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8月28日，美國加州北區聯邦檢察官對前谷歌無人車技術高管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提起刑事訴訟，指控後者涉及33起盜竊和試圖盜竊商業機密行為。若最終定罪，後者將最高面臨10年監禁以及近千萬美金罰款。
天才的背叛
生於1980年的萊萬多夫斯基可謂標準的“矽谷寵兒”。
大學期間，萊萬多夫斯基即以一輛無人駕駛摩托車的製造展露自己的天才少年頭角。2007年加盟谷歌後，專注無人駕駛技術並單獨負責團隊。2016年1月，在谷歌累計賺得1億美元薪資後，萊萬多夫斯基辭職並創立同樣專注無人駕駛的Otto公司。半年後，聚焦出行服務、意在無人駕駛領域大有作為的優步（Uber）耗資6.8億美元收購Otto，萊萬多夫斯基從中獲利豐厚，並順勢加盟優步。
因一些偶發因素，這一看似標準的“矽谷職業路線”引起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警覺。事後調查發現，萊萬多夫斯基在辭職以前即從谷歌內部伺服器上下載了約1.4萬份無人駕駛技術資料，並多次與優步總裁私下接觸。Alphabet方面據此認為，萊萬多夫斯基創立Otto是為了“洗白技術”，意在順利向優步出賣自谷歌帶出的無人駕駛技術而實現個人獲利。
2017年，Alphabet以剽竊知識產權為由起訴優步和萊萬多夫斯基。2018年2月，Alphabet與優步達成和解，後者承諾將在上市後支付谷歌0.34%的市值，權當知識產權費用。儘管Alphabet和優步大打出手，但雙方的合作其實並不輸競爭：早在2013年，Alphabet便出資2.58億美元投資優步。今年4月順利上市後，依照和解協議，優步按照上市當日市值向Alphabet支付了約2.45億美元的和解費。
如此一來，Alphabet在優步上市後，可謂賺得盆滿缽滿。
在Alphabet花大力氣發展谷歌無人駕駛技術，並幾度拿出真金白銀投資其他出行公司以確保自身在該領域擁有絕對優勢的當下，萊萬多夫斯基自恃才高，試圖通過遊走巨頭之間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無異於打亂了資本的布局，動了巨頭的蛋糕。東窗事發後，他雖在法庭上選擇沉默，讓案件暫時懸而未決，但名聲敗壞導致其職業生涯急轉直下，其間被迫退出優步另立公司，但新公司也逐漸將他排除在外。
萊萬多夫斯基、Alphabet和谷歌之間的“三角恩怨”證明：“矽谷遊戲”本質上還是遵從“華爾街準則”，即科技公司之間可以對抗，亦能合作，一切都只是價格的問題，但參雜其中的個人，哪怕是從谷歌和優步身上已經掙得3.5億美元的天才萊萬多夫斯基，終究只是小人物。在資本寡頭面前，萬物脆如蛋殼，遑論已經觸碰了職業道德底線與知識產權邊界的員工。
內部普通員工的憤怒
萊萬多夫斯基的隕落，是谷歌“唯精英論”的又一次潰敗。
去年11月初，從東京、新加坡到歐洲、美國本土，谷歌全球多家辦公室近兩萬名員工（總員工約10萬）發起了一項名為“Google Walkout”的集體抗議運動。這次抗議緣起於谷歌將一項近億美元的工程外包給了已離開谷歌的“安卓之父”安迪·魯賓（Andy Rubin），而魯賓早先在谷歌工作期間曾性侵女下屬卻沒有得到谷歌方面的嚴懲，這讓員工對其價值導向產生了深刻懷疑。
2018年11月1日，美國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谷歌員工步出公司總部大樓，舉行名為“Google Walkout”的抗議活動。當天，谷歌全球多處分公司員工舉行了同步抗議活動。
抗議運動發生後，《紐約時報》刊文指出谷歌內部一直彌散著一股濃濃的“精英主義”，即以“天才”和“高管”為主的精英階層，在公司享有常人所無法擁有的巨大自主和自由；對那些“精英”犯錯甚至涉嫌犯罪，谷歌的包容度也極高。
