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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上月，聯邦檢察官對自動駕駛汽車專家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提起訴訟，指控其竊取Waymo的自動駕駛商業機密並出售給Uber。矽谷原本鼓勵員工從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以一種可能不利於原雇主的方式傳播創意，整個科技行業也因此而獲益。如果萊萬多夫斯基被判有罪，這個先例可能會扼殺創新。
以下是文章正文：
8月底，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大陪審團對自動駕駛汽車專家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提起訴訟，指控其竊取Waymo的自動駕駛商業機密並出售給Uber。一名聯邦檢察官於8月27日上午宣布，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犯有33項竊取商業機密的犯罪行為。“我們所有人都有權更換工作，”美國檢察官戴維·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對記者說。但這位檢察官表示，萊萬多夫斯基在2016年離開谷歌投奔競爭對手Uber時，不僅僅是跳槽。相反其竊取了谷歌的知識產權。 “我們誰都沒有權利在出門的時候把口袋裝滿。” 安德森說，“盜竊不是創新。”
事實上，矽谷創新的大部分歷史也是盜竊的歷史：想想Windows作業系統的桌面圖標，微軟從蘋果那裡竊取了圖形用戶界面的基本理念，而蘋果從施樂公司偷來的；當然施樂的研究人員很可能是從別人那裡偷來的。從很多方面而言，創新不只是關於創造，而是關於迭代，是關於建立在之前想法之上的想法。創新也意味著背叛:作為矽谷起源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是由一群集體辭職的年輕工程師創立的。他們跳槽後成立了這家競爭對手公司，後來矽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半導體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科技產業之所以在矽谷蓬勃發展的原因是，加州讓背叛、欺騙和偷竊商業秘密變得非常容易。該州商法一般禁止公司用“競業禁止條款”約束員工。因此在加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技術員工可以從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帶著頭腦中的秘密在科技領域裡的不同公司之間跳來跳去。
如今的不同之處在於，矽谷只剩下少數幾家大型科技公司，而其中一些巨頭在從盜竊商業秘密中獲利後，擔心自己可能受到這種所謂“盜竊”行為的負面影響。現在，許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向員工發出了一個威脅:如果你離開公司並加入競爭對手麾下，我們可能就會因為你竊取了我們的機密信息而對你進行封殺。從萊萬多夫斯基一案中可以看出，這些科技巨頭們已經得到了聯邦政府的支持。
曠日持久的自動駕駛技術之爭
現年39歲的萊萬多夫斯基是自動駕駛汽車領域的開創者之一。其對自動駕駛技術的見解深厚，以至於谷歌承諾，如果萊萬多夫斯基幫助公司開發出一款自動駕駛汽車，就獎勵他1億多美元。最終，萊萬多夫斯基離開谷歌加入了正試圖自行打造自動駕駛汽車的Uber。
2016 年 2 月離開谷歌後，萊萬多夫斯基創立了自動駕駛貨車公司 Otto。2016 年 8 月，Otto 被 Uber以 6.8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而作為聯合創始人的萊萬多夫斯基也隨之加入 Uber，成為公司負責自動駕駛技術研發的副總裁。很快，Otto 就向 Uber 證明了自己的技術實力。2016 年 10 月，Otto 利用自動駕駛貨車成功將 51744 罐百威啤酒從科羅拉多州的科林斯堡運到了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全程約 193 公里。
萊萬多夫斯基離職創業，又通過初創企業並購加入新公司的做法看似正常，期間也充滿爭議。谷歌在Otto 提交給內華達州的自動駕駛相關文件中發現，Otto的雷射雷達系統和 Waymo 技術高度相似。谷歌經過調查發現，在離開谷歌前的幾周，萊萬多夫斯基下載了大約14000份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硬體原理圖。他把這些文件轉移到可移動硬碟上，並把筆電電腦上的信息擦除乾淨。
