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之後
市區的大火燃燒了大約40個小時，余燼未滅時重建工作就已展開。這座城市已經習慣了頻繁發生的火災，甚至頗以此為榮，冠之雅號“江戶之花”。可以想見，災後重建的速度也是東京人頗引以為傲的。在這類事情上，真正的商人講求速度。如果一家商店沒能在3天內恢復營業，從生意人的眼光來看，這家店就是沒有未來的。東京的商人們為了應對遲早會到來的火災，在隅田川東岸開辟了貯木場。它臨河而建，這裡儲存的木材，就好像被存放在具備幾分防火功能的倉柯瑞似的，有機會逃過最猛烈的大火。百貨商店很快開設了應急的賣場。銀座和淺草的路線兩旁，幾乎是在火災剛被撲滅時，就出現了街頭攤販，好像他們原本就在那裡，從未消失過。當時還在日本橋的魚市場在9月3日，即震後第三天，已然豎起了號召劫後餘生的魚販們共商魚市重開大計的告示牌。震後幾個月裡廣為流傳的《重建之歌》如此唱道：
家園盡毀 但是看啊
江戶之子精神依舊
排排棚屋平地起
臥賞明月清輝
帝都複興
9月底，新聞報導根據警方調查結果稱已有3萬戶棚屋建立起來。這篇報導以及《重建之歌》中都使用了“棚屋”（バラツク）這個詞，表明這不過是災後廢墟中匆忙搭建的遮蔽之所。棚屋建立最多的地方是在舊下町的北部一帶： 淺草、下谷和本所區。儘管可供出售的商品非常有限，許多人因火災的煙塵而手臉皆黑，但人們仍然忙於重建工作，新木料的木香彌漫周圍。
需要清理的不僅僅是大火後的灰燼和瓦礫。當時東京最高的建築“淺草十二層塔”也在地震中被毀，其在第8層處折斷。小說家川端康成在震後兩小時不到便出發前往淺草去看看情況。令他印象深刻的不是建築物的損毀，而是難民，尤其是從北邊大批湧過來的遊女和藝者藝伎，借用《淺草紅團》一文的說法，“就好像雜亂無序花田的色彩”。著名的花街，位於淺草北面的吉原被完全焚毀，數百遊女葬身火海。所幸大火在距離淺草一步之遙的地方止住了，淺草正是川端徜徉的屬於他的“花田”。
次年，川端描述了淺草十二層塔最後的消逝。那場景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熙攘的廟會慶典。“十二層”——或許稱之為“凌雲閣”更為恰當，是個配有娛樂設施的購物中心，建成於1890年，是一座不怎麽好看的磚塔。陸軍的工兵隊將其爆破拆毀，導演了它的謝幕演出。
川端於1929年至1935年間不定期連載的作品《淺草紅團》中，有個登場人物回憶起那時的光景，如此說道：
“我們周圍目力所及，全是燒毀的廢墟。小窩棚三三兩兩分布各處，但是從學校屋頂就可以一眼望到（淺草）公園，中間沒有任何阻隔。屋頂的塔上擠滿了圍觀的人。我們肯定等待了有一個多小時。然後，一聲火藥爆破的巨響，我們看到磚塊如瀑布般傾瀉而下。有一面牆還沒被炸倒，像一把細劍插在廢墟中。又是一聲巨響，細劍也倒下了。學校屋頂上的人群齊呼“萬歲”，歡呼雀躍。隨著細劍坍塌，黑壓壓的人群跑上了那座碎石大山。”
複興建設
私營企業的反應靈活迅速，他們勢頭洶洶地投身於複興建設，有些甚至因而阻礙了放眼全市的複興計劃的實施。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同樣迅速而強有力地獻計獻策，樂於貢獻自己的智慧。時任內務大臣兼帝都複興院總裁的後藤新平向他發去電報尋求建言的幾乎同時，他的電報就發來了。後藤新平這位地震前沒多久才當過東京市長的政治家，以前就曾經谘詢過比爾德。他以“大包袱皮市長”著稱，這一綽號也可以理解為“滿腦子計劃市長”。應他的邀請，比爾德在1922年至1923年間曾花了6個月的時間研究東京的市政管理情況，並於1923年年初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如今，後藤再次將他征召。比爾德在到來之前發了一份措辭強硬的電報，表示對舊事物的感傷情懷絕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擾到新城的興建計劃： 在新的街道規劃未頒布之前，任何新的建築都不允許興建。然而，如果前述警局報告準確的話，棚屋已經在以每周接近一萬戶的速度在廢墟中迅速建起。
