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秦朔
從走上媒體崗位、開始做經濟報導算起，今年是第33年，也是我覺得經濟的壓力感和挑戰性最大的時候。
這個結論似乎很“灰暗”，但請注意，我說的是壓力感，即人們的感受，而不是經濟發展水準本身。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和經濟成就放之世界也屬罕見。這是客觀的，也是基礎的事實。
那為什麽覺得如此之難？
通俗地說，就像爬山，爬得越高，越難。
如果看一下歐美日發達國家，不少人均GDP是中國的數倍，還會爆發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通脹危機等等，可見在任何經濟發展水準上，都會出現問題。水準低的時候有低的問題，水準高的時候有高的問題。不是說，經濟發展了就沒問題了，很可能是，發展水準高了問題更複雜。
比如，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準高，但負債率也不斷提高，其平均負債率遠高於新興經濟體。
一般想來，你比別人發達，負債應該少一些。實際恰恰相反，發達經濟體使用更多金融工具為自己融資，用於擴張投資，提前消費，保障福利，等等。因此負債率更高。到底該不該“印錢”？負債率有沒有邊界？問題很複雜。
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測算，截至2020年三季度，從政府負債率看，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為118.9%、97.2%和223.3%，發達經濟體整體政府負債率為118.6%，新興經濟體為59.3%，中國為60.9%。再從居民部門杠杆率來看，截至2021年末，澳大利亞、韓國、加拿大等杠杆率在100%以上，美國接近80%，發展中經濟體大多低於50%，中國為61.6%。
我舉債務的例子是想說明，當我們意識到經濟壓力的嚴峻時，也要明白，這是在經濟發展到達一定水準後的問題。雖然很苦，很難，但並不是倒退。中國總的經濟福祉比過去有很大提升，同時在近年來，在內外部諸多因素影響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必須正視，並深層次求解。
這樣想，我們在探討問題時就會平靜一些，而不是陷入無力感，不能自拔。
以下就從現象、成因、出路等方面，和朋友們分享最近的一些觀察和思考。
現象
上海從奧密克戎衝擊中恢復正常後，我已經去過七八個省市自治區，採訪了各類企業、官員，以及一些普通市民。高質量發展的突破比比皆是，而困難，也舉目可見。
因何而困？三重壓力，國際動蕩，疫情困擾，人所共知。但影響到底有多深多廣，還是要親自看到，才感同身受。
這周我在黑龍江黑河、齊齊哈爾一帶調研。黑河下轄的五大連池市，過去每天有7000多名俄羅斯人從對岸過來旅遊休閑，一年20萬人次，疫情後這筆收入就沒了。當地出現過少量陽性病例，為查出原因，連俄羅斯每天早上飛來的烏鴉也打下了一批，進行檢測。當地人說：“如果江上過來幾個走私的，睜隻眼閉隻眼也許就過去了，但疫情之下，一點問題都不能出，必須嚴防死守。”
疫情把中國每個地方都害了一遍，都害苦了。
這裡的黑土地正在收割玉米，很多是機械化作業，但有的地方的收割速度比原計劃慢一些，原因之一是上海的疫情時間長，物流停擺，導致進口農業機械和部分零配件滯留在上海，運不過來。你看，中國最北邊一塊玉米地的收成，也和上海的疫情相關。
我再次體會到，當每個地方嚴密封控的時候，不僅會卡自己的經濟，也會卡你不知道是哪個地方的經濟。
這是我們共同的痛，希望它早點過去。
在酷熱的重慶，我和一位出租司機交流，他是達州人，多年前到重慶開車，前兩年把戶口也落在這裡。他買了房子，90多平方，花了80多萬，現在每個月用公積金還2000多元。7月是他今年掙錢最多的一個月，除掉油費，淨掙七八千元，但之前因為疫情影響，一個月最少時只能淨掙兩三千元。一有疫情，客人就很少，而氣象熱，車裡一直要開空調，成本少不了。
出租司機指著外邊的店鋪：“也就早晚有點人，一天都空空蕩蕩。”然後他脫口而出了一句話，“人人都在熬”。由於靠一個人工作維持不了家計，他妻子也在打工。問他會不會生二胎，他說：“一個養得都不容易，我周圍沒有誰願生的，有的連一胎也不願生。”