這些文件的實際價值一直備受爭議，谷歌一名工程師將其稱為“低價值”信息，但谷歌藉此有足夠的理由在2017年以當時自動駕駛部門Waymo的名義對Uber提起總額高達18.5億美元的訴訟，堅稱萊萬多夫斯基竊取了公司商業機密。但 Uber 方面則否認了谷歌的指控，並稱雷射雷達技術來自 Otto 曾收購的 Tyto Lidar。
次年當此案開庭審理時，吸引了全矽谷的目光。但谷歌的如意算盤基本算是落空了：在法庭上待了四天之後，Uber以一小部分公司股票與谷歌達成和解，當時的估值只有2.5億美元。這對於谷歌這樣的矽谷巨頭來說，幾乎不值一提。或許對谷歌更有價值的是，和解協議讓谷歌設立了一位“獨立軟體專家”，可以審查Uber的自動駕駛技術，以確保谷歌專有信息不會被使用或複製。那時，萊萬多夫斯基已經被Uber解雇，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當被問及幾乎任何問題時，萊萬多夫斯基都堅持自己的憲法第五修正案權利，反對自證其罪。
被聯邦調查局盯上的萊萬多夫斯基
一切似乎都已經就此畫上了句號。但當地時間8月27日美國律師透露, 萊萬多夫斯基被起訴犯有和“盜竊和試圖竊取商業機密”相關的33項罪行。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將面臨最高可判處10年, 另外每項罪名最高可罰款25萬美元（約180萬元人民幣），外加其他經濟賠償。
指控基於萊萬多夫斯基將約14000份 Waymo文件導入個人電腦並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其中包括電路原理圖以及Waymo專用雷射雷達的細節。聯邦檢察官聲稱，當萊萬多夫斯基在2016年1月份突然從谷歌的自動駕駛汽車項目離職時，已經在與Uber進行深入的公司收購談判。
事實上，美國聯邦調查局自2017年5月以來一直在對萊萬多夫斯基進行調查。雖然在Waymo對Uber的民事訴訟中萊萬多夫斯基並不是被告，但監督訴訟程序的美國聯邦法官將這些指控轉交給了聯邦檢察官。
檢察官安德森表示，檢方調查仍在進行中，但拒絕透露是否還有其他人在接受調查。
而萊萬多夫斯基的律師米爾斯·埃利希（Miles Ehrlich）則表示，其當事人沒有盜竊行為，並期待在審判中證明自己無罪。
“十幾年來，萊萬多夫斯基一直是行業領先的自動駕駛科技創新者，” 埃利希表示，“這起案件中的指控基本上是Waymo和Uber一年半前已經和解民事訴訟案中失去信譽說法的重述。這些所謂的秘密文件從未流向Uber或任何其他公司或個人。”
當天萊萬多夫斯基接受了傳訊，通過其律師向美國加州聖何塞地方法官納撒內爾·考辛斯(Nathanael Cousins)請求無罪。
法院設定了30萬美元的初步保釋金，外加兩處價值200萬美元的抵押房產。萊萬多夫斯上交了他的美國和法國護照，並將帶上監視行蹤的電子腳鏈。有媒體認為，此次對萊萬多夫斯的起訴，是矽谷最高級別的商業機密盜竊案之一。
骨子裡的背叛基因
萊萬多夫斯基從谷歌的自動駕駛汽車項目中曾獲得大約1.2億美元的獎金，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似乎一心要拿萊萬多夫斯基做個反面教材。“灣區擁有最優秀、最聰明的工程師和設計師，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投入了大量資金，一次又一次地顛覆了市場，”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t)如是指出。“但矽谷不是狂野西部。”貝內特稱商業機密是“公司王冠上的寶石”，是經過“多年研發”的產物。
事實上，矽谷本身的繁榮離不開背叛，矽谷創新的大部分歷史都撇不開盜竊、抄襲和背叛。蘋果認為微軟曾抄襲自家的設計方案，三星也指控蘋果抄襲索尼，谷歌和蘋果都在移動作業系統上相互“借鑒”。
除了蘋果之外，諸如谷歌、思科、英特爾、甲骨文和雅虎等知名科技企業無一例外都是從原雇主那裡孕育而生，甚至是直接拿原雇主的技術創辦公司。例如英特爾是從仙童半導體直接派生，做的還是同樣的半導體業務。谷歌、思科和雅虎都是從史丹佛大學走出來的公司。谷歌的網頁排名算法是創始人在史丹佛期間使用學校場地、設備以及經費發明的，而且其專利權屬於史丹佛大學。思科公司的兩位創始人裡昂納德·波薩克（Leonard Bosack）和桑德拉·勒納（Sandy Lerner）原本是史丹佛的雇員，多網絡路由器這一思科核心技術也是兩人在史丹佛大學期間的職務發明。
矽谷的這種背叛行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成立的仙童半導體公司，也正是其創始人的不斷背叛分裂，成就了後來的英特爾等知名企業。
