中生，第二把手是袁玉珠，第三把手是與張中生關係很近的縣委副書記。

多個資訊源稱，張中生在任分管財貿的中陽縣副縣長期間，便開始將扶貧款等各種專項資金撥給中鋼，引起很多人不滿。

當地流傳甚廣的一個段子是，有記者到中陽農村採訪扶貧情況，問一個村民誰是中陽最貧困的人，該村民脫口而出“是袁玉珠”，原因便是“中陽的扶貧款，都被張中生撥給了袁玉珠”。

澎湃新聞曾報導稱，中鋼近年每年欠稅上億元，由於與縣委縣政府關係密切，部分以教育等公益事業投資方式代替。據其了解，上個世紀90年代末，縣國稅局曾要去中陽鋼鐵查稅，被時任縣委書記張中生叫停，其還通過呂梁地委長官，直接向地區國稅局稽查部門打招呼。

張中生和袁玉珠甚至共同出現在同一個行賄場合。2015年，呂梁孝義市原市長王建國因犯受賄罪獲刑十一年。《中國新聞周刊》查閱王建國判決書，發現王有一段供述：“2012年3月到9月，我在湖南長沙掛職鍛煉期間，任市長助理，大概在六七月份的一天，袁玉珠去長沙，我和他在長沙市政府附近的一個賓館一起吃了頓飯，還有袁玉珠的愛人，（以及）時任呂梁副市長張中生。吃完飯前或後，袁玉珠塞給了我一張10萬元的農業銀行卡，用卡包裝著，卡包上寫有金額和密碼。”

多位知情者透露，張中生在呂梁、太原、北京、海南等地均有房產，其中多套房產由中鋼埋單。

2016年3月6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全國兩會上，用“膽大妄為”來形容“喜歡房產”的張中生。

王儒林稱：“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萬元的別墅，讓老闆專程來北京給他付款。在海南遊玩的時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產，就讓在海南陪同遊玩的老闆，當場出錢買下來。”

張中生在呂梁二郎坪為自己所建的別墅，因其落馬已經停工。攝影/周群峰

張中生退休後為自己建的二郎坪別墅，也被指出資方實為袁玉珠，動用的也是中鋼資金。

今年4月8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二郎坪看到了該別墅。這是一座中式灰瓦院落，主體基本竣工，大門用紅磚填滿。附近居民稱，張中生落馬後，該別墅也停工，內部至今還是毛胚。

與該別墅相距不遠的二郎坪公園已經建成，該公園位於二郎坪山頂，內部有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有知情者稱，該公園建設的初衷，是打造為二郎坪別墅的後花園。

張中生還在中陽縣雷家溝建有一處別墅。一位受訪者稱，雷家溝別墅在張中生落馬前已經建成，名字掛在其一乾兒子名下。張中生迷信風水，這兩套別墅都由風水先生選址打造，暗合民諺“兩山夾一溝，輩輩出閣老”。

二郎坪附近的多位居民稱，二郎坪別墅區投資數億元，與早些時候花數億元開建的某醫院工程一起，都由中鋼出資建設。隨著張中生的落馬，二郎坪別墅和該醫院工程都已停工，淪為爛尾工程。

2014年8月26日，袁玉珠因貪腐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2015年9月2日，山西省長治市檢察院以涉嫌部門行賄罪決定對袁玉珠逮捕。

呂梁“總礦長”

中陽縣多位企業家接受採訪時稱，在張中生主政中陽時，該縣有大大小小數十座煤礦，煤老闆要想生存，就得時不時去打點一下張中生。“否則他一句話就可能給你吞掉”。

2018年4月，已經80高齡的高智廣，因其趙盤莊煤礦被張中生關停後轉給張的親家一事，至今仍在不斷舉

張中生當年的上司、原糧食局局長高智廣，1994年卸任中陽縣統計局局長後，承包了中陽縣趙盤莊煤礦。他歷時3年多，通過高利貸和向親友籌借方式，耗資百餘萬對該煤礦進行改造。

高智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改造完成後，該礦每天可產500噸優質煤。2000年9月，該煤礦被張中生以證件不全為由強行關停。

但不久，高智廣就發現該煤礦被批給了張中生女兒的親家劉某。高智廣為此走上了舉報張中生之路。如今，煤礦依然在他人名下。

中陽縣另一位煤企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8年，他投入290多萬從別人手中買來煤礦，當時縣裡和呂梁地區的手續都批下來了，到省地礦局報批時，因為政策調整，需要回到縣裡重新審批。當他回到中陽準備報批時，卻被告知，該煤礦的開採權已經被張中生轉給了中陽縣人大常委會一位前主任。

這位煤企負責人稱，約一年以後，這家煤礦的開採權又劃到了張中生司機的手中。“司機只是名義礦主，其實張中生是這個煤礦的真主人。”

張中生履職呂梁後，手中的權力更大了。多位受訪者稱，張中生到呂梁任職呂梁行署副專員和副市長期間，正好趕上煤炭黃金十年和呂梁煤炭企業兼並重組。這兩個背景讓分管煤炭、工業的張中生，權力達到了頂峰。當時，張中生如同呂梁所有煤礦的“總礦長”。

呂梁是產煤大市， 資料顯示，在2.1萬平方公里的市域中，含煤面積達1.1萬平方公里。其盛產的4號主焦煤被譽為“國寶”級稀缺資源，最高價上漲到每噸1800多元，比普通電煤價格高2～3倍。曾經一度四處躲債、“吃不起大碗面”的煤老闆，轉眼成為千萬、億萬富翁。一些年產幾萬噸的小煤礦，“每天能賺一輛奧迪車。”

