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東京銀座大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本文摘自於《東京百年史——從江戶到昭和，1867-198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在明治時代發生的所有大火中，1872年的銀座大火對東京城的影響最為持久，新銀座正是誕生於這場大火之後。銀座在商業氣息濃厚的江戶原本並不是最繁華熱鬧的地區。與更北邊的日本橋相比，它面積狹窄，夾在西邊德川江戶城堡的外濠和大部分被貴族佔據的海灣沿岸之間。大商人的房舍在更靠北的地方。銀座只是藝術家和小商人店鋪的天地。

舊時印象

W．E．格裡菲斯曾對他在1870年看到的火災前的銀座有著生動的記錄。裡面雖然沒有具體提及銀座之名，但他是從築地經新島原（他錯叫成吉原）一直走到了神田，因此他最先踏入的街道肯定是銀座街區：

“我穿過一條盡是售賣各種櫥櫃店鋪的街道，又穿過另一條滿是經營屏風商鋪的大街，再通過一條開滿了染坊的街道，裡面放著木桶，散發著染料特有的臭氣。在一家整潔的小店裡坐著一位帶著角質邊框眼鏡的老人，身旁放著一桶染料，他正在為一卷布料的下一次浸染做準備。另一條街只賣竹竿，多得已經可以造一片竹林了。有人正在鋸一根竹子，我注意到他用雙手朝自己的方向拉鋸子。鋸子的鋸齒朝向和我們國家的相反。另一個人正在刨東西。他刨東西的時候也把刨子朝自己這邊拉。我又注意到一個正在乾活的鐵匠： 他兩手開工錘打著鐵器，與此同時，他的腳則踩著風箱。他將若乾鐵條放在火裡燒，又用余火烹煮自己的晚飯。製桶工人用腳趾按住桶緣。他們所有人都是坐著乾活，真是好奇怪啊！或許這就是歐洲人和亞洲人的一個重要區別吧。亞洲人是坐著工作，而歐洲人則是站著工作。

我從堆滿竹子的街道出來，來到主街大道上，這裡是日本首都的百老匯大街，我認得它。這裡的店鋪更加亮麗，也更富麗堂皇；街道也更寬敞，擠滿了人。

來到駿河町時，眼前是富士山的壯麗美景。我路過一家大的絲綢店和巨富三井的防火倉庫。”

銀座邊上的木挽町曾經聚集了許多歌舞伎小劇場，直至1840年代天保改革將它們強遷至北郊外。明治維新後禁令一解除，獲準回歸的劇院很快又回到了銀座。不過作為一個繁榮的商業和娛樂中心的銀座，要到火災之後才出現。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當時的統治者下定決心要讓東京成為能夠抵禦火災的城市，剛剛燒成一片焦土的銀座剛好提供了開展這一建設工程的契機。英國工程師托馬斯·沃特斯（Thomas Waters）受聘將銀座打造成一整片紅磚建築區。市政府還資助成立了一家專門負責建築工程施工和管理招租事項的公司。重建工作耗費了三年時間，而如果按舊的木結構方式重建的話，差不多只要一晚上就可以完工。除了將火災自誇為“江戶名物”之外，這座古老的城市對自己從火災中恢復的速度也向來十分得意。

早在大火災發生前，銀座地區就已經有至少兩座磚砌建築，一座是倉庫，另一座是商店。一位建築界的傑出權威對其這樣評價道：“連後來的公共廁所都不如。”當重建工作完成時，京橋區包括銀座在內有差不多1000座磚砌建築，其他城區則只有總共不到20座。一份1879年的名錄顯示，大多數其他城區都分布有西式或者說西洋化的建築，只有山之手地區的四谷區一座都沒有。

當時政府所希望的是東京全市能夠以銀座為榜樣進行改造，成為防火的城市，但實際情況卻事與願違，只有主街兩旁的建築仍以紅磚外觀向世界展現“文明開化”的成果。而對改造計劃的敷衍搪塞，使得建築很快就出現了回歸老樣的傾向。從攝自明治晚期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發現，“赤煉瓦街”(即兩旁都是紅磚砌的房子)綿延最長的地方是在今天銀座的北部，但那裡現在已經什麽都不剩了。

