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居中國》：構築一條“人類史”通途

穆王西征的浪漫背後，還有一個驚人的社會交換體系？伯樂相馬的傳說中，居然隱藏著秦國崛起的密碼？吳越爭霸的主角們，為什麽相繼走向兩線作戰的困境？“振大漢之天聲”，其實只是一種歷史的幻象……

《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一書，不拘泥於“華夏中心”觀念，而將中國歷史上各人群的活動，投射到東亞大陸的地理構造上，運用人類學方法解讀中國歷史上眾多人群留下的傳說和謎團，對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終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張經緯，系上海博物館館員、人類學學者，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民族史與當代民族文化研究。通過此書，他嘗試打通史前史與文明史的分隔，揭開夏商周三代迷霧，提出國家起源的新假設。

一個新問題

東亞內部的區域之間，及東亞與之外的區域是如何產生聯繫的，有沒有固定的路徑，是否存在互動的模式？解開此謎是個大挑戰。

解開古代中國的來龍去脈，大概是每個人文研究者都會有的願望，但要如何解開，卻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有很多前輩和當代學者都作出了可貴的嘗試。比如綜合多個學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或是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主的“人類基因遷移圖譜”項目（東亞部分），都見證了前輩研究者在探索古代中國的路線上，付出的無數心血和歲月。現在這份探索的名單裡還要加上耗時16年之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在前不久召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新聞發布會上，與會專家代表特別指出，中華文明具有“兼容並蓄”的特徵。這個特徵“不僅表現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各種文明間的聯繫、交流，而且表現在對外來文明的吸收、借鑒與發展上。”具體來說，就是“由於處在地理位置相對孤立的東亞地區，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相對獨立的……但在古國時代的晚期，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觸。源自中亞地區的麥類作物，黃牛、綿羊、山羊等家畜品種，以及青銅冶金技術，在這個時期陸續進入中華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們加以改造和提升。”

從“探源工程”這樣一個代表中國考古最前沿成果的研究中，我們大致可以明確這樣三個資訊：第一，中國古代文明大體發源於歐亞大陸東部，也就是東亞這個相對穩定的地理區域；第二，在中國文明誕生的東亞內部，存在不同區域之間的聯繫、互動和促進，比如說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三，東亞文明也不是孤立發展的，它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存在著廣泛的文化交流。

河南新砦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這個鼓舞人心的成果，讓我們對中國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認識，但也隨之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這些東亞內部的區域之間，以及東亞與之外的區域，是如何產生聯繫的，有沒有固定的路徑，是否存在互動的模式？

許多年裡，這樣一些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盤桓。在前人鋪設的知識路線上，經過多年思索，我決定將自己的思考整理出版，給學術各界提供一些參考線索，對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貢獻一本小書。

兩個關鍵詞

太空範圍相對固定的“東亞大陸”是第一個關鍵概念，而將“史前”階段與文明史結合為一部“人類史”，是第二個關鍵詞的目標。

這本小書，就是我在過去的幾年中漸續打磨的《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書的主旨或許可以從書名的副標題中體現出來，即“東亞大陸”和“人類史”這兩個關鍵詞。

在很大程度上，“東亞大陸”等價於歷史上的“中國”，但就所指的邊界的穩定性而言，前者甚於後者。因為在中國歷史上，由於不同朝代的變化，疆域也隨之發生過或多或少的變化，因此在太空範圍中相對固定的“東亞大陸”就成為本書主題的第一個關鍵概念。

東亞大陸作為一個具有漫長文獻記錄傳統的區域，在文明史上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材料。不過，從考古學和基因研究可以獲悉，在擁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之前，東亞大陸的人類已經在此生息了數萬年之久，十多倍於文明史的時間範圍。而將東亞大陸文明史之前的“史前”階段與文明史共同結合為一部“人類史”，便是本書第二個關鍵詞的目標。

如何填平史前史與文明史之間的鴻溝？書中使用的具體策略也隱含在這兩個關鍵詞當中。在以往，我們始終認為，無論滄海桑田，人群世代延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人群，可能從上古以來，就在當地生息，繁衍出如今依舊在當地生活的後裔。所以，觀念裡人群始終是個常量，而自然環境等外部因素似乎成為一種變量。本書則反其道而行之。根據基因研究的新近成果，“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在其後的數萬年之間遷移到世界各地，其中自然也包括東亞。古代人類的移動性與多元性可能要超過我們的想象。