萊萬多夫斯基此番遭訴後，彭博社回顧了其一路以來的囂張做派，指出其曾經“冒著可能撞死行人的風險在未經申請的道路上試驗無人車”，“任何一個和他打過交道的人都認可他是天才但也都對他沒有好感”。彭博社也認為，正是因為過分看重“天才”，谷歌有選擇性忽視了“天才的混蛋也是混蛋”這一起碼的常識。
萊萬多夫斯基的官司還牽出了谷歌現任法務副總大衛·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8月29日，谷歌法務部前員工珍妮弗·布萊克利（Jennifer Blakely）講述了自己早年與上司、已婚的德拉蒙德間的故事：她與德拉蒙德萌生戀情後產子，後因為照顧兒子以及公司“回避政策”而從谷歌離職，結果德拉蒙德對她始亂終棄，置母子二人於不顧，卻忙於和其他女下屬戀愛。布萊克利說，2014年，當她與德拉蒙德爭吵時，後者從網上找出一篇講述谷歌前CEO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個人生活方式”的文章，試圖向她證明：在谷歌，高管在私生活上就是享有特權。
埃裡克·施密特在與谷歌前副總裁喬納森·羅森伯格（Jonathan Rosenberg）合著的《谷歌如何運轉》（How Google Works，2014年初版）一書中，將理想的谷歌員工定義為有超強的技術與分析能力，滿富“智慧和創造力”。該書列出的谷歌“十大價值”無一不展示著谷歌對產品質量、內部效能的嚴苛要求，無一不聚焦“如何做事”，卻無一關心“怎樣為人”。可以說，天才與高管即為谷歌。
從魯賓到德拉蒙德再到萊萬多夫斯基，他們的崛起代表了谷歌對天才的基本審美。他們引發的爭議，則是谷歌執迷於此一審美的成本與代價。
對“天才”和“高管”這一精英層執迷的背後，是谷歌員工多元化的不足和薪酬水準的極大不平等。2014年至今，谷歌每年發布一次的“多元化報告”（Diversity Annual Report）顯示，谷歌全球員工中，男性佔主體，女性佔比僅25%；白人和亞裔佔比分別約60%和30%，非裔、西裔和其他種族的員工累計佔比不到10%。“白人+男性”成為谷歌員工的基本畫像，這在公司領導層中更為明顯。而在薪酬方面，近年來谷歌總裁桑德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年薪頻頻過億，而員工的薪水中位數則在20萬美金左右。
2017年4月，美國勞工部指控谷歌內部存在嚴重的“性別歧視”、“基於性別的系統性薪酬差異”和“性騷擾”問題，第一次將谷歌內部治理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並引發深度震蕩。這次震蕩與席卷全球的“Me too”運動一起，為去年底兩萬名谷歌員工因“魯賓事件”集體抗議埋下了引子。其中折射出的，是普通谷歌員工對公司內部居於金字塔尖的白人男性天才工程師精英階層的不滿。
“工會式”立場
對谷歌這樣一家在全球擁有10萬名員工的頂級跨國企業而言，其內部治理問題，除了可歸因於公司文化的長期作用外，往往還與外部環境尤其是美國政府密切相關。
谷歌與美國政府曾有過一段漫長的蜜月。“谷歌透明度計劃”（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透露，奧巴馬八年執政期內，共有258名來自谷歌或谷歌關聯公司的員工加盟奧巴馬政府，其中31人進入白宮，在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總統就業及競爭力委員會中擔任要職，15人加入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聯邦通訊委員會這兩大互聯網行業的核心監管機構；22名白宮官員則通過“旋轉門”到谷歌任職。
然而，2017年川普總統執政以來，隨著兩黨、白宮及國會在幾乎所有議題上的反覆角力，美國政治氣候的驟變，谷歌面臨的外部環境複雜化，其內部治理問題也因此進一步白熱化。而且，內外交困的處境也並非谷歌所獨有，而是整個矽谷的當下現狀。
近年來，針對谷歌、臉書、亞馬遜、蘋果等矽谷巨頭涉嫌“出賣用戶隱私”、“傳播虛假新聞”、“罔顧勞工權益”、“壟斷市場”的指控愈演愈烈。應該說，圍繞矽谷的角力中，各方對“監管矽谷”的目標設定大體一致，對“保護隱私”、“同工同權”、“反壟斷”等改革方向也無原則性偏差，但對“虛假新聞”的認知卻存在根本性分歧。