故事發生在1955年，當時享有盛名的晶體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創辦了肖克利實驗室，率先引導矽谷走向電子產業新時代，1956年公司招來了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等8位年輕氣盛的科學家入夥。1957年，這八名年輕科學家由於無法忍受肖克利專橫獨裁的學閥式管理風格而一起提交了辭呈集體出走，肖克利怒不可遏地罵他們是“叛逆八人組”（The Traitorous Eight）。
後來，這八人得到仙童攝影器材（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公司老闆謝爾曼·費爾柴爾德(Sherman Fairchild)的資助，創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現在很多能夠被叫出名字且稱霸一方的美國半導體企業，都與仙童半導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後來，八人由於各種原因紛紛離開仙童，其中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摩爾一起辭職，還帶走了工藝開發專家安迪·格魯夫（Andrew S·Grove）。三人在風險投資者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支持下創辦了芯片巨頭英特爾。而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則於1962年創辦了Edex。1967年，他又創辦了Intersil公司。再後來還創辦了風投公司KPCB。根據相關資料，克萊納至少創辦了12家公司。
除此之外，銷售部主任傑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帶著7位仙童員工一起離職，創辦了後來比肩英特爾的AMD。
正如蘋果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所評價的那樣，“仙童半導體公司就象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 而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的八人也被矽谷的後來者視為矽谷的精神象徵，正是他們所代表的背叛精神讓矽谷不斷繁榮發展。
矽谷的“背叛”實質上是技術人才的流動性。由於科技公司員工不斷換工作，傳授相關知識技能，從而打通了各個科技公司之間信息的交流和傳播。每個跳槽的員工就像是一個技術間諜，不斷竊取各個公司的知識並加以傳播，這就導致新的技術和經驗很快會被競爭對手獲取超越，使得行業競爭和公司成長不斷加速，從而造就矽谷創新技術能夠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
鼓勵背叛的政策保障
叛逆能夠成為矽谷的常態現象並刺激創新發展，加州地方法律保障在其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全美國而言，科技公司的員工都需要與公司簽署競業禁止協議。比如在IBM或者AT&T，員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做的任何事情，甚至想到的任何主意都屬於公司。此外，競業禁止協議也嚴格限制員工跳槽去從事同樣的工作。而在員工離職後，若使用所在公司的技術創業，或者從事業務與原公司可能存在競爭關係，就難免吃上官司。
相比之下，矽谷地區對待叛逆行為的做法則完全不同。加州法律上雖然也存在上述規定，但當地法律還規定，當一個人必須使用某一項技能才能生存時，就必須允許他使用。也就是說，如果離職員工能夠證明自己只有一項專業技能得以謀生，那麽就不會受到原公司競業禁止協議的約束。
為了鼓勵員工的叛逆行為和人才流動，以促進整個地區的技術進步，加州政府甚至禁止公司之間私下裡達成相互不挖人的協議。2011年，加州政府因很少主動相互挖人而狀告蘋果、谷歌、英特爾和Adobe四家公司。加州政府認為這四家公司互不挖人，影響到了員工的收入。從本質上講，加州政府付諸公堂的根本原因還是希望這些公司能夠讓人才充分流動。經過三年訴訟，加州地方法庭最終判蘋果等四家公司敗訴，並要求它們賠償3.24億美元的罰金。四家公司不符，結果上訴法庭判處了4.15億美元的更高罰金。
插手矽谷科技行業的聯邦調查局
一些批評人士說,政府最近對商業機密案件的興趣激增最終對矽谷科技行業來說可能是個壞消息。“這向科技企業員工發出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他們跳槽到競爭對手那裡,自己就會處於危險之中。” 聖地亞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知識產權和勞動法的法律學者奧利•洛貝爾(Orly Lobel)如是指出。“這損害了員工選擇最適合自己工作的權利，抑製市場流動性並不利於創新。”一些法律學者認為，加州法律並不鼓勵公司執行競業禁止條款，這有助於培育一個羽翼未豐的矽谷，巧妙推動技術員工相互交流思想，自行創業。
