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艾略特誕辰130周年：他從來都是屬於世界的

艾略特

他一生中最傑出的成就是讓英美現代詩歌得到史無前例的升華，讓歐洲的文化理念得到清晰的闡釋和廣泛的傳播。

原文：《艾略特：屬於世界的文學巨匠》

作者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張愛平

圖片 |網絡

詩人、劇作家和評論家T. S.艾略特1888年生於美國密蘇裡州聖路易斯，今年正逢他的130周年誕辰。對於喜愛英美詩歌的中國讀者來說，艾略特的名字並不陌生。他在中國享有極高的聲譽，擁有眾多的愛戴者。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留洋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就開始先後以多種形式在國內推介艾略特的作品，其中多人曾與他相識、交往，如葉公超、吳宓、辛笛和趙蘿蕤。1923年，茅盾在一則短文裡初次提及艾略特的名字，三十年代葉公超和吳宓在課堂上講解他的詩歌，1936年，趙蘿蕤全文譯出他的代表作《荒原》，並附有詳細注解。從此，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如卞之琳、王佐良和袁可嘉，做了大量的推介和研究，使得艾略特蜚聲學界內外。其作品的新譯接二連三，有關他的評論和專著不斷問世。他的詩風和詩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尤其是“朦朧詩”。記得八十年代初，複旦師生曾在食堂前爭先恐後地從卡車上搶購袁可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選》，書中就包括了艾略特的主要詩篇。201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收集了作者主要的詩作、詩劇和文論。可見，艾略特一直深受中國讀者和學界的鍾愛。

尋覓他的蹤跡

幾十年來，艾略特是我學習、教學和學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記得1984年暑期，抵達哈佛不久，我就借來艾略特的全集，如饑似渴地通讀了一遍。秋季一開學，我迫不及待地去瞻仰了他在哈佛住過的校舍，尋覓他在哈佛的蹤跡。有關艾略特在哈佛的奇聞逸事甚多，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詳的一條就是他愛在房間的牆內藏匿他的詩稿。除了在學生刊物上發表詩歌，他還時常創作一些詼諧、甚至低級趣味的打油詩來取悅於學生俱樂部裡的同伴，將此當作開展社交的慣用手段。

出人意料的是艾略特早先並未展現出眾的才華。從大學生到研究生，他在哈佛長達七年的求學並非一帆風順。第一個學期他的表現較為松散，熱衷於校園內的各種社團活動，期末平均成績是勉強過關的“D”。院長助理根據校規函告他的父母，警示艾略特有可能被淘汰。來自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使他大徹大悟，從此開始苦讀加巧讀，深得哈佛名師白璧德和桑塔亞納的熏陶，從亞瑟·西蒙斯的《文學中的象徵主義運動》一書中大受啟發。即使在課堂上表現一般（英語作文常得“B”的分數），大量的課外閱讀開闊了他的視野，增強了他的詩人潛質。結果，他僅用三年時間就獲得比較文學學士學位（1910），緊接著又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11）。在法國遊學一年之後，艾略特重返哈佛，攻讀博士學位三年，苦學梵文，堅持用希臘原文通讀亞裡士多德，還時常參加校內的戲劇活動，曾與他的學弟和未來的意象派詩人E.E. 康明斯同台演出。1914年，他獲得牛津大學的資助，打算在那訪學一二年再回哈佛完成學業，然後開始留校任教的生涯。

然而，他的回歸計劃很快就被束之高閣。一戰的爆發使歐美之間的航行日益危險只是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在1915年突然墜入愛河，與一位相識數月的女士匆匆結了婚。顯而易見，這一“滯留”決定揭示了他對重返哈佛，遞交博士論文、完成答辯、從事教學的擔憂，因為他不願“妥協或掩藏自己的想法，放棄自己的獨立”。另一方面，這一決定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為了謀生，艾略特先後在雜誌和銀行就職，工作繁重，還要日夜承受精神失常的妻子帶來的壓力和磨難。儘管如此，他不遺余力地繼續他的詩歌創作和批評，與埃滋拉·龐德攜手共創現代詩歌藝術，發表他的經典之作《荒原》，並且不斷為現代主義詩歌藝術的主旨、形式與價值著書立說。1927年，他成為英籍公民和英國天主教會成員；1933年他與妻子正式分居，得到解脫，生活和寫作都有了轉機；1948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他在英美詩歌中的卓越地位；1957年，他和比他年輕近四十歲的第二任妻子結婚，開始更為美滿的生活，直至1965年去世。1967年，倫敦西敏寺在“詩人角”為他立碑，紀念他對英國文學的傑出貢獻。

“在文學世界裡享有教皇般的權威”

美國知名作家和學者亞當·科希在2015年7月／8月號《哈佛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展示了有關艾略特研究的最新動態，列舉了艾略特對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無以倫比的貢獻和影響。他認為，艾略特“在文學世界裡享有教皇般的權威……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從小到大不僅仰慕他那縈繞腦際的詩歌，而且推崇他那促成英語詩歌徹底變革的主導性文學批評理論。”

