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的京杭大運河成了財政無底洞

京杭大運河歷史悠久，自隋朝開通之後，就成為溝通中國南北的重要水利工程。不論對於隋煬帝的評價如何，京杭大運河的在中國歷史上功能之大卻不可否認。運河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攻王朝政府運糧和調配物資所用，其次才是商業功能。京杭大運河開通之後，歷代王朝都對它進行了適當的建設和調整。元代建立之後，由於京杭大運河時常淤塞，所以對其進行了裁彎取直的做法，而明朝在其基礎上又進行了大量的疏浚和後期建設工作，再進一步開發利用價值的同時，花費巨大。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應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泅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下黃河”，使得京杭大運河的運輸價值難以凸顯。因此，明初，統治者缺乏對於運河的重視。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後遷都北京，由於此時中國沿海倭寇為患，海上海盜四起，海運難以發揮實際效力。因此，出於運輸兵員、物資等的需要，京杭大運河重新進入明朝統治者的視野。但是，此時的大運河缺乏日常的維護和建設，運河事故頻發，閘漕、河漕的故障更為突出。據《明史·河渠志》記載：“淮、揚諸水所匯，徐、兗河流所經，疏瀹決排，繄人力是系，故閘、河、湖於轉漕尤急”。至宣德年間“自長溝至棗林閘百二十裡，沙土淤塞，漕舟難行”。

漕運乃軍國大事，關係到政權的穩定。為了解決漕運問題，朝廷頒布了嚴密的規定用以改善漕運現狀，比如說淺船用水不得過六拏”、“啟上閘即閉下閘，啟下閘即閉上閘”、 “冬閉春啟，蓄水以待運船”等，因此，時人以“一閘走一日，守閘如守鬼”來比喻當時的航運政策。為了疏浚河道，朝廷大量征調河工，人數以萬記，比如常設性夫役就有壩夫、堤夫、淺夫、溜夫、閘夫、泉夫等。另據《漕河圖志》記載，“漕河夫役，在閘者，曰閘夫，以掌啟閉； 溜夫，以挽船上下；在壩者，曰壩夫，以車挽船過壩；在淺鋪者，曰淺夫，以巡視堤岸、樹木、招呼運船，使不膠於灘沙，或遇修堤濬河，聚而役之，又禁捕盜賊；泉夫，以濬泉；湖夫，以守湖；塘夫，以守塘；又有撈夫調用無定；挑港夫，征用有時”，“定役夫，自通州至儀真瓜州，凡四萬七千四人”。

至於花費的金錢，則更是巨大，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吏部左侍郎霍韜雲：“查徐州雜役，歲共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複有淺夫、閘夫、泉夫、班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工食銀十二兩，歲即一萬八千兩，其它各役，不可究言……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戶如此，民何以堪。”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為繁重……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工食銀兩無從措置。”

綜上所述，有明一代，特別是明後期，花在京杭大運河上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沿岸百姓在漕運的層層盤剝之下也是苦不堪言。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歷史上，一條運河，“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