去年以來，川普多次抱怨說，用戶通過谷歌搜索有關他的新聞時，負面新聞往往蓋過正面報導，且推特也對其“限流”、降低其粉絲數量。據此，他認為矽谷“歧視保守主義”。今年4月，共和黨政治新星、參議員約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法案，要求谷歌等公司重新檢視、修正其內容審核中存在的“政治偏見”。7月，共和黨參議員泰德·科魯茲（Ted Cruz）和霍利聯名致信聯邦貿易委員會，要求後者審查谷歌、推特、臉書等公司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對保守派的歧視。8月，消息人士稱白宮將於近期頒布一部總統行政令，以解決大型互聯網平台歧視保守派的問題。
在川普看來，不利其本人及共和黨的新聞都涉嫌“歧視保守主義”，都是“假新聞”。但在民主黨眼中，“反移民”、“種族主義”、“白人至上”等“仇恨言論”才是最大的“假新聞”，聽之任之將加劇美國社會的極化，甚至可能引發槍擊案等極端事件。
兩黨圍繞“虛假新聞”的分歧，歸根結底還是關於“自由”與“保守”的“價值撕扯”。矽谷的為難在於，儘管有克林頓時代製訂的《傳播內容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條給予平台的“對用戶發布內容無需負責”的豁免，但若限制保守主義言論，則川普政府可動用聯邦貿易委員會、司法部等行政工具開展調查，還可通過將谷歌等公司排除在政府工程承包商名冊之外的方式予以利益製裁。而若放任極端保守主義理念與“仇恨言論”不管，除得罪國會民主黨人外，矽谷還將在類似德州埃爾帕索超市槍擊案之類極端事件中背負更大的罵名，其品牌價值將大打折扣，長遠看於商業價值不利。
從目前看，兩黨“價值之爭”這一當下最為顯著的外部因素，已經浸入到一些巨頭公司內部，惡化了這些公司的內部治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內部“反叛”。以谷歌為例，川普執政後，矽谷的保守主義抬頭，且聲勢日隆，這直接助長了谷歌員工詹姆士·德摩（James Damore）公然在內部平台“谷歌備忘錄”上發言稱“女性不適合科技企業”。此後，德摩雖遭開除，但谷歌“歧視保守派”的烙印也更深一層。
而與此同時，谷歌一方面被視為民主黨擁躉，另一方面其奉行男性精英主義、涉嫌性別歧視、大量使用“派遣製臨時工”、員工種族多樣性不足以及與國防軍工聯合體深度合作等行為，又非常“不民主黨”，這讓很多傾向自由派的基層員工對谷歌和民主黨都產生了疏離感。去年的大遊行似乎預示，谷歌員工放下了自由與保守之爭，轉而選擇了“保護普通員工權益、反白人高管精英”這一“工會式”的立場，此一選擇在未來或將深刻影響谷歌的組織形態。
外部壓力與內部“反叛”的疊加、合流及相互影響，已讓“谷歌光環”悄然褪去。作為矽谷的“老大哥”，“谷歌問題”實際上可說是“矽谷困境”的集中體現，奧巴馬時期矽谷的一派和諧已不複存在。川普政府正是以“虛假新聞”或“歧視保守主義”為切刀，在矽谷長期以來形成的“常識”之上割開了一道口子，他不僅成功動員了矽谷內部長期被掩蓋的保守派力量，也讓傳統上看似鐵板一塊的民主黨力量分化、騷動。
回歸“舊式民主”
重壓之下，谷歌近日發布了新的“員工社區指引”，禁止員工在工作場合探討政治。
實際上，早在去年抗議事件後，谷歌便在內部收緊了自由討論的口徑，多名參與組織抗議的核心員工“被辭職”。新版“員工準則”明確要求谷歌的同事之間不作不必要的政治爭論，不議論時事，也不要不適當地向其他人披露公司資料。明裡暗裡，這些新舉措顯然有一定的針對性。
隨著“矽谷困境”的白熱化，民主黨與矽谷的關係出現微妙轉折。儘管加州依然是民主黨的票倉，谷歌與矽谷還是多位民主黨2020總統參選人的重要金主，但不少民主黨議員已將自己與矽谷予以適度切割。今年4月，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接受科技類媒體Recode採訪時表示“矽谷寡頭自我監管的歲月是該結束了”，同時表態支持反壟斷。