從中學到哈佛，艾略特一直癡迷寫作，在學生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詩歌和短篇小說。他的第一首引人矚目的詩歌是“J·埃爾福萊德·普魯福洛克的情歌”，寫於1911年，但多年沒有發表。1914年，他在牛津大學訪學時，經他的哈佛同學和詩人康拉德·艾肯介紹結識了龐德，加入了熱衷於現代主義主義詩歌的作家群。1915年，這首“情歌”詩由龐德力薦發表在《詩歌》雜誌上。此詩採用新穎的現代主義文學技巧—“意識流”—把普魯福洛克刻畫成現代人的代表：既耽溺於虛無縹緲的幻想，又歎息自身的體魄缺陷和才智不足，徒有七情六欲，卻一事無成。細讀此詩，讀者對主人翁陳述的究竟是真情實事，還是潛意識的臆念和幻象有無限的想象空間。1922年，他的代表作《荒原》經龐德的修訂，發表在艾略特自任編輯的季刊《準則》上。此詩不僅展現出城市的荒蕪與喧囂，而且勾勒出戰後一代頹廢、迷惘的精神狀態。全詩共分五章，結構繁雜，引經據典，它的開篇之句“四月是最為殘忍的一月”已經膾炙人口；它的深奧主題和奇特詩藝被奉為現代主義文學的標杆。

除了多本詩集，艾略特還寫過多部詩劇，多次在英美兩地公演，並多次獲得獎項。然而，最終確立他在英美文壇上卓越地位的還是他在文學批評方面的建樹。他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指出，“絕不能在真空中賞析藝術，只能在先前藝術作品的背景下進行……從某種角度來說，藝術家或詩人得由過去的標準來鑒定”。他還用自己的詩歌作為范例，說明文本、事件、心態和經驗之間的關係，好詩不該“釋放情感，相反應該逃避情感”。另外，他在《形而上學詩人》一文中主張從心理和情感的角度描繪人生經歷，用機敏、獨特的技巧凸顯“融合的情感”。他的觀念撼動了文壇，引起了廣泛關注，對“新批評”流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艾略特正式開始他的創作生涯時，正逢一戰前後，也是西方文明社會新舊交替的轉捩點，處處面臨紛爭、挑戰，甚至衝擊。文壇，甚至整個人文領域，充滿迷茫和變異。有識之士圍繞著現代性、現代生活、現代人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概念和新職責各抒己見，倡導明智的抉擇和革新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英美現代主義詩歌應運而生。一批以龐德為代表的年輕詩人深信人們在現實中已被理念上、社會上和語言上的陳規舊矩邊緣化，他們試圖打破過時的權威和習俗，開辟詩歌創作的新徑，從而使詩歌藝術煥然一新。艾略特以他令人耳目一新的詩歌作品和有關詩歌藝術的精辟論述在其中嶄露頭角，博得了其他詩人和學者的認同和擁戴，一舉成為英美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指點著二十年間的詩歌創作和詩評準則。

他屬於全世界

到了20世紀末，他在西方文壇的聲望每況愈下。一段時間內，他淡出了學者和詩歌愛好者的視線，有關他的研究也沒有新的拓展。只有部分學者，如耶魯的布魯姆和哈佛的格林布拉特，依然對他推崇備至。首要原因是英美詩壇承前啟後的變遷和批評方法的更替，其次還有艾略特自身的原因。他生前的反猶太傾向眾所周知，他的作品和文學論述時常出現相關的偏見和微詞。不過，這一切從2012年起發生了巨大的逆轉。首先，他的遺孀薇勒莉·艾略特去世之前協助編輯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艾略特書信集；2014年，數位版的《艾略特文集》前兩卷順利發行，其中收入了他在中學、大學所寫的部分文章，以及他寫於20世紀最初二十年間的著名批評文章；2015年春季，羅伯特·克勞福特推出一本新的艾略特傳記，仔細追溯了艾略特與哈佛的淵源，並且從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闡述了他的傑出生涯。這一系列巨著在英美文學界再次掀起一股艾略特研究的新潮，讓新一代的讀者和學者重新認識，也更深地欣賞這位20世紀英美詩歌的巨匠。

人們以為，艾略特移居英國之後會自然而然地由一個年輕的美國詩人演變成一個英國成年詩人，可是艾略特本人的看法卻大相徑庭。他在一篇關於與他同時僑居英國的美國作家亨利·詹姆士的文章裡指出，“一個美國人的最終、最完美的體現不是成為一名英國人，而是一名歐洲人，一名任何生來就是歐洲人、或者生於任何歐洲國家的人所不能成為的歐洲人”。在他的創作和學術生涯中，他刻意掩飾了自己的美國特性，也難得流露自己的英國屬性，更多表露的是他引以為傲的一種獨特的歐洲“范”。他一生中最傑出的成就是讓英美現代詩歌得到史無前例的升華，讓歐洲的文化理念得到了清晰的闡釋和廣泛的傳播。多年來，英美文學界圍繞艾略特究竟“屬英”還是“歸美”常常爭論不休。其實，艾略特不僅僅屬於英美和歐洲，他屬於全世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6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