新銀座在外國人當中的名聲大體上並不好。早在1870年代就有人抱怨過城市面貌的“美國化”現象。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1878年和1880年就形容東京不像一個東方城市，反而更像芝加哥和墨爾本的郊區。雖然她沒有說她指的是東京的哪一塊，但差不多可以確定是銀座。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曾作為海軍士官在1885年和1900年兩度來日，也將赤煉瓦街形容為“美國的醜態”。就像格裡菲斯把日本橋比作百老匯大街，導遊指南作家、英國人菲利普·泰利（Philip Terry）也把銀座比作百老匯，不過他的類比可不是出於讚美。“這類建築大雜燴的明顯特徵是規模雖大，卻無威嚴，雖然個體特徵明顯，卻無端莊純樸之感，與其說是追求整齊協調，不如說隻注重方便”。泰利在1920年寫下這些話的時候，赤煉瓦街當初的風貌已所剩無幾了。只有其深受美國之害的印象還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腦海中，而諷刺的是最初的建築設計師並非美國人，而是英國人。

東京對新銀座存在著兩種矛盾的心態，所有人都想來瞅瞅，但想住在裡面的人就不多了。永井荷風在20世紀初的一個短篇故事裡，把它形容為即將到來的那種生活的可怕象徵。

最初的改造計劃是按照江戶商家的傳統，一樓開店，二樓住人，讓大家逐步搬入這些新式建築。但人們不久便發現這些新式建築通風不佳，潮濕、悶熱，容易發霉，總之完全不適應日本的氣候，在堅硬牆壁的包圍下過日子，也與日本人的居住習慣完全衝突。雖然面朝大道、條件不錯的地方最終找到了租戶，但後街卻很蕭條，成了表演熊摔跤、狗跳舞之類雜耍賣藝的臨時場所。而在那些還未放棄權利的土地所有者當中，很少有人願意或者有能力償還政府為改造街區而給予的補助津貼貸款。那些幸運地把房子租出去的人也是一樣，因為後街仍有三分之一都處於閑置狀態。最後空余的房子只能賤賣處理掉，讓買者象徵性地支付了一點錢。和原來的改造計劃有關的欺詐行為在短時間裡持續發酵。大多數江戶商販就連傳統的防火貨倉也買不起，而即便是新的磚砌建築裡最樸素的房子也比防火貨倉貴十倍。於是東京在明治時代余下的時間裡采取的防火改造措施僅止於拓寬街道，並在一塊區域被大火燒光後征用它設為空地以防火。

雖然伯德小姐和洛蒂先生認為新銀座不怎麽樣，不過新銀座一定非常漂亮。不論它作為一個防火城市的樣板房有多麽失敗，它作為文明開化的范例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個人都想去看一看，於是在銀座消磨時光的風尚——“銀座漫步”便應運而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段時間裡風靡一時。

新銀座也是版畫家們最好的題材。他們在版畫中像往常一樣在燦爛的陽光下、盛開的櫻花中展示銀座。事實上，最初的時候，大道兩旁是有櫻花樹的，那時在東京市內僅有銀座擁有能通行鐵道馬車和電車的寬敞大道。除了櫻花樹外，路邊還有楓樹、松樹、常綠橡樹。松樹位於十字路口，其他樹則位於其間。

我們至今依然無法完全搞清楚，這些最初的樹究竟是何時並且為何消失的，改種的柳樹後來成為銀座的一大象徵。這一切發生的大致時間可能是在明治中期。最初的樹木或許是城市化的犧牲品，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們的枝葉四處蔓生、易折、易遭蟲害，所以不適合作為行道樹。總之，最後是柳樹取而代之。柳樹是結實強壯的耐寒植物，夏天在清風的吹拂下搖曳擺動顯得十分涼爽，正是鬧市區和名勝地所需要的。它長久以來一直是江戶的象徵，佇立在其江川運河兩岸，這時又成了東京最新潮的象徵。不過最後柳樹也消失了。如今你若出城來到多摩川附近的郊區，還可以看到那些在關東大地震發生前從銀座移至此處、最後一批柳樹的幸存者，現在已是古木了。

