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曾經的大運河
啟風/文
古裝劇中的幫派，很多在歷史上都真實存在，比如丐幫、明教、少林寺，又如本文將要說到的漕幫。說漕幫，自然要從漕運說起。
漕幫出現於清朝前期，顧名思義，這是因漕運聚集在一起的舵工、水手、纖夫所組成的組織，他們構成了在大運河上討生活的一個特殊群體。
羅教：漕幫的精神依托
永樂年間，明成祖營建新都北京，對蒙元殘余勢力用兵，糧食消耗極大。為了提升漕運效率，明朝在衛所軍戶的基礎上，建立了職業性的“漕軍”，人數超過十萬。漕軍與國家財政關係重大，但政府給予的待遇很差，而在運輸過程中又時常會出現翻船、漕米受潮、官吏盤剝等情況，軍戶動輒家破人亡。
漕軍軍戶大量逃亡，使政府不得不雇用無業遊民，充當船工水手。至明朝中後期，負責漕運的船工水手中只有一半來自政府雇用。
清朝定鼎中原，一度希望恢復明製，但力不從心。到了康熙中期，一隻漕船上額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負責人是有軍籍的運軍外，剩下的9個都是臨時招募。此外，運軍還可選一親屬為副手。
每年漕運前後八九個月，長途奔波，但工錢只有六兩銀子，所以不是全無出路的人，就不會去做船工。江浙乃富庶之地，謀生手段很多，當地人不必投身漕運，所以朝廷雇用的舵工、水手主要是山東、河南的流民。
在漕運中，各地的運軍和漕船，按所屬地區劃分為不同的“幫”，如德州幫、興武三幫、鳳中二幫、贛州幫等，名目繁多，數以百計。每幫所擁有漕船數量不一，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過二十多艘。
圖：羅教經書
眾多船幫能在名義上變為統一的水手行幫，借助了秘密宗教——羅教的力量。羅教即羅祖教，又稱無為教，創始人羅清出身漕軍，突然有一日
“遇邪師，授以法門口訣，靜坐十三年， 忽見東方一光， 遂以為得道”。
他綜合道教與佛教教義，建立羅教。
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羅清的同事們成為最早的一批教徒，奠定了羅教在漕運水手們中的地位。傳至明末，有姓錢、姓翁的兩個密雲人，一個姓潘的松江人，在杭州聚會，相約共興羅教，他們後被尊為羅教“三祖”。
這三人還在停泊漕船的杭州北新關外各建一所庵堂，供奉佛像、吃齋念經。當第一年漕運結束、第二年漕運未啟之時，水手就吃住在庵堂。後因水手教徒越來越多，庵堂在浙江即發展到七十餘處。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攢出銀錢，供給養贍”，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來供養看守庵堂的教徒，二來也作為水手死後的墓地。
羅教與其說是一種宗教，不如說是水手間的互助團體，主要是與官府談判水手酬金、與同行競爭工作機會。但羅教聲勢日益壯大，還是引起朝廷的警覺。雍正五年（1727年），時為浙江巡撫的李衛下令，將羅教的庵堂改為“水手公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查封蘇杭地區依舊在傳播羅教的水手公所，逮捕羅教為首者數十人，其中有的被發配、斬首。
漕幫：大運河的“犯罪集團”
經過雍正、乾隆父子的這兩次打擊，羅教失去了陸地據點，改在船上活動。每一個船幫都設有一個“老堂船”，相當於旗艦，供奉羅祖神像。負責打理老堂船事務的人被幫眾稱為“老管”（通常由數人輪流擔任），監理全幫財物账目，制定幫規，即是“當家的”。
至此，官有的漕船成了各幫的私有財產。各幫內部組織嚴密，老管具有無上權威。有幫眾犯錯，會依幫規，處以棍打、燒炙、截耳、割筋等各種酷刑。幫中定有聯絡信號，遇事傳出“紅箸”、“溜子”，就“人即立聚”。這種組織調度能力，真不次於武俠小說中的江湖幫派。
這時，羅教宗教性逐漸淡化，變為較為單純的行業組織——水手行幫（漕幫）。
以原有羅教翁庵、錢庵、潘庵三大分支為基礎，漕幫也是
“翁庵呼為大房，錢庵呼為二房，潘庵呼為三房”。
翁、錢是同鄉，關係很好，由他們傳下的兩支能和睦相處，被一同稱為“老安”（“安”即“庵”）。潘庵勢力則與他們相對，號為“新安”。