佩洛西等民主黨建制派之外，伯納德·桑德斯、伊麗莎白·沃倫等民主黨“進步派”代表的主張則更為激烈。
沃倫自宣布參加2020年總統選舉以來，便將華爾街和矽谷作為自己的頭號目標，其對矽谷的核心訴求是反壟斷，具體方式是分拆臉書和谷歌。
桑德斯則於8月在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觀察》（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著文指出，谷歌、臉書等矽谷巨頭不僅壟斷了六成以上的廣告市場，還通過直接收購傳統媒體的方式，讓媒體的獨立性不複存在，“媒體之於民主”的重要意義已然淪喪。他表示，他若當選總統，將對矽谷發起反壟斷調查，給傳統媒體賦能以增加其和科技寡頭“集體談判”的能力，並對矽谷寡頭開征“廣告稅”，以此稅收來支持傳統媒體的發展。
民主黨之外，一些共和黨議員開出的“藥方”並無實質不同。今年6月，共和黨議員霍利在接受美國科技媒體《連線》採訪時說，矽谷經濟模式愈發“優步化”（平台、司機七三分成），行業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高管手中，普通勞動者並沒有同等地分享互聯網紅利。
學界人士一樣感同身受。8月30日，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甘尼許·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在英國《衛報》著文指出，一個多世紀之前，實業資本主義勃興之時， “改革家意識到，任何形式的經濟權力集中都將威脅自由和民主”，“集中的經濟權力不只對工人的日常生活構成壓製，更有可能令大企業和富人不再遵從於法治或者民主管理”。針對集中的經濟權力，當年改革家的建言指向三個層面：拆分經濟權力，通過監管加以約束，征稅。西塔拉曼對當下的建言則是“重新激活反壟斷法，形成更具競爭力的經濟”。
在今天的矽谷，“集中的經濟權力”、“大企業和富人不再遵從於法治或者民主管理”在谷歌和其他矽谷巨頭業中廣泛存在——事實上，如果這些不存在，去年底谷歌的兩萬人抗議遊行就不會發生。某種程度上，當下盛行的“虛擬資本主義”與一個多世紀前盛行的“實業資本主義”在本質上並無二致。
諷刺之處在於，當人們以為互聯網真的會“讓世界變平”的時候，距離互聯網最近的谷歌員工自己，卻選擇通過出走、舉牌抗議這樣的原始動作來實踐民主；而針對內部的“反叛”，一直強調自由表達的谷歌，卻通過頒布社區指引的方式來限制員工在辦公場所表達意見。
萊萬多夫斯基早年曾言，他一定要在矽谷掙到10億美金。目前看，他掙到10億美金的概率微乎其微了，但誰又能說他的10億美金夢，就不是知識精英對“集中的經濟權力”的一次失敗反抗？如果集天才與惡棍於一身的萊萬多夫斯基都無以撼動矽谷與華爾街共同編織的圍籠，自由如谷歌員工都無法從“互聯網民主”中汲取改革的可能，矽谷的改革出路，恐怕也只能回歸根植於“實業資本主義”的“舊式民主”。
圍繞矽谷的一切角力，其間固然充滿了選舉政治的考量，但不可否認的是，不歡迎川普的加州卻在川普任內見證了谷歌、臉書內部滿富民主價值的反思與騷動。在2020選季裡，當桑德斯糾集傳統媒體抗衡矽谷，當沃倫堅持“保障員工權益、拆分資本寡頭”，兩位老態龍鍾的民主黨人正在給矽谷精英展示“舊式民主”的力道。
這一“舊式民主”浪潮中，矽谷勾畫的“互聯網式的泡沫民主”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其在本質上隻對股東負責的“小”充分暴露。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又一次的“佔領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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