由於新的火車站剛好建在與銀座僅隔一條運河的南面的新橋，今天銀座的南端（嚴格地說，這裡當時還不是銀座的一部分）最早繁榮起來。從明治時代中葉開始到晚期，這一帶就像是現在所說的那種購物中心或是大商場。新橋旁邊有兩個集市，每個集市裡都集中了許多小商鋪。一位在銀座土生土長的著名藝術家岸田劉生回憶說，銀座的年輕人喜歡去那裡轉悠，因為從這一帶的店鋪後窗望進去，可以看到新橋藝伎們在為夜間的表演做準備。其中一個集市還把一條蟒蛇放在櫥窗裡展示。那條蟒蛇據說已經在地震中死亡。從明治晚期到大正時代，東京中央車站修建起來，並在大正三年（1914年）建成，取代新橋作為從南面駛來的東海道線火車的終點站。它坐落在京橋區的北部邊界上。所以銀座的中心又再度向北回歸到了今天銀座四丁目交叉路口一帶。

新銀座時期的建築，至少有一座被保留到了今天，那就是位於慶應大學三田校區內的“演說館”。福澤諭吉創造了“演說”一詞，他把辯才視為日本追趕世界列強時必備的素養。演說館於1875年建成，現在作為重要文化遺產受政府保護，曾是有抱負的青年演說家們的論壇。它是在地震後，從原址搬到慶應大學正門附近的。這是一幢中規中矩的建築，不那麽吸引浮世繪畫家。它的門窗和室內一樣都是西洋風格的，但外部包括菱紋牆以及用瓦平鋪而成的屋頂都是明顯的傳統日式風格。築地的侯泰盧館看起來想必也是這個樣子的吧，只不過規模要巨集大得多。

事故頻發

在明治時代最著名的火災中，1911年的吉原大火堪比1872年的銀座大火，但兩者都不是最具破壞性的。銀座大火雖然燒得很猛，但沒有持續焚燒人口密集地區。1881年的神田大火才是最具破壞性的，它終結了小林作為浮世繪畫家蒸蒸日上的歲月，所造成的房屋損毀遠勝於明治時代的其他火災。但即使如此，它仍比不上江戶時代的大火以及1778年的京都大火。就像許多別的火災一樣，有人懷疑1881年的大火是有人故意縱火引起的。這是一場引人注目的大火，甚至連水都無法像撲滅銀座大火那樣撲滅這場火災。它從神田開始燒起，在冬季強風的煽動下，一路橫掃至日本橋，又經兩國橋躍過隅田川，向東蔓延擴散，留下一片焦土，一直燒到開闊的鄉村地帶才逐漸平息。

從明治早期到中期的15年裡，日本橋周邊各處被火災燒毀了三次。大火災在一年的最初幾個月裡（1月至3月）最為易發，這時候的氣象是一年當中最乾燥的，而且時常刮強勁的西風和北風（1945年美軍的東京大空襲正是利用了這些條件）。1873年的火災燒光了江戶城堡的剩餘部分，因而明治天皇在其統治期間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裡都只好待在紀伊德川家的府邸，也就是如今赤阪離宮的所在地。直到1889年，他才回到宮裡。吉原則是在1871年、1873年、1891年和1911年都發生過火災，當然也包括1923年。

雖說如此，近現代時期東京最易著火的地方仍是神田。1880年中央消防廳成立後，明治時代的五次火災有四次是從神田開始燒起來的，其中在1881年的短短幾個星期裡就發生了兩次大火。順帶一提，第五次火災就是吉原大火。而到了大正時期，大火的數量已有所減少，除了1923年關東大地震引發的那場火災之外，可以在規模上與明治時期的大火相匹敵的只有一次，而它也是發端於神田。除此之外，大正時代的其他火災根本無法與明治時期的火災相提並論，火災這朵“江戶之花”也最終走向枯萎凋謝。

