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來順：數字化時代之超級連接的博物館

數字化時代之超級連接的博物館

——寫在2018年“國際博物館日”到來之際

今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為“國際博物館日”選擇的主題是“超級連接的博物館：新方法、新公眾”（Hyperconnected museums: New approaches, new publics）。這無疑對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機構、博物館人、社會公眾和數字技術從業者提供了一個新的和跨界的機會，分享博物館與數字技術相互交融的研究與技術成果，討論數字化時代二者深度融合帶來的機遇、趨勢和挑戰，從而裨益於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產品的共同追求。

毫無疑問，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無一例外地滲透到所有的社會細胞，當然也包括博物館。它與博物館已深入融合，且仍在極大地改變著今天博物館的面貌。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進入某一學科領域一樣，數字化之於博物館自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思考，諸如，數字化與博物館融合的深層次邏輯是什麽？在哪些方面影響到當今博物館的發展？如何找到實現的主要途徑？甚至一些帶有批判性的思考，博物館的數字化僅僅是“趕時髦”，還是博物館在新形勢下的文化再創造？數字化為博物館帶來的是“新的技術工具”，還是“新的文化價值”？博物館如何能在避免對新技術無視的同時，又不任由各種技術所“綁架”？等等，這些事關數字時代博物館發展走向的命題，始終在不同語境下被不同的利益相關方所持續討論。

在這裡，筆者不涉及專門的數字技術問題，僅希望從一個博物館人的立場上分享幾點思考。

首先，博物館與數字技術融合的深層次邏輯是人類兩種基本行為，而數字技術的進步正在成為當今博物館發展重要驅動力之一。

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已有250多年的歷史，而且仍然屬於一項朝陽事業。

1975年世界各國登記注冊的博物館總數為25,000座。2012年，僅202個國家的統計，博物館數量達到55,097座（根據2012年版的Museums of the World)。我國1978年擁有博物館349座，2016年增至4873座。

有推測認為，目前全世界博物館總數超過8萬座 。這個推測告訴我們，世界上接近70%博物館的歷史不超過40年。

博物館的形成和發展讓我們確信，主流的博物館是關於真實實物的，從藝術珍品、歷史文物、自然標本，到其他人類進步的物質性記錄等；同時，博物館又是關於人的，從走進博物館的觀眾、博物館工作的員工，到路過博物館對其圍牆背後的一切充滿好奇的人們。

表面上看，圖片和數據構成的數字化世界，似乎與博物館既不一樣，又毫無關聯。那麽，究竟是什麽把這看似不關聯卻又確實存在關聯的兩個世界相接在一起呢？是人類共有的兩種基本行為：傳播交流和收集儲存。

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字革命只是歷史必然地給博物館提供了傳播資訊、滿足人類交流需求的新可能。再從收集儲存看，博物館是一個收集和儲藏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的公共機構，數字化可以通過其強大的儲存、分析和發布功能，讓博物館各類資訊和數據的保存、保護、使用，直至博物館的智慧，在數字化的世界裡得以增強、加速和共享。

以中國為例，2016年全國各類博物館舉辦展覽約3萬個，參觀量9億人次，其中不在少數的觀眾是通過各種數字化的途徑了解或者瀏覽博物館的。

截至2016年，經過五年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普查全國可移動文物10815萬件套，國有可移動文物數字化備案2661萬件套，6407萬件，讓國家文物局數據中心積累了近170T的文博大數據 。數字化對當今博物館發展的驅動力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數字革命對當今博物館的貢獻不僅是提供了新的工具，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博物館的文化價值。

數字技術專家的普遍解讀是，數字化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進入博物館領域可以歸結為三個層面：

一是數字化管理，以便用數字化手段實施博物館藏品、觀眾等資訊庫的管理，當然是一種精細化的管理；

二是數字化服務，就是通過互聯網向實在的和潛在的博物館觀眾提供內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的服務；

三是數字化體驗，就是利用更好、更新、更便利、更友好的技術改善觀眾的博物館參觀和學習體驗，同時提高博物館管理者的管理效能。

從技術上講，以上三個層面的歸納的正確性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實體博物館是博物館最經典、最具特色的形態。其優勢在於它的直接性、直觀性和真實性。這是其他任何機構無法替代的。

同時應當承認，由於時間、太空、形式上的要求，以及場地、保護、安全等客觀條件，資訊量不足、管理現代化水準偏低又是實體博物館的短板，而數字化為此帶來了積極的轉變。

但如果深度挖掘的話，數字化為博物館所帶來的以上三個方面的可能，更多還是從數字技術本身考察的，也就是指出了數字化可以成為今天博物館的新“工具”（無論是保存工具，還是傳播工具，抑或是管理工具）。

然而，似乎還有另外一個也許是更為重要的考察角度還基本沒有涉及，就是數字化對於催化博物館新的文化或新的“價值”到底意味著什麽。這也是更多跨學科對話、交流，最終走向學科深度融合的意義所在。

筆者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數字化同樣給今天博物館帶來新的“價值”，文化的、社會的，甚至是經濟的價值。

具體體現在：

數字化可以讓博物館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與公眾對話的模式；

數字化可以讓博物館從單一管道或數個管道變成全管道的；

當資訊成為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和傳播的關鍵要素的時候，數字化更直接將資訊或數據置於博物館的核心；

數字化在極大程度上優化了博物館與所服務社區關係的途徑；

數字化幫助社會大眾在數字時代更好地實現博物館學習，不斷開辟博物館觀眾體驗的新領域。

唯有如此，數字技術和博物館的融合才是完整的、邏輯的、能動的、共生的和共贏的。

第三，與數字技術本身發展相聯繫，博物館實現數字化是多途徑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循序漸進的。

數字化作為博物館功能拓展的一種表現而逐漸為博物館和社會公眾所接受，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實踐中，人們對如何實現博物館的數字化，還未達成一致。從而導致了有的博物館只是簡單借助數字技術將實體博物館換了一個現場，不少項目出現了“資訊孤島”的現象。

在這方面，有研究者分析了“虛擬博物館”（virtual museum）這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樣本。他認為，虛擬博物館，不是把實物、資料等帶到互聯網上的一座傳統博物館的“電腦太空”，而是安家在虛擬世界中的一個實體。它不使用一座實體的建築作為物理意義上的設施，而是建立在程式軟體上的，使用數字傳播媒體的一個混合體，並依賴經過特色化處理過的元素而運行著。

然而，人們在博物館數字化征途上的探索遠沒有就此停止。過去八年間，中國的博物館界受智慧城市理念的啟發，提出了“智慧博物館”這一全新的博物館文化、技術和管理概念。

希望人們藉此理念重新梳理和構建博物館各要素的關聯關係，以便形成合力，達到博物館服務、保護和管理協同發展的目的，使包括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和移動通訊等在內的技術更加多樣化地支撐博物館的各項業務功能和管理功能。

誠然，涉及數字化之於博物館許多問題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例如，今天的博物館互聯網思維中，如何更加符合博物館行業自身固有的發展規律，實體博物館與虛擬博物館如何實現優勢互補？我們在確認互聯網帶來創新機會的同時，是不是也伴隨著潛在的風險等等。

數字化對於當今的博物館而言，是新的技術工具？還是新的文化價值？大概率的結論是：兩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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