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之傷——初讀童偉格

童偉格是台灣六年級小說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曾獲台灣省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認可，被認為是袁哲生、駱以軍之後「內向世代的集大成者」。

《王考》是台灣作家童偉格 25 歲時出版的作品，一出版便驚豔台灣文壇，近日大陸首次引進，駱以軍評價說「我確實為童偉格這些篇優美純粹的小說迷惑吸引。怎麽可能那麽好？」黃錦樹則讚譽「幾乎篇篇是傑作。」

本文來自《王考》一書的主編，作家朱嶽。

我是如何得知童偉格的存在的，雖時隔不到兩年，記憶卻已模糊了。可能是從袁哲生那本《寂寞的遊戲》開始，又讀了黃錦樹的文章“內在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但更可能是聽同事講的。有一個同事特別喜歡童偉格，在她極力推薦下，在拜讀作品前，我腦海中這位與我同齡的作者的形象就已高大起來。

我先在豆瓣上搜集情報，發現一個“童偉格小組”，組內只有三個帖子。其中一貼寫到童偉格為讀者手書的一則贈言：“我不為寫作制定任何計劃，我在尋找一處場所，坐下來， 我就會書寫致死。”我找到這句話的出處——黃湯姆，《文學理論倒讀》，下了單。台版書來得很慢，當書終於寄致我手裡的那天，我見到了童偉格。

他是為《寂寞的遊戲》頒獎而專程從台灣趕來的，因為袁哲生是他的老師（不是學校裡那種老師，而是類似師父）。童老師身形高大，圓臉白發，氣質儒雅，風度不凡，卻能看出暗藏幽默活潑的一面（在一則對談裡，黃麗群形容他為“愁容童子”，很傳神）。因他行程匆匆，為了讓他迅速瀏覽北京，我們帶他去登景山。

童偉格

走到崇禎皇帝自縊的樹（其實已經倒換過幾棵）前，他給我講，當時有個很忠誠的太監陪崇禎一起死的。之後他還問我故宮裡有沒有櫻花樹。我說，沒有（現在我不太有把握了）。我揣測，這些細節與他正寫的小說有關係。

其實到那時，我也隻讀過“王考”一篇小說，它勾起我對年輕時閱讀《百年孤獨》的回憶，又是作者二十歲出頭的作品，所以由衷佩服。今年，我一口氣讀了《王考》《無傷時代》《西北雨》三本。讀完有些暈眩，三本書的人物、情節攪在一起，發生了一定混淆。這三本書是童偉格目前出版的全部小說。我沒讀完的，還有《童話故事》，一本混合散文、文論的書（有些像《文學理論倒讀》），收錄於“字母會”叢刊中的一系列單篇小說，以及散見各處的文章和訪談。之所以如此，除了文本搜集的困難外，必須承認，閱讀童偉格，並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很喜歡童偉格作品的那位同事說，讀他的小說，常被某個句子吸引、迷惑，之後思緒就蕩開了，回不到敘事線索上。我也有同感。《王考》的語言成熟、精致，卻還保有樸素的曉暢，到《西北雨》《童話故事》，以及“字母會”上的小說，感覺已發生蛻變。有時我會停下來，一邊擦汗，一邊思考他語言何以讓我如此迷惑。後來我歸結為一種形式上的特點：極簡的極繁。他的遣詞極簡，有時幾個意思壓縮為一個詞，往往是生僻乃至自造的詞，卻又很典雅、恰切；而造句卻傾向極繁，一句話讀下來迂回曲折又抑揚頓挫，在音韻上精確到音節。這二者的結合，賦予文本獨特的質地，既現代又古典；既詩化，又具理趣。可以說，面對童偉格的語言，而不懷疑自己語言的中文寫作者，是盲目的。（我發現，童老師訪談中的語言與他的書面語言近似，而書信往還中的語言則特別簡單。）

但是，這種高級書面語，或說強修辭的詩性表達，因其與日常話語的分離（對立），造成一定不透明性，即在閱讀中，讀者會時不時將注意力轉移到敘事語言，而不是敘事。就小說而言，這是利是弊呢？我想，這要視此語言與作者所處理的主題及處理方式是否統一而定。

對於童偉格小說主題的分析，我暗忖力有不逮，台灣同事為我搜集了許多研究文章，由於精神壓力大，我還沒有看。我主要參考的，只有如下幾篇：楊照為《無傷時代》所寫序言“‘廢人’存有論”，黃錦樹“剩餘的時間——論童偉格的抒情寫作”（收入《論嘗試文》），《王考》附錄“暗室裡的對話”，對談者是駱以軍和童偉格，以及童偉格與莊瑞琳的長篇對談“寫作：背向現實的防線，開始起跑”（見於《字母 LETTER Vol.4》）等。