進入大正時代，消防部門才開始有足夠的人手救火而不再需要普通百姓的幫助。即便如此，舊的志願救火隊要到關東大地震之後才解散。不過他們的儀仗隊如今在“初出式”活動中仍然還佔有一席之地。消防部門首次投入卡車搬運水泵始於大地震前五六年，而地震使卡車損失半數。

民眾的智慧

下町學會了去適應火災的威脅。當時只有富人才造得起防火的倉庫。底層的老百姓都在顯眼的地方準備好了應急籃子，又在地板下挖洞並設定了巧妙的機構： 遇熱就會浸水。萬一遇到火災他們就將貴重物品扔入籃中，再放進洞裡，希望這樣能保護好被及時藏起來的貴重物品。

年少的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小夥伴們發現了這種籃子的一個有趣玩法：

“這種叫“用心籠”的箱籃，那時每家都備有一兩個。這種長方形的籃子是用竹子編成的，大小和盛衣箱差不多。它們被放在顯眼的地方，以備不時之需。在偕樂園，籃子被保存在一間儲物室裡。我們做遊戲時，就把它當成是花魁的房間，在裡面擺兩個枕頭。我們中的三四個人輪流在籃子裡扮作花魁和客人。小源和我好些時候都是扮演花魁和客人，我記得我們也沒幹什麽，就是兩個人面對面躺下幾分鐘，然後輪到另一對“男女”互相凝視偷笑。

我想這個遊戲可能起源於小源從廚師那裡聽來的關於洲崎一帶遊廓的傳聞。不管怎麽說，那時我們覺得很好玩。我們會日複一日地玩這個我們管它叫“用心籠”的遊戲。

有人會說：“喂，今天也玩‘用心籠’吧！””

明治時代在日本帝國大學任教的美國動物學家E.S.莫爾斯在火災和消防知識方面是一個行家：

“幾乎每幢房子的屋脊上都有能登高遠望的地方，可以通過幾截台階上去。人們可以在此盡可能地觀察一下大火的走勢情況……當受到不斷逼近的大火威脅時，人們會關上沉重的窗戶擋板和防火建築的門，在門縫等地方抹上泥土。在全部封閉之前，還在地板上一個安全的地方點上許多蠟燭，這樣逐漸消耗掉所有氧氣，減少著火的幾率。”

莫爾斯最初對東京的消防措施嗤之以鼻，但隨著對後者了解的逐漸增多，他由鄙夷逐漸轉向佩服。在記錄他目睹的第一場火災時，他最初這樣輕蔑地寫道：

“消防泵噴出去的水柱大約只有一支鉛筆那麽粗，而且它們都是從一連串各管各的噴口噴出，因為他們的水泵不像我們美國的手壓式水泵那樣有氣囊。而且東京的抽水泵成方形，而非圓柱形。在陽光下曬了幾個星期後，抽水泵就被曬裂了，從裂縫中噴出的水比水管中射出的水還多……消防隊由私人設立，每個組都有一位領隊。領隊要待在盡可能接近火場的地方，有時甚至爬到著火房子的頂上，如此證明領隊在場的情況下，消防隊才好從被救的房主那裡領取報酬。”

等到這份日記作為書出版時，了解情況的莫爾斯加了幾個注釋，大意是消防員的主要工作不是滅火，而是阻止火勢蔓延。而水泵噴出的水流之所以很小是因為這些水不是用來滅火的，而是用來保護消防員的。

到了1879年，莫爾斯對東京消防工作的態度已經轉向佩服，這一年4月的一天早晨5點鍾，他還特意趕了兩英裡路去火災現場觀摩：

“從過火面積就能看出這場大火的蔓延速度是多麽快，而木製房屋只是部分燒毀這點，可見東京消防員的工作並沒像外國人認為的那樣無足輕重，在狂風中阻擋大火肯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並且要有高超的技巧。事實情況是日本的房屋非常脆弱，以至於火一燒起來就會以極快的速度蔓延開來。因而，消防員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市民的協助下將一間屋子上所有能剝離的東西都剝離掉……看他們掀掉厚厚的屋頂瓦片——一間房屋上唯一具有耐火能力、能夠壓住火勢的東西，似乎很可笑，但這也使得他們能夠扯掉屋頂下的木板，你會發現這樣一來，火就無法經由屋椽從一間屋子躥到另一間屋子。觀察得越多，你就越能意識到我們對東京消防員的第一印象是錯的，很快會對他們的技術肅然起敬。”

