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為何狀元輩出

江南人文之盛，自明清以來，已成為一種共識。清末舉人陳燮龍曾做過一個統計，清代自開科取士至廢除科舉，一共產生了130名狀元，一個長三角，佔據了一半還多，光是江蘇就有狀元50人。其中，蘇州府出狀元23人，又得江蘇之近一半。對此，陳燮龍感慨“不識大魁為天下公器，竟視巍科乃我家故物”，意即大典掄才實乃天下之公，但因江南一地狀元太多，幾乎產生了公器私用的感覺。

無獨有偶，清初蘇州人汪琬與同僚聊天，談到蘇州土產，直接以“狀元”作答，更是體現了江南人士對於自身科舉優勢的自信。狀元頻出，有賴於江南地區數量龐大的科舉群體。南京大學范金民教授曾統計，明清兩代自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緒三十末科，共錄取進士5萬多名，其中明代2.4萬餘名，清代2.6萬餘名，江南一地，共考取進士近8000名，佔全國總進士數的15%左右，意味著明清兩代每7個進士中，就有一個出自江南。

為什麽江南地區，會形成這樣一個人才高地呢？就目前來看，不外以下幾個原因。

江南富裕的經濟條件為人才的產生提供了一定基礎。科舉考試，花費不菲，更不用說從生員到舉人再到進士的科舉歷程，對於大多數士子來說，並非一帆風順，不少人困頓科場一輩子都難求一第。在這一過程中，穩定的經濟支撐便顯得十分必要。

明代常州武進縣人唐鶴征對於考中舉人後地方政府的資助有一個估算，大概在二百兩白銀左右，相當於二十戶中等家庭的收入，甚為優渥。但這是在江南，並非全國各地皆是如此。同時期的四川梁山人來知德考中舉人，地方官員本想出百金（銀）褒獎，但苦於地方財政無力負擔，最後以三十兩作為盤資。湖北黃安縣舉人耿定向，先後數次進京參加會試，一路風餐露宿，整個行程只花費了五兩白銀。顯然，這些地區對於科舉人士的資助，是無法和江南地區相提並論的。

江南地區自明清以來，便為天下財富的淵藪，這與其穩定繁榮的農工商業發展是分不開的。明清不少進士、舉人或出自農耕，或出自素封，均與這一原因有關。清代嘉道之際的烏程人沈堯便說，古時尚分士、農、工、商四業，古時候只有士人兒子才能成為士人，現在是商人的兒子方才能成為士人。意即成為讀書人，必須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只有出生在商人之家，方能成功。其言論未免有些誇張，但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科舉成功與經濟間的聯繫。

江南自身厚重的文化積澱也是科舉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文化積澱體現在很多方面。陳燮龍對此總結道：“其間山水之鍾毓，與夫歷代師儒之傳述，家傳戶誦，風氣開先，拔幟匪難，奪標自易。”意思是江南地方歷史上的尊師重教，以致詩書傳家，從而在文化發展上佔得先機。

讀書需要看書，看書需要刻書。明代以來，江南書市的繁榮發展，書坊林立，更是營造了江南濃鬱的文化氛圍。當時全國的幾個書籍出版中心，如南京、北京、建陽、武林、蘇州、徽州、湖州、杭州、天津、福州，數下來，一大半都是在江南。從質量上看，更是以江南為最。明代中葉著名學者胡應麟曾評論道：“當今刻本，以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來湖（州）、歙（縣）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世行甚寡，閩本最下。”除此外，江南地方學校、書院遍布，進一步推動著社會讀書向學風氣的形成。

除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外，江南文人還寫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這也是能夠在科舉考場中脫穎而出的法寶之一。八股文又稱為時文，體現著科場風氣與取士標準的變化。顧炎武曾說：時文之出，每科一變。時代變化，時文也在變，引領這個潮流的人也在變。約略數來，那些決勝科場的弄潮兒中，不少便是江南人士。如明代成、弘年間的蘇州人吳寬、王鏊、唐寅，松江人顧清；嘉靖年間的常州人薛應旂、太倉人王錫爵、王世貞；萬歷以後的無錫人顧憲成、紹興人陶望齡、蘇州人馮夢龍、文震孟等等，均是天下士子想望的文壇標杆和領袖，他們的成功，代表著江南文化在當時的領先地位。

江南人才之盛，還有很多原因。例如優越的自然環境，歸有光便說江南靈秀之所鍾，故人才甲天下。又如經驗的傳承，明代的松江人何良俊便注意到，蘇州士風，前輩喜引汲後進，而後輩又十分推崇先達。清代常州人談到地方科舉，則說武進、陽湖等地，師儒皆各有門徑，學者誦習，方能專精。於是，這樣一種守先待後的傳統，便成了浸刻在江南人文化生命中的成功密碼。

總之，江南能夠成為海內人文淵藪，經濟、文化、歷史傳承等因素缺一不可，是綜合因素的結果，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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