在矽谷誕生之初，美國聯邦層面的檢察官無法指控美國公民犯下這樣的罪行。但是在1996年，為了打擊外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國會通過了《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這使得聯邦政府更容易追查任何竊取商業秘密的人。這部法律反而讓聯邦檢察官變成了對矽谷現狀心懷不滿的科技公司的代言人。去年，一位從事商業機密調查的聯邦官員表示，矽谷公司在與檢察官合作時“非常兩面派”。“他們想要好的公關，因此在公眾面前常常顯得蔑視政府介入調查。“但私下裡非常配合，他們會說，‘嘿，我們會接受傳票，我們甚至會幫你寫。’”
前司法部計算機犯罪和知識產權部門律師彼得•托倫(Peter Toren)表示，政府決定追究此案可能歸結為兩個因素。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司法部的律師們一直在尋找知名案例，而Waymo與Uber之間的民事訴訟以及數千頁的訴訟文件已經引起了媒體的興趣。另一個非同尋常的選擇是，負責2018年那場訴訟的法官將此案提交給了美國司法部。托倫表示:“政府可能認為，證據如此確鑿讓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起訴。”
無論如何，聯邦政府對萊萬多夫斯基的起訴被視為對矽谷的一個警告，即檢察官可能會對涉及敏感技術的跳槽行為進行調查。
專門研究知識產權的法律專家說，他們想不出還有哪個讓聯邦檢察官對一名被控將專利材料帶到新工作崗位的美國高級技術員工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例。傳統上而言，常常是美國公司對一名前雇員提起商業機密盜竊案件，而不是由美國司法部提起訴訟。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高級法律顧問、目前從事私人執業的雅各布·弗蘭克爾(Jacob Frenkel)表示:“這確實突顯出，聯邦檢察官現在願意對過去和傳統上可能只被視為民事競業禁止糾紛的案件提起刑事指控。”
這些指控頒布之際，矽谷企業正在打造諸如自動駕駛等更具競爭力的技術。同時企業也在利用2016年通過的一項法律，相關法條允許企業因涉嫌侵犯商業機密而向聯邦法院尋求補救措施。
據律師和聯邦檢察官稱，這份起訴書也反映了聯邦政府的優先任務，包括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為追查和起訴涉嫌盜竊提供更多資源。
“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案件，”聯邦調查局的貝內特表示，“聯邦調查局將繼續介入這些案件，確保我們的經濟和我們的公司有能力在世界平台上競爭。”他表示，對商業機密失竊的調查仍將是聯邦調查局的優先任務。
今年7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執行助理主任艾米·赫斯(Amy Hess)在一次科技高管和投資者會議上敦促科技公司在打擊網絡犯罪方面和政府加強合作，包括那些涉及知識產權的犯罪。
“當公司看到一些事情似乎不太好，我們非常鼓勵他們與我們聯繫，”赫斯當時說。“我們需要鼓勵這種合作與協調。我們需要彼此分享信息。”
麥克唐奈•伯南•赫伯特&伯格霍夫律師事務所(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商業機密業務負責人喬什•裡奇(Josh Rich)表示，移動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離職員工更容易攜帶公司機密。這導致更多員工會受到企業和政府層面的監管。
“這是一種矽谷公司已經掌握的常見模式。它們開始追蹤，看看能否在員工離開公司後阻止信息的傳播。”裡奇如是指出。
所謂“商業秘密”的含義
目前對萊萬多夫斯基的指控細節無從得知。然而，它確實稱“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前後，萊萬多夫斯基與谷歌簽署了聘用協議。除其他條款外，每一份聘用協議都包含保密信息的相關文字描述，規定萊萬多夫斯基必須對所掌握的谷歌保密信息(包括商業秘密)負責。”如果政府對萊萬多夫斯基的起訴獲得成功，那很可能是因為它繞過了加州禁止競業禁止條款的規定。檢察官聲稱，萊萬多夫斯基可以自由離開谷歌，前提是他沒有攜帶谷歌的任何商業秘密。