考慮到大部分消防員都是木匠，人們可能會懷疑存在某種利益衝突。但看起來他們還是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隨著日本由明治時代進入大正時代，火災造成的損失開始逐年下降。而在江戶之子看來，與之相伴的是傳統建築和諧感的喪失。永井荷風對此感到痛惜，他的弟子，小說家、劇作家、俳句家久保田萬太郎也是如此。久保田是一名真正的江戶之子，他於1889年生於淺草（谷崎潤一郎則比他早三年，生於日本橋），家裡是製作販賣布襪的。他在淺草一直待到1923年大地震火災之後被迫離開。雖然他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原處，但在餘生4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輾轉住在下町各處，用他擅長的各種寫作形式進行寫作，包括小說、戲曲、徘句，主要內容是抒發自己對下町因近代世界的侵蝕而走向消亡的感傷。從他的出身以及一生始終不渝的對下町的熱愛來看，他或許可以算是那群能說會道的江戶之子當中最有力的代言人了。谷崎是一位更優秀的小說家，但他談到他土生土長的下町時基本是發牢騷。久保田則在1927年的作品中哀歎了“火之見”的消失，他所說的“火之見”，是指負責火災警戒的人，以及莫爾斯前面提到的住家屋脊上面可供登高遠望火情的地方：

“那些不知何時從東京街區徹底銷聲匿跡的事物中，“火之見”便是其中之一。我指的不是消防梯或者消防觀察員塔，而是火之見本身。我對山之手地區了解不多，但在下町，尤其是在鬧市區和繁華地段商店的屋頂上，一直都有“火之見”，它不僅僅是容易起火的江戶的紀念品。在土倉樣式被作為理想的日本建築風格的時代，火之見與木板柵欄、阻擋強盜的尖刺、天水桶一起，都是賦予日式房屋造型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想起它就仿佛置身於柳影婆娑的古老東京的南柯一夢中。”

為“火之見”這種有力地訴說著整個城市極易失火的建築消失無蹤而感到悲傷，似乎有些愚蠢。但久保田的評論和其他一些哀悼江戶者（如永井荷風）的類似評論還是有他們的道理的。儘管東京沒能成功地以銀座為樣板推廣防火建築，它在防火能力方面還是穩步提升，然而這也使它過去的美麗折損大半。“大君之都看上去就覺得美麗。”在幕府將軍統治的最後時光裡，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勳爵曾這樣評價江戶。儘管如今東京各處仍有名勝美景，但沒有人會把我們這個時代的東京稱作美麗的城市。有時當你在街角撞見一片江戶時代或者明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屋宇時，在屋瓦和老木頭醞釀而成的昏暗但和諧的色調中，你會不由得感歎江戶已經消逝的美麗。

本文摘選於《東京百年史——從江戶到昭和，1867-1989》，[美] 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謝思遠、劉娜譯，曹艾達校，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文章內小標題與部分圖片為後來所加，編輯：李慧。

作者簡介：

愛德華·賽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著名日本研究專家、翻譯家。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長年居於日本，先後執教於東京上智大學、斯坦福大學（1962-1966）、密歇根大學（1966-1977）、哥倫比亞大學（1977-1985）。曾因日本文化研究及日本文學譯介方面的傑出貢獻，獲旭日章（1975）、菊池寬獎（1977）、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獎（1984）。所譯英文版《源氏物語》家喻戶曉，被認為是該作品的最佳英譯本。其對川端康成作品的傑出譯介，最終促成川端康成獲得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在日本研究方面，其最著名代表作是關於東京歷史文化的兩本書：《下町，山之手：東京從江戶時代到大地震》（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東京崛起：大地震之後的東京》（Tokyo Rising: 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此次將這兩本書合並為《東京百年史》，首次引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