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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 年生於紐約。是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詩人。原姓富爾頓(Fulton)，其祖先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她本人大學時期主修英國文學。1919 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師從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厄斯，1923 年獲博士學位。

 她1927 年開始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寫成《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 年出版)一書。1940 年著《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and Politics)，批判種族歧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對日本的研究，即《菊與刀》一書成就最大。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 年9 月，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佔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採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徵。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製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製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

金克木先生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國社會，不僅要“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要“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發現“具體典型”。

 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日本人與其它東方民族不同，有強烈描寫自我的衝動，既寫他們的生活瑣事，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其坦率實在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做。

《菊與刀》摘錄：

 人們只有自己具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才會有不尋常的寬容。

 儘管日本近年來西方化了，它依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在每一次寒喧，每一次相互接觸，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程度。

 妻子要給丈夫鞠躬，孩子要給父親鞠躬，弟弟要給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年齡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並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著：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處理的事，現在則承認對方有權乾與；受禮的一方也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

“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們堅信並且向全世界各地人們灌輸這種信念：即“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這些差異都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這種觀點有時被稱作“四海之內皆兄弟”。

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並不學習尊重專製權力，也並不輕易地養成對專製權力屈服的習慣。……家族意志是以全體成員都關心的名義，也就是以這種最高價值來要求服從，以一種共同忠誠的名義來要求服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