童偉格的寫作是以巨量閱讀為背景，尤其喜讀長篇巨製，這從他的《童話故事》和一些訪談，可見一斑。作為編輯和業餘寫作者，十多年來我上班下班也讀了不少書，但目測應該不到童老師閱讀量的十分之一。

所以，請大家不要太認真對待我的分析，權當理解路徑之一吧。

我並不很同意楊照“廢人存有論”中認為廢人“自由”的說法，“自由”意味著主動性和權利，廢人則是被動的，不自覺的，是一種恍惚的、放棄了抵抗的超脫狀態。但楊對“鄉土文學”與童偉格小說之關係的分析很到位。童偉格不能被貼上“鄉土文學”的標簽，其寫作雖調動了鄉村經驗，但並不依附於“鄉土題材”，也不因題材取勝；處理的問題，並不是農村問題或城鄉矛盾問題；寫法是現代、後現代的，不是傳統現實主義的。

童偉格的主題，從《王考》到《西北雨》，應該是時間問題。“廢人”是一種象徵，鄉村也像寓言中的場景，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並不是什麽“小鎮文學”。把“廢人”理解為裸露在時間暴力下的人們，也許更為恰當。或者說，當裸露在時間暴力下的時候，我們都是“廢人”，在出生的一刻就開始老去，並鎖定了死亡。所以這裡不存在知識分子對村人的俯視視角，而是感同身受。只不過，城裡人（或文化人）有一套防衛機制，使其可以賦予價值、賦予意義，去自欺，去期許永恆。但就現實而言，他們仍然是裸露無遺的，逃不了的。卡夫卡的城堡是怎麽也進不去，童偉格的荒村是怎麽也出不來，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展現時間暴力的場域。

所以我基本接受黃錦樹老師的分析。我在這裡給出一個簡化的概括，童偉格的小說是對時間暴力所造成創傷的一種處理。

這自然關涉到童偉格的特殊經歷，1984 年，七歲時，他的父親死於一場礦難。他在前面提到的兩次訪談裡都曾談及此事，也講述了那年夏天，作為一個孩童，他的注意力如何集中在撿瓶蓋上。

如果從心理分析角度，這當然是一個最核心的創傷事件，《王考》這個書名，也暗示了“亡父”的意思。但是，童偉格強調了孩童目光之不同，彼時他還不理解“死亡”的意義。就是說，在暴力打擊的那個點上，看似沒有創傷，但也可能創傷是被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回避掉了，但仍然存留在潛意識裡，在日後將被觸發激活。

另外兩件突顯時間暴力的事：童偉格在大二時癱瘓，以至外文系念了六年。2000 年，據推算是大四，他認識了袁哲生（見《猴子·羅漢池》，“代序 時程的反證”）。幾年後，他又經歷了袁哲生的離去。

袁哲生《猴子羅漢池》

袁哲生也許是解開童偉格的一把鑰匙。同時，我想從《王考》中一則短篇入手展開分析，因為《無傷時代》《西北雨》較為龐大，不寫個“論文”恐怕難以說清，而最初的小短篇，簡潔、明澈，作為雛形，從技巧到主題，卻已完備。我所選擇的這個短篇就是“假日”。

故事很簡單，一個假日，“我”，一個少年，在山村學會了騎機車。這一天，父親、父親的朋友們、母親、外婆、外公、姐姐們、祖父輪番登場，而時序是打亂的。此手法，在《百年孤獨》中有最經典的演繹，但我在閱讀時首先想到的，是與它親緣更近的一篇，即袁哲生的“溫泉浴池”。

在童偉格為袁哲生遺著《送行》（簡體版）所寫序言“一筆一畫的希望”中也提及了“溫泉浴池”，這篇接近中篇的小說在作者生前並未正式發表過。最初出版應是在2005年，收入《靜止在》，那麽童偉格寫作“假日”時，袁哲生是否已寫出“溫泉浴池”，童又是否讀過，不得而知。

袁哲生《送行》

“溫泉浴池”和“假日”的相似之處，最顯明的，在於其結構，它們都很像拚圖遊戲。在前者，“拚圖”也是一個主要意象。在敘述一件事的時候，作者總是留下一個空白，讓讀者以為是不重要的，略過的，但到後面，這個空白又會被補上，到最後，會呈現出一幅完整的畫面（敘事的完整永遠是相對的，正因為留出空缺又補上空缺這種手法，才讓讀者感覺到“完整”）。而這個拚圖的過程，既是一次拆解，又是一次還原。