老安收徒不多，但收的都是船上的“攬頭”、“薦頭”，亦即是包工頭。老安通過控制一條或幾條船上的頭目，就很容易地能將他們名下的漕船收入麾下。新安則不同，像是《封神演義》中天通教主門下，不管是神仙妖怪，還是三教九流，結果是門人不少，控制的船卻不多。
這些水手、舵工聯合在一起時，原本作為雇主的官府一方，也成了“弱勢”。有時漕幫直接圍困糧道官員，要求“漲薪”。漕幫活動如果限於此，那真不失於是大清朝航運業的“良心公會”。
圖：清代《潞河督運圖》（局部）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看小說、看電視劇，江湖幫派大都以行俠仗義為己任，現實恰好相反，從丐幫、天地會以下，沒有一個是做好事的。漕幫當然也不例外，他們既在大運河上活動，自然要“靠河吃河”了。
比如他們會用漕船故意撞上運河中的過往船隻，然後就說對方毀壞大清朝的國有財產，要求賠償。還有的幫眾設計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過頭來誣陷人家偷盜給皇上的漕米。最肆無忌憚的漕幫，敢於將漕船在大運河上“鐵索連環”，攔住河道，公然討要“買路錢”。
要是說在大運河上“碰瓷”一下，設設路卡，或許還是“情有可原”，但漕幫的違法亂紀可不止於此，甚至不乏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的。如道光年間，有一夥兒以丁朋鈴為首的犯罪團夥，成員都是漕幫幫眾。
他們所犯下的大案包括：在桃源縣搶劫李姓一家，打傷多人；在沐陽縣搶劫時，用棍子打、用火燒，以迫使被搶者交出家中財物；流竄到宿遷縣作案時，他們還動用火槍，打死一人。
丁朋鈴集團東窗事發，是因一次搶劫後分贓不均，幾個漕幫“兄弟”打了起來，以致引來官兵圍捕。
青幫：沒有漕運的“漕幫”
不言而喻，有漕運才有漕幫。然而至晚清道光年間“運河淤阻”，漕運改走海運。工作機會的減少，是漕幫各派系間矛盾激化的最重要因素。在失業的危機面前，同行當然更是冤家中的冤家。不同的行幫間，為了爭奪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老安”與“新安”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械鬥。
很快，可供爭奪的工作從少到無，所有的漕運水手都失業了。朝廷也知道，這些慣於違法亂紀的舵工、水手，一旦流落到社會上，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撥付給他們遣散費，希望他們能安分守己地過上“新生活”。地方上，
“民間恐其逗留滋事，紳士富戶各捐己資，每名給製錢三千文， 官為押送回籍”。
這些投身漕運的水手，除了在運河上討生活外沒有一技之長，大多數人身無長物，甚至無家可歸，沒有辦法回去務農。怎麽辦呢？當然是兄弟們重新集結，以前船上的大哥到陸地上當“瓢把子”。清末時，上海灘那些煊赫無比的“大亨”，很多都是青幫禮、大、通三輩的元老，往上追溯，他們多少都有些漕幫的履歷。
圖：加入青幫的證件（“其然齋主人”藏、攝）
這些舵工、水手們回到路上發展後，漕幫就逐步變身為我們常說的“青幫”了。
青幫延續了漕幫舊有傳統，入幫弟子不僅要拜翁、錢、潘三祖，還要在香堂儀式上教授關於漕運、碼頭的知識。這一方面是為了“繼承傳統”，另一方面，這些專業知識也能成為幫中一種特殊的暗號。
漕幫還在，漕運已無，水手成了流氓。三百年間的運河故事，歸結到最後，只有生計二字。
（參考資料：《漕運通志》、《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吳琦《漕運與民間組織探析》、曹金娜《清代糧船水手中的羅教》、陳峰《清代漕運水手的結幫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危害》、周育民《漕運水手行幫的興起的歷史考察》等）
原刊於《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6月上，署名楊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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