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前說過，宋代流行厚嫁之風，女孩子的嫁妝，稱為“奩產”。宋朝女性的奩產，可不僅是“首飾、金銀、珠翠、寶器”等財物，還包括“隨嫁田土、屋業、田園”等不動產 ，比如宋理宗朝時，一位鄭姓大戶送給女兒的奩產是“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這些奩產，在雙方議親、交換婚帖的時候，需要在婚帖上寫清楚。也因此，宋朝人的婚帖具有“婚前財產證明”的效力，可以用來證明哪些財產是新娘子帶來的奩產。
區分是否為奩產，從法律上來講，很重要。因為根據宋朝的法律規定，“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意思是說，兄弟分家，妻子帶來的奩產屬於小兩口的私產，並不是大家庭的公產，不需要拿出來分割。而且，儘管名義上奩產為夫妻共有，但按宋朝的民事習慣，女性對奩產擁有支配權，這人支配權體現在：如果改嫁，她可以將帶來的奩產隨身帶走。
改嫁分兩種情況，一是離婚改嫁，一是夫亡改嫁。
先來看第一種情況。南宋有一名姓周的民婦，初嫁曾氏，並生子曾岩叟；再嫁趙副將；於開禧二年（1206）三嫁京宣義，但成婚未及一年，周氏就因為京宣義寵溺嬖妾，離開京家，投奔兒子曾岩叟。四年後，周氏去世，留下一筆奩產。京宣義貪圖這筆奩產，便訴官要求周氏歸葬。但這一訴求被法官駁回：“在法：夫出外三年不歸者，其妻聽改嫁”，京宣義棄妻於曾家數年，婚姻已宣告失效，自是沒有權利“取妻歸葬”，更沒有權利繼承周氏的遺產。周氏之喪“聽從曾岩叟安葬”，京宣義“不得更有詞訴”。你看，周氏數次離婚、改嫁，卻一直保有自己的奩產。
再來看第二種情況。大約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一名叫做吳汝求的年輕人，跑到法院控告繼母王氏侵吞了他父親的財產。原來，這吳汝求的父親叫吳和中，是一位貢士，家道也算殷實，只是結發妻子早逝，留下一子，即吳汝求。在兒子七歲時，吳和中娶了王氏為繼室。老夫少妻，吳和中自然對王氏很是疼惜，並依著她的主意，購置了不少田產、房產，都以王氏奩產的名義立契。
嘉定九年（1216）九月，吳和中去世，未久王氏便帶著“自隨田二十三種、以妝奩置到田四十七種”，改嫁他人。此時吳汝求已長大成人，卻是一個“狂蕩弗檢”之徒，不消幾年，便將父親留給他的財產揮霍殆盡，房產都賣光了，連個棲身之所都沒有。吳汝求這才想起，繼母王氏在父親生前，多次教唆父親以她的名義購置物業，父親一死，她又很快將名下的財產全部帶走，這分明是蓄謀已久要侵奪吳家的家產。因此，吳汝求將繼母王氏告上了法庭。
受理此案的法官認為，儘管吳汝求自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系其故夫己財置到”，但打官司講的是證據，“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複何說”？法官只能裁定這些財產歸王氏合法擁有。這是對法律與契約的尊重。同時，考慮到吳汝求“一身無歸，亦為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為念，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子業與吳汝求居住，仍仰吳汝求不得典賣，庶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於地下矣” 。法官請求王氏，將吳和中生前給她購置的其中一份物業給予吳汝求居住，但所有權仍歸王氏，吳汝求不得典賣物業。如此，王氏的財產權依法得到保護，而子母的情份也得以兼顧。
丈夫去世、妻子攜產改嫁的事情，在宋代是很常見的，因為宋人自己說，“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橐、求他偶而適者，多矣。” 前面我們提到宋代有不少人“作妻名置產”，袁采告誡家人：千萬不要這麽做，因為這世上，“有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袁采的忠告，其實正好反映了宋代女性改嫁之時有權帶走奩產的普遍性事實。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孀婦帶走奩產的權利才會受到限制，那就是在兒女年幼、需要撫養的情況下。孀婦若未生育，那麽她帶著奩產改嫁，或者帶回娘家，都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
如果孀婦守志不改嫁呢？根據法律規定，她將是丈夫全部財產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在法：諸分財產，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無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財產，妻之財產也。”
當然，妻子繼承之夫財，最終還將傳給子女，但她作為母親，在分戶析產之前，哪怕兒子已成人，具備完全之民事行為能力，寡母仍然保留著對處分家庭財產的知情同意權：“交易田宅，自有正條，母在，則合令其母為契首”；“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母立契”。
這就是宋朝女性的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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