這場地震來臨之時，正逢日本政局紊亂、權力更迭之期。1922年6月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原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在1923年8月底與世長辭。這一時期也是歷史學家所稱的“大正民主”時期，是一段夾在明治獨裁和1930年代到1940年代初期軍國主義獨裁之間的自由時期。各政治黨派第一次嘗到手握權力的樂趣，沉湎於你來我往的吵鬧紛爭。繼任的內閣一直難以組建，直到9月2日，城市尚在燃燒之時，才由另一位海軍將領山本權兵衛統帥的新內閣走馬上任。這一屆內閣隻維持了3個月，但在山本的長官之下，尤其是在後藤的倡導下，政府主導了東京的重建工作。其實就算沒有後藤的強力推動，東京重建仍然要靠國家扶持，因為東京本身並沒有足夠的資金。
後藤原本的計劃涵蓋了整個城市，包括受損不怎麽嚴重的山之手地區，而且囊括了所有能想到的各類設施，如街道、公園、河川、溝渠、交通運輸系統。在設想中，一條200碼，大約100米寬的主乾道將縱貫市區南北，穿過銀座東邊以及日本橋的主體區域。作為一名政治家，後藤相當不切實際。重建預算從最初的幾十億日元縮減為5億日元留給東京，另有一筆額外款項撥給受損更嚴重的橫濱。在這一更為精簡的計劃裡，著重點在於給人們提供棲身之所和拓寬街道。後藤設想的寬闊大道被打了個對折，長度也大大縮短。該條大道現在被稱為昭和大道，名稱源自我們剛剛終結的昭和時代。它穿過銀座和日本橋，直通下谷區的上野。
最終通過的預算還不到5億日元。即使在帝都複興院內部，意見也不統一。有人認為計劃中包含了太多無關緊要的事項，而且為拓寬街道而征地將會是個大麻煩。兩大主要政黨之一也同意這種看法，大聲質問憑什麽這麽小的一塊地方要傾舉國之力重建。於是後藤的夢想中實際付諸實施的，只有街道有所拓寬，又新建了幾個公園而已。重建後的街道模式與江戶時期基本無異。
根據官方的說法，東京震後重建工作完成於1930年。該年3月舉行了名為“帝都複興完成式典”的典禮。大地震發生時還是皇太子身份的昭和天皇，也參加了在皇宮前廣場舉行的這次宣告重建完成的典禮並表示了祝賀。東京市長則在皇宮以南幾百碼的日比谷會堂召開集會並發表了祝詞。雖說這類典禮和集會未必以民眾為主體，但慶祝活動往往會持續很多天，包含了能讓民眾們都開心的娛樂項目——遊行、花車表演，還有其他類似的東西。精心裝飾的有軌電車在整個東京市內來回穿梭。
天皇對市內進行了一次視察，對他所看到的重建進展表示滿意，並希望人們今後也能繼續團結進取，開創未來。在演講中他使用了“帝都”一詞以特別強調遷都一事毋需再言。這次視察的組織者秉承日本人一貫的作風，將天皇徹底保護起來，保衛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大約15萬人因為有可能接觸到天皇而接種了天花疫苗。而視察之行的準備和執行階段牽涉到的各類人員，據估算多達25萬。天皇的視察路線經過受災程度最為嚴重的平坦的下町一帶，他還順路拜訪了隅田公園、震災紀念堂，以及其他幾處地方。
複興的產物
隅田公園是大地震的產物，也是毗鄰隅田川新建的兩座大公園之一。它橫跨隅田川兩岸，在隅田川西岸，也就是淺草這一側，綿延將近一英裡，而在東岸即向島的這一側，則深入不到半英裡。但後者作為一個公園卻更為成功，因為此處有幾座古老的神社寺院和著名的成排櫻花林。不過，由於櫻花林在大地震的災難中幾乎全毀，所以不得不補種新樹。西岸即淺草這一側，則是建在填埋河岸形成的土地上。大正中期荒川排水渠的建成使隅田川免去了洪澇災害的威脅，也使填河造地成為可能。不過，最近幾年，河岸兩旁卻建起了一道醜陋的水泥圍牆，這與其說是為了防範順河而下的洪水，不如說是為了防止暴風雨來臨時海灣的巨浪倒灌而入。濱町公園作為兩大公園中的另一個，位於隅田川下遊的西岸。在取得這片土地的所有權以興建公園時並沒有耗費周章，因為該土地的主人只有三名。倒是遷走其上零散的租戶更為麻煩。濱町藝伎區正好坐落在這片區域，藝伎及其恩客們都是態度強硬又富有社會影響力的人。最終，藝伎區被遷至西邊不遠的地方加以重建。
如果將官方的說法照單全收，認為重建工作完成於1930年，那麽重建之後的東京，沒能久享天年。重建工作持續了7年。而僅過了十年出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再一次將一切撕裂。幸福的日子很短。事實上，艱苦重建的那幾年可能反而比隨後的歲月更快樂一些。因為重建結束後，便是經濟大蕭條，刺殺事件頻發，然後就是戰爭的全面爆發。