《四夷居中國》一書的核心，就是將人群本身視作一種變量，相比而言，東亞大陸更加穩定的地理構造、地質通道就轉而成了常量。簡單來說，如果我們證實了，今天長江下遊人群前往黃河流域途經的高鐵路線，和明清時期兩地來往的郵傳路線大致吻合，又與唐宋時期的車馬商路基本相仿，甚至與秦漢時期的“五尺道”的大方向不謀而合，我們是不是就能假定，更早時期溝通長江流域文明與黃河文明的古人，同樣採用了相仿的路線？

東亞大陸主要人群

所以，在本書中，我們會把注意力放在東亞大陸不同區域間的聯繫及路徑上，更多去討論東亞各主要區域之間人群的移動、文化交流和物質交換。並且遵循這樣一種思路：“較晚近人類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較早期人類活動在太空上的重現——都經過了相同的路徑，都受到類似環境因素的影響。”這樣我們就能從相關記錄較為豐富的中晚近人群互動故事開始，漸漸向著歷史深處、文獻記載相對較少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史前時代邁進。在本書的最終篇章中，順利完成東亞大陸文明史與史前階段的對接。

特殊的敘事

這種脫胎、化簡於明清擬話本小說的敘事結構，在幫助我們更輕鬆解讀文獻的同時，也有意識地拓寬了正文部分有限的時間跨度。

為了兼顧理論論證和文史研究這兩方面的需求，本書採用了一種比較特殊的敘述方式。

書中除第七章以外的每一章節，都分為引言和正文兩個部分，引言選取時間上相對較晚（通常為人們熟知），且與正文所述相似的人群互動“故事”，通過分析，引出正文將要討論的主題。這種可以說脫胎、化簡於明清擬話本小說的敘事結構，在幫助我們更輕鬆解讀文獻的同時，也有意識地拓寬了正文部分有限的時間跨度，為第七章的總結部分提供更豐富的人群遷移數據。

本書既以人類史作為目標，勢必要盡可能地涉及中國五千年歷史。為了覆蓋如此廣大區間，書中盡量將引言和正文的時間階段分錯開列，以便從較晚的完整敘述中，窺見早期互動中不容易注意到的結構性因素。

具體來說，秦始皇會以“向導”的身份，在第一章中帶領我們完成對東亞大陸地理構造和人文類型的探索。第二章裡，藏地天堂的讚普將同吳、越的國王們一道“指點”我們走進文獻背後的密徑。第三章聚焦的對象分別是楊家將的原型和《穆天子傳》的主角，一種有趣的動物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第四章中，我們會看到人參為滿洲崛起提供的奇妙動力，而周王和他們的薑氏妻族則要在《詩經》中一同歌頌他們實現的社會變遷歷程。孟薑女在第五章會為秦始皇洗脫因修築長城所蒙受的千古罪責，而漢武帝的後人們卻未能繼承劉徹在《輪台罪己詔》中的深刻反省，為王莽的“表演”鋪好了舞台。王寶釧和薛平貴的故事或許將構成本書篇幅最長的一段引言，但這篇與眾不同的“戲考”將連同第六章正文中班氏祖孫的事跡一起，幫助我們深刻體會到生產—消費關係在農業定居社會中所起到的無與倫比的作用。

這一敘述方式，可以說也兼顧了理論和文獻的平衡。本書從第二章開始至第四章，每章既是呈現了一段先秦時期的人群遷移、互動過程，事實上也是用一段篇幅闡述一個“中層理論”，分別在從簡單到多元的不同層次上，闡述人類包括遷移在內文化互動的各個維度。而第五、六兩章則是通過對這三個理論的綜合運用，全面呈現東亞大陸人類遷移的內部機制。

在內容方面，每一章既是全書整體的一部分，又擁有完整的獨立結構。第二至四章將以逆序的形式重建春秋、戰國以及西周（晚商）時段裡東亞大陸不同局部的人群互動，第五、六章則以秦、漢續接戰國，完成對東亞大陸早期人類遷移過程的敘述，並以此為基礎在第七章的總結部分繼續“上下而求索”，解開我們對上古中國由來已久的困惑。

有趣的發現

分散在東亞中央王朝周邊的“四夷”，並不是前者的對立面，而正是兩者的動態過程，解釋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海納百川、在文化上交匯融合的前進動力。

