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陳年的劉國松抄襲李長之往事

本文已獲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作者：何懷碩，感謝原創，版權及責任屬於原作者，本平台客觀發布，再次感謝

劉國松是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墨藝術家，也出版過一些中國畫的著作，台灣地區知名藝術評論家、台灣師大美術系及研究所教授何懷碩多年前發現劉國松早年出版的口袋書《臨摹?寫生?創造》書中有抄襲1944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的舊版書《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李長之著）的內容，並於前不久發現新的抄襲證據。

對此，劉國松及其女兒接受澎湃新聞電話採訪時表示，這本早年舊書是引用了李長之先生的內容，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中國台灣地區有戒嚴規定，故在著作中沒注明引用大陸學者姓名。

40多年前，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看到一本1944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的舊版書《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書號6153/4473），作者是李長之，我發現畫家劉國松1967年由文星書店出版的口袋書《臨摹?寫生?創造》書中抄襲這本絕版書的部分內容。

台灣地區藝術家劉國松（左）與學者李長之（右，1910-1978)

台灣這位畫家的畫論早年已有過被揭發抄襲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舊文的“前科”。我發現了劉君又一個抄襲的新公案。因為當時我客居紐約，沒有對此寫文章揭弊，後來我回台北任職，日久也忘了。

2009年5月，我收到《孫中山紀念館館刊》第二十三期，裡面有劉國松的文章，文題：《我的創作理念與實踐》。文末並注曰：本文為作者於2008年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文稿。劉文說：

“文人畫的基本精神可以分三方面來講：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1967年劉國松《臨摹?寫生?創造》書中第四頁語句略有不同：

“中國繪畫的基本精神可由三方面來說：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在這裡，作者無意中透露了“中國繪畫”與“文人畫”在他的認識中是同一個東西，顯然不對。但這不是本文重點，且不談。 這三個論點是劉氏自己研究、思考所得嗎？不！1944年只有33歲的那位山東老鄉李長之在《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裡面第五頁便有：

在主觀上看，中國人對於畫所要求的，是三點，一是要求男性的，二是要求老年的，三是要求士大夫的。

劉君與李長之所說這三點，字眼與次序都一模一樣，不僅此，劉文連這三點的延伸論述，以及所舉古書上的論述，都多所抄襲。顯然1966年及2009年的劉文剽竊了1944年學者李長之的智慧財產，成為劉的見解，前後兩次，絕無疑問。（但劉君把李長之“中國人對畫的要求”說成“中畫的基本精神”，卻是牛頭馬嘴。）

1944年重慶出版李長之該書現在很難見到，我在1977年已從哥大中文圖書館影印全書，後來收錄由我主編，中國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近代中國藝術論集…藝海鉤沉》第六集之中。有此書者便可查證。

劉國松著作《中國現代畫的路》 (1965)

劉國松論畫的書只有薄薄二冊：《中國現代畫的路》 (1965) 及《臨摹?寫生?創造》 (1966)。最早於1970年，台北《新夏月刊》第八期就出現了第一篇揭弊文章《抄啊—抄啊—畫論竟是由抄中得到的——從劉國松君的 〈畫與自然〉 談起》。作者是新竹高中教師黃祖蔭先生。這位藝壇前輩，一直在新竹教書、寫文。

黃先生揭發劉氏剽竊宗白華的《中國藝術意境的誕生》 (原刊1940年中國大陸當年極負盛名的《哲學評論》第八卷第五期)。黃先生將“劉文”與“宗文”大量抄錄對照，然後說“劉君這樣東抄西襲，遊擊式的惡性剽竊，令人眼花撩亂。”並諷刺劉君在《自序》中說自己“表裡一致，對藝術熱愛，對藝術忠誠。……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如果對人不誠，就談不上人格；如果對畫不誠，就談不上畫格”。結果他的“文章”卻是大量剽竊。而且是“囫圇吞棗地亂抄，甚至抄也抄錯了…”這樣大膽“盜作”，卻敢如此自我標榜。

十幾年後，香港藝文界又有多人寫文章檢舉劉氏更多抄襲、剽竊的實證，是當年香港轟動文壇的醜聞，這些都可以查閱1985、1986年香港《南北極》、《FOCUS周刊》等報紙、雜誌。歷史檔案具在，這裡不必詳加引述。劉氏兩本小書，竟先後被揭發剽竊了宗白華、無名氏 (卜少夫)、林風眠等名家的著述。這是少見“店小贓多”的案例。

四十年來揭弊已多，但還沒有人發覺劉氏抄襲李長之的著作，因為李長之那本書大概已快絕跡了。該書出版於抗戰末期，物資極度匱乏，該書紙張粗而薄，見證了那個不可思議的艱苦時代。我為了在中國台北收入文獻，逐字用放大鏡抄錄，1991年在《藝術家》出版社印行。(編按：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李長之文集》十卷本，第三卷收錄文藝理論)。

李長之 （1911-1978年) 是才華洋溢的學者。二十五歲寫《魯迅批判》，後來寫過《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等名著，數十年來被引為經典，他曾為譯康德三大批判而苦學德文，惜因戰亂未酬壯志。“文革”被批鬥，1978年去世。中國台灣因為有那一個禁書的時代，助長了抄襲、剽竊之風。但那不正是考驗文人的“人格與風格”的試金石嗎？在改革開放之前台灣1960年代有劉鳳翰的《圓明園興亡史》，1980年代有劉文潭的《美學》，兩者都因被揭發抄襲、剽竊前人，劉鳳翰從此退出文壇，劉文潭當年從台大哲學系退出回到政工乾校，亦早已退休，黃祖蔭先生八五高壽2015年辭世。

劉國松被揭發多次。他以前都以早年中國台灣地區戒嚴，不能書寫中國大陸學者姓名為由搪塞，但到了2009年及以後台灣地區早已解嚴、開放，仍沒有反省、改正，竟重施故技，便難以自圓其說。我是四十年前“故事”的知情者，很難再緘默不語；知情不報，等於協助作偽。

創作與寫作，誠實是起碼的自律。當代是訊息、出版泛濫的時代，助長了文風的虛浮。所幸法律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以維護正義。古人所謂“太史簡”、“董狐筆”，今人以為是天方夜譚。其實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屢顛躓，屢複興，正因為有此脊梁，有此正氣。

(作者系台師大美術系及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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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碩，1941年生，知名畫家、藝術理論家和散文作家。畢業於台北師大，後留學美國並獲碩士學位，現在台灣從事美術教學、評論和創作。

劉國松，1932年生。14歲學畫，17歲定居台灣，20歲改習西畫。1956年，劉國松從台灣師范大學畢業，創立"五月畫會"，主張"全盤西化"。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劉國松回歸水墨實踐，以拓墨法、漬墨法與特殊的紙質進行創作，並提出"革中鋒的命、革筆的命"、"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舊的，抄襲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