袁哲生小說中，那幅拚圖拚到最後缺了一塊，結果無法完成（像隱喻一樣，他的小說最後也沒有正式完成），童偉格的“假日”則被拚出來了。

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敘事技巧的問題，不是在炫技，它是某種“心法”，是處理時間暴力的一種方法。圖像最終獲得完整還原，象徵一次心理創傷的痊愈。在“假日”，在跳來跳去的填空敘事中，作者直接寫到了礦難和父親的死，我相信這是很難的。在對談中，童偉格講過，《王考》所收小說，也曾經過嚴格篩選，一些“過於直接”的被刪除掉了。但這篇不在此列。我想，這是因為，在這裡，那個直接的傷口，已經通過時間重組，或說時間的拚圖術被處理過了。

在“寫作：背向現實的防線，開始起跑”中，童偉格談及“現實”，采取的說法是，對現實世界轉身，然後開始起跑。他說寫作《無傷時代》《西北雨》像“一場熱病”。但我覺得，作者是在以寫作（各種眼花繚亂的敘事手法），化泄時間暴力對內心所造成的衝擊，治愈時間之傷。而前面談到的語言問題，也與此有關。繁複、精密，幾近偏執的語言，同樣是緩衝、迂回、延宕，將時間暴力審美化的方式。所以，作者並不只是轉身逃跑，他提供了一種駕馭和治療的方式，就像防風林或安全氣囊，它不是逃避而是在一套回旋技巧中面對，不是去遺忘，而是記憶。在拚圖完成的一刻，作者引領讀者獲得一個超越時間的視野，一個圓滿的視野，我們所經歷的時間暴力由此轉化為“經驗”。

但是，不得不說，“死亡”仍然無法被轉化，它無須特殊經歷，無須他人之死的提示，對於每一成熟心智而言，它就在那兒。一次心理上的超越是不夠的，需要一次次超越。

童偉格的小說並未停留於“我”，停留於“內在”，在《王考》附錄的對談中，駱以軍就很敏銳地將“王考”、“驩虞”與其他偏心靈自傳的篇什區分開來。這標示出另一向度。在《童話故事》的序篇“失蹤的港”中，童偉格寫到了“族人”這一概念。由“我”到“族人”，是從內而外的一步，是跳出個體死亡的關鍵。相應的，作者所處理的時間暴力問題，也將轉移到更宏大的框架中，直至呈現出歷史的暴力，從個體的時間之傷，延展到一個家族乃至族群的歷史之傷。技術也將從相對簡單的時間拚圖術，發展至越來越豐富、詭譎的技藝。語言方面，也發生了如前所述的蛻變，實質上（文學）寫作既是對“語言”的耗損，又是對它的修複，從童偉格的寫作，能夠看到他對語言（中文）魔力的喚回。

我們會發現，依此回旋擴張（回到原點，擴大範圍）的邏輯，童偉格的小說是可以一次次升級的，如此便可以達到“坐下來， 我就會書寫致死”的狀態。我揣測這也就是他何以說，“我應該可以是一個更好的小說家”。

與童老師登上景山的那天是 2018 年 1 月 15 日。我想向他介紹一下北京，我指著一個方向說，那邊是前門。同事說，不對，不是那邊。我又指著另一個方向說，那邊是地安門。同事說，不是啊。我尷尬地笑了。我指著故宮說，我初中的時候有一次下雪天站在這裡，看到故宮被雪蓋住了，白茫茫的，印象很深。然後我們轉到西邊，我指著北海白塔說，有一年下大雪，我在那裡，看著下面那片湖被雪覆蓋了，白茫茫一片……童老師點頭，似乎不知說什麽好。這時我忽然構思了一個故事，一些人迎接一位遠方來客，帶他參觀景點，每到一處他們就會談論雪，描述雪，用手比劃著。但是，那個地方其實已經一百年沒有下過雪了。

（補記：小文寫到一半，我發覺“時間之傷”並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在“時程的反證”中，童偉格已經寫過：“童年，在袁哲生筆下，已是人獲有生命以後的傷停補時（stoppage time），再之後重啟的時間進程，無非又是重新的痛苦。時間之傷，不因童年之“我”，對傷害一無預期，而其實，是因“我”的漫長預期，不能阻擋暴力必要再度侵臨。”）

2019 年 7 月 9 日於納福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