在日語裡,表示重建的“復興”一詞，還有另一層意思——“修複”。但完美複原一座城市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無論出於什麽原因需要修複一座城市時，總會有人想要嘗試把城市恢復到與它曾經的樣貌一模一樣的程度吧。1945年後，在歐洲確實有過這樣的嘗試。還原的一切似乎都與曾經失去的分毫不差，但卻是刻板而毫無生氣的。因為創造了早先那座城市樣貌的生活氣息已經煙消雲散了。
東京並沒有做任何形式的複原嘗試。大概，除了有限的幾個街區之外，這種嘗試是不可能進行的。我們也許要感謝這座城市被給予了保持活力、不斷成長的空間，而未被強製還原到那已不合時宜、徒具形式的舊模式中。但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現在還活著的人中，已經沒有幾個年長到能夠記起1923年9月1日大地震之前的東京是什麽樣子了，但要說重建後的東京比舊時更賞心悅目是缺乏說服力的。重建後的城鎮一般都比不上之前那麽美了，東京也不例外。其原因並非難以理解。自幕末開國以來，東京及日本向異國文化敞開大門，迎來了一大撥新鮮工具和技術的湧入。它們對日本人啟發良多，是抵禦政治入侵、保衛國家存續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也比舊工具和技術更加便宜和便利。但這也導致隨著東京的每次重建，草草建成的混搭風格建築開始變得隨處可見。
不過東京普通市民看起來真的很喜歡重建改造這種事，他們普遍對大地震後的重建結果很是滿意，對於1945年戰敗之後的重建也持同樣態度。白色混凝土取代了深色幽暗的灰漿，更暗色調的瓦片消失不見，一切都變得如此明亮，令人興奮。銀座西面的數寄屋橋邊上，建起了《朝日新聞》社的新大樓，倒映在橋下昏暗的水面上，好似一艘遠航郵輪。還有形似鬥牛場的日本劇場，簡稱“日劇”。這些都成了當時所有時尚青年男女，即所謂的“摩登少年”、“摩登女郎”們熱衷拍照留念的地方。
本文摘選於《東京百年史——從江戶到昭和，1867-1989》，[美] 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謝思遠、劉娜譯，曹艾達校，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文章內小標題與部分圖片為後來所加，編輯：李慧。
作者簡介：
愛德華·賽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著名日本研究專家、翻譯家。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長年居於日本，先後執教於東京上智大學、斯坦福大學（1962-1966）、密歇根大學（1966-1977）、哥倫比亞大學（1977-1985）。曾因日本文化研究及日本文學譯介方面的傑出貢獻，獲旭日章（1975）、菊池寬獎（1977）、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獎（1984）。所譯英文版《源氏物語》家喻戶曉，被認為是該作品的最佳英譯本。其對川端康成作品的傑出譯介，最終促成川端康成獲得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在日本研究方面，其最著名代表作是關於東京歷史文化的兩本書：《下町，山之手：東京從江戶時代到大地震》（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東京崛起：大地震之後的東京》（Tokyo Rising: 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此次將這兩本書合並為《東京百年史》，首次引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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