雖然，書中所有的結論，要在翻完書末最後一篇附錄後才能全部揭曉。但其中一些有趣的發現，值得和各位讀者朋友提前分享。

首先，正如本書的主標題所言，分散在東亞中央王朝周邊的“四夷”並不是前者的對立面，他們在機會合適的情況下，就會沿著東亞地理構造敷設的軌道，進入中原地區，成為建立新王朝的支柱力量。而這種有跡可循的機制，將再次吸引更多周邊人群，聚集在中原的外圍，重新完成新一輪遷移由外而內的交替進程。所以，正是這樣一種動態的過程，解釋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海納百川、在文化上交匯融合的前進動力。

其次，本書繪製的地理網絡體系，也為解開東亞大陸各區域之間的聯繫提供了可能。許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過“一條西北走廊、一條藏彝走廊、一條南嶺走廊，還有一個地區包括東北幾省”（《費孝通文集》第8卷），都是一些溝通東亞各主要區域的重要民族走廊。

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古代人群穿過走廊之後，並不會就此停止不動，他們會沿著另外一些路徑繼續遷移。在東亞大陸腹地的廣闊平原和丘陵地帶，某些地理構造（比如，地質年代形成的斷裂帶），在“走廊”的終點，為東亞人群的遷移提供了方向標誌。本書便通過對古代關隘、要塞的考察和遷移記錄的對照，完成了對這些路徑的重建，確切描述了長江流域、黃河流域以及遼河流域等史前文明發生聯繫的具體路線。這為我們更清楚地了解東亞地區古代文明的聯繫提供了可能。

岷江峽谷

第三，通過這樣一張具體落地的通道網絡（並不類似美國全球史學者麥克尼爾父子提出的“人類之網”概念中，“網”只存在於一種抽象的修辭），我們就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出現給出一個可行的解釋。世界各地史前文明的出現存在一種相似的機制。由於地理構造的關係，古代中原地區的農業社會，往往會在通道網絡的互動部位和外圍人群發生實質上的接觸。這些接觸往往伴隨著農業社會對周邊人群物質產品（大到馬匹、牛隻，小到人參、貂皮）的由衷興趣。當他們積極與周邊人群展開貿易，用自己的農產品交換周邊產品時，就會在自己的外圍培養出一個不斷增長的非農業社會。很快，隨著貿易程度的加強，非農業社會的交換組織就會圍繞貿易首領，形成一個層級化的框架。而日後即將壯大起來的文明雛形，便經由這一政治-經濟上的轉型，逐漸萌發開來。

伴隨這些新觀念一同呈現的，絕不是枯燥乏味的文獻扒梳。相信各位讀者能在思考、體味這些新觀點的同時，亦能獲得解讀中國古代歷史的趣味。

一些新期待

除了已經給出的一些解釋，希望書中提出的方法和研究思路，能對未來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作出一點方向上的推動。

闔上《四夷居中國》一書，相信各位讀者的頭腦中都會產生一些獨特的想法。除了書中已經給出解釋的一些主題，我希望書中提出的方法和研究思路，能對未來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作出一點方向上的推動。

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或許就是對通道網絡的應用。在過往的研究時期，平面化的地圖模糊了研究者對地理構造的認知，很容易忽略了文獻中豐富的地貌對人類歷史活動的促進作用。而今，隨著衛星地形圖的出現，不但能讓我們更直觀地認識地理環境對人類文化的影響，而且能幫助我們便利地發現通道網絡的存在。借助這種全新的研究工具，相信可以對當下的中古古史研究產生有益的促進。

延續通道網絡的思路，我們便能進一步梳理中國古代人群的來龍去脈。諸如匈奴、鮮卑一類古代人群的身影，往往伴隨漢文獻的闕如，而消失在歷史的深處。現在，這樣的通道網絡，仿佛在古代人群的遷移之路上點上了一盞路燈，讓我們得以在文獻的終點，繼續追隨古人移動的步伐。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希望《四夷居中國》一書，能傳遞這樣一種基本概念——組成古代東亞大陸的各個區域文明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這種趨勢在中國古代文明史的進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在不同歷史王朝中，存在分裂與統一的不同階段，但正因為這種彼此相連的通道網絡，使東亞地區建立起一種牢固而堅實的聯繫，成了中華文明長盛不衰的能量之源。

希望本書可以在每位讀者心中激起思想的火花，如果您做好了準備，就請隨我一同去往歷史的深處，探尋不同人群之間文化互動的基本法則，歸納出人類遷移的動力之源，重現東亞大陸文明史上人類的遷移歷程，實現在東亞大陸的史前史和文明史之間構築一條“人類史”通途的小小目標。

（文章原載於《解放日報》2018年7月7日《讀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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