究竟什麽構成商業秘密，以及員工可能如何竊取商業秘密，將是此案的關鍵。這些問題並不簡單。美國司法部的律師必須要證明，萊萬多夫斯基的意圖是竊取這些文件。他們需要證明所謂私自下載文件中的信息並非常識，Waymo對這些信息的保護足以使其成為“商業機密”。他們需要證明萊萬多夫斯基想從這些信息中賺錢，或者他是想把這些信息提供給想從中賺錢的人。
2016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一名行政法法官曾駁回了Jawbone的指控，即競爭對手Fitbit竊取了該公司154項商業機密，部分原因是她發現Jawbone聲稱的一些商業機密並不受法律保護。但一個聯邦大陪審團後來對六名Fitbit雇員提起刑事訴訟，罪名是竊取商業機密。此案目前也正在審理當中。
而萊萬多夫斯基的律師埃利希則表示，其法律團隊認為起訴書中列出的33項信息並不是商業機密, 萊萬多夫斯基並沒有從中獲得任何經濟效益。
埃利希說:“質疑的下載行為發生在安東尼還在谷歌工作的時候，當時他和他的團隊被公司完全授權訪問相關信息。”
對於萊萬多夫斯基所下載的14000多份文檔，谷歌內部一名工程師則認為，這些文檔重要性本就不高，因此才存在了外部伺服器上。還有工程師評價：“在我看來，這點文檔可是連警報都喚不醒。”
但萊萬多夫斯基面臨的不利之處在於法律對“商業秘密”的定義過於寬泛，很可能意味著任何東西都能被界定為商業秘密。丹尼爾·奧爾莫斯（Daniel Olmos）曾是被控竊取商業機密員工的代理律師,他這樣說，“很多對此擔憂的工程師都會給我打電話，說自己為了飯後加班，曾經把有關工作的內容導入家中電腦上。現在他們經常擔心自己會因為跳槽而被起訴。你知道嗎？他們的擔心是對的。”
奧爾莫斯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仔細研究任何員工的電腦記錄，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一些可以用來指控員工竊取商業機密的東西，比如插入電腦的隨身碟或者通過電子郵件發給自己的文件等等。因此，員工最好的選擇就是留在當前的工作崗位上。“最簡單的決定通常是忽略招聘人員的電話，” 奧爾莫斯說。
關於對萊萬多夫斯基的起訴在矽谷引發了褒貶不一的評論。有些人對萊萬多夫斯基可能被送進監獄感到高興。很明顯他從谷歌中拿走了他不應該拿走的文件，而他的前同事們普遍不喜歡而且一度嫉妒他。“他是我見過的最愛錢的人之一，”一位前同事這樣說，“只要他們付的錢足夠多，他就會去。”當然貪婪和盲目的技術烏托邦主義在科技行業並不鮮見。但萊萬多夫斯基在很多方面都完美反映了矽谷人的本能，因此就像許多完美的鏡子一樣，人們樂於看到他被打破，這在某些方面也意味著他們不再需要忍受鏡子的眩光。
但也有一些人對此次起訴感到不安，因為這預示著科技行業員工的流動性受到影響。矽谷鼓勵員工從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以一種可能不利於原雇主的方式傳播創意，但總體而言這將從整體上加速創新，矽谷也因此而獲益。如果萊萬多夫斯基被判有罪，這個先例可能會產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一位觀察者表示:“這種情況讓我想知道，任何一個尖端技術專家還怎麽考慮從一個開發項目跳到另一個競爭項目。”“當X公司正在做的一些實驗性的事情出現在了Y公司的最終項目中，你立即成為了目標?他們會把矛頭指向誰?”
科技投資者和法律專家表示，聯邦起訴書向有抱負的技術人員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任何有關知識產權的可疑行為都是極其危險的。
律師事務所的裡奇表示，“當高管們意識到，他們自己可能要為這個太大的風險負責時，確實會產生一種寒蟬效應，從而降低他們打擦邊球的意願。”
總的來說，矽谷現在成為了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對萊萬多夫斯基的起訴只會加劇這種焦慮。由於萊萬多夫斯基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他出庭的消息在Twitter上被直播。隨後，萊萬多夫斯基通過一排攝影機走出法庭，攝影機記錄下了他的一舉一動。但對這場起訴推波助瀾、主動幫助檢察官獲得所需證據的谷歌高管們並沒有受到這種審查。他們仍然是匿名的，他們既是盜竊商業秘密的受益者，也是捍衛商業秘密的受益者。
如今，對萊萬多夫斯基的起訴讓商業秘密在公司之間輕易傳播的幾率已經發生了變化。正如美國檢察官安德森所說，每個人仍然有權換工作。然而現在，當我們走出公司大門的時候，我們都應該更加擔心自己腦袋和口袋裡裝的是什麽。（費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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