2008年至2010年，按照山西省政府統一部署，呂梁完成了煤炭企業兼並重組工作。在這次整合中，除2戶省屬重點煤炭企業在呂梁辦的15座礦不參與整合外，全市其他礦井由355座整合為112座。由於過程不夠公開、行政色彩濃厚，這種整合為官煤勾結帶來了便利。

呂梁多位受訪者稱，煤老闆給書記、市長送禮，還不如給張中生送禮。“因為不找張中生，根本辦不成事。他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煤礦的生死存亡。”

由於當時的煤炭市場形勢，呂梁一些煤老闆出手闊綽。《財經》曾援引一位接近山西省檢察院的消息人士稱，一些呂梁的民營企業家給張中生行賄時，竟然使用大額承兌匯票。

2016年3月6日，王儒林在全國兩會上還提到張中生的一個案例：有幾戶企業投資興辦煤礦，原來計劃兩年半建成，這位副市長找他要乾股錢。企業老闆拖著沒給，副市長就百般刁難，結果8年都沒有建成。老闆一看沒有希望了，就想把在建煤礦轉出去。但副市長說，“你不給乾股錢，你想乾乾不成，你想轉也轉不出去。”結果，老闆給了上億元，才把煤礦轉了出去。

死刑的考量

張中生的死刑判決，也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

《中國新聞周刊》發現，張中生也並非十八大後首個獲死刑的落馬官員。2017年5月26日，因犯故意殺人、受賄、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等罪，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被執行死刑。

而十八大以來未涉及命案的億元貪官，比如雲南省委原書記白崇恩、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黑龍江龍煤集團分公司原副總於鐵義，均未獲死刑。

張中生因何成為十八大後，首個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落馬官員？山西大學法學院原院長、山西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天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國《刑法》中沒有廢除貪汙受賄罪的死刑，也就存在適用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解釋》規定，貪汙、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可以判處死刑。

張中生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一審公開宣判後，臨汾中院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在其官網回答了輿論關注的熱點問題。

臨汾中院負責人指出，《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汙罪、受賄罪處罰標準作出的一個重要調整，就是改變了過去單純“計贓論罰”的做法，代之以“數額+情節”的規定，犯罪數額並不是判罰的唯一標準，還需要綜合考量被告人的認罪態度、悔罪表現、自首、立功、退贓、索賄等諸多從重、從輕處罰情節，以更好地做到寬嚴得當，罰當其罪。

該負責人稱，具體到本案，被告人張中生不僅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同時，其又有索賄，利用長官幹部職權插手煤炭經營、工程承攬等經濟領域，為他人謀取不當利益，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健康發展，案發後贓款贓物未全部退繳等特別嚴重情節，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法院綜合考慮張中生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決定依法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另外，該負責人還稱，張中生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健康發展，在中共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嚴重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敗壞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聲譽，在山西乃至全國造成了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屬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論罪應當判處死刑。

張天虹認為，張中生受賄金額超過10億，創造了新中國成立後受賄金額之最，這是其獲死刑判決的一個主要原因。他說，這個龐大的受賄金額與其所處的環境有關，“但是在同樣的環境下，很多官員也沒有如此貪婪。”

上述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負責人還表示，張中生案宣判時，已告知被告人如不服該判決，有權在法定期限內提出上訴。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案件將進入二審審理程式。如果被告人不上訴，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將依法覆核審，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後才生效。

張天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鑒於張中生涉案金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等因素，即便其上訴，也基本不存在改判的可能性。

山西曾是全國的腐敗重災區，呂梁又被認為是山西腐敗的重災區。

2014年8月，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書記。到任後，他省內調研的第一站就選在呂梁。

王儒林這樣解釋行程的選擇：“實事求是地說，有的同志建議，呂梁情況複雜，第一站最好不去呂梁。我經過認真考慮，第一站還是要到呂梁來。我覺得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呂梁是革命老區；第二，呂梁是腐敗問題重災區；第三，呂梁是‘天下廉吏第一’於成龍的故鄉；第四，呂梁是當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矛盾突出的地區。我們不回避矛盾和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中共十八大後，山西省共有7名省部級官員落馬，分別是金道銘、杜善學、令政策、聶春玉、白雲、陳川平、任潤厚。此外，2014年落馬的中國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也曾擔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

在落馬的上述名單中，有三人與呂梁有關：聶春玉、杜善學均擔任過呂梁市委書記，白雲也在呂梁做過市委副書記。

據不完全統計，除了張中生，呂梁市還有6位高級別官員落馬，分別是市委原常委、市長丁雪峰，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鄭明珠，市委原常委、政法委書記李良森，市委原常委閆剛平，政協原副主席劉廣龍和孝義市原市長王建國。

在官員紛紛落馬的同時，與呂梁腐敗官員關係密切的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團董事長賈廷亮、中鋼董事長袁玉珠等商界巨頭也悉數被查。

接二連三的腐敗案件，破壞了當地的營商環境。一位去珠海發展的呂梁企業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來在呂梁經商時，他不得不花很多心思在搞好政府關係上，“否則得不到關照”。

經過塌方式腐敗後，呂梁也迎來了一些積極信號。《山西日報》曾撰文稱，2015年底，朔州、呂梁兩市人大、政府、政協長官班子換屆，由於認真落實幹部工作各項政策規定，沒有發生一起拉票賄選等違反換屆紀律的行為，被幹部群眾稱為“多年來秩序和風氣最好的一次換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