這一段和很多行業的企業有交流，發現“行行都在卷”。
很多人覺得白酒好做，整個中國酒業市場9000億元規模，白酒佔了6000億。可是白酒企業告訴我，也就前面十幾二十家企業日子可以，五六年前中國規模以上白酒企業有1500家左右，現在已不到1000家。
國內乘用車自主品牌大概70家左右，我聽業內權威人士說，真正賺錢的只有幾家。新能源汽車是大熱點，增長迅速，但絕大部分企業還在虧損。
有個朋友做智慧城市方面的服務，他說，由於地方政府賣不出地，財政告急，發包給他們的項目收款很難，都是账面利潤。某一線城市的CBD所在區，連三四十萬元的項目都好久收不到錢。過去他們是行業龍頭，現在華為、騰訊這樣的公司也擠了進來。華為海外受阻，手機受限，所以卷到國內。還有一些從政府關聯機構轉製的國企也紛紛進入，市場變得更卷。唯一好的是銀行資金很寬鬆，可以靠貸款解決現金流。
華為也不容易，今年上半年利潤降到150億元左右。而2018年上半年是456億元。
當然有感到形勢很好的企業，如上遊做生產資料、新材料的。我問了幾家，從六七月開始，因為終端需求不足的傳導，他們也感到了增速下行的壓力。
消費龍頭一直被市場視為“穩定錨”，增速也在下台階。比如海天味業，上半年淨利潤增速僅為3%，創2014年上市以來新低。新消費品牌的困難，則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了，能保持增長的是很少一部分。
這裡就不舉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實例了。他們真的不容易，我接觸的幹部，絕大多數工作時間都超過996。
行行都在卷（企業），處處都作難（地方），人人都在熬（個人），這就是我對最近所見的總結。
成因
上述現象我相信大家都看得見。我們不可能當鴕鳥，把頭埋在土裡看不見。
這些現象的成因是什麽？
有國際因素，有疫情因素，有收縮性政策造成的“合成謬誤”，有市場主體在網上一波波“聲討資本家”的聲浪中的心灰意冷、去意闌珊，等等。不再贅述。
通過調研和交流，我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覺得當下的經濟壓力，根本原因可能是四個字：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導致競爭殘酷，所以誰都覺得日子不好過。
產能過剩不僅是企業和行業現象，也和GDP優先目標下的政府行為相關。多年來，各地政府非常努力地搞基建，建園區，拉項目，甚至自己搞風投和產業基金（如某市國資投資了“每日優鮮”，還有的國資要為本地公司到香港上市去托底），經濟一有下行壓力就逆周期調節。這都是要投入的。你也投，我也投，各地都在投，很多地方負債累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助長了龐大的產能同質化。產能過剩，就打價格戰，企業打的收入和納稅都達不到預期，這又導致政府稅源不足，只好進一步舉債，負債率越來越高。
搞市場經濟，就會面臨產能過剩和產能出清。但中國的產能出清相當困難，因為涉及維穩、面子、政績等問題，所以往往是用各種方法把出清的壓力往後推。
但不是所有雷都能在平靜中排走的，有的注定會爆。不明爆，就暗爆。
比如一個地方人口有限，人口外流，還要搞那麽大規模的城鎮化和房地產，財政就難以為繼。
厲以寧教授幾年前就指出，在城鎮化過程中，應以“人的城鎮化”為目標（注：這不僅是以人為本的意思，也是要根據人口規模發展的意思），而不能隻講街容街貌，馬路越寬越好，樓房越高越多越好，講鋪張，講排場，城市之間互相攀比，政府債務卻不予考慮。
曾任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的李鐵說，前些年開始推特色小鎮，我就提出了相對謹慎的意見，第一是要強調低成本，第二是特別擔心房地產化。但後來，我們搞了一大批特色小鎮，基本都是政府提出各種高標準要求，搞基建，搞公共服務設施，還不能有一點汙染。“一些政府官員陷入了一個誤區，就是把這些小鎮也按照大城市的標準來提要求，忘記了我們還有好幾億的中低收入人口，要通過一個相對低成本的方式來創造就業空間。很多創業者、打工者到這裡，要吃喝拉撒，所以消費不能太貴，房價、租金更不能太高。不要老站在政府的思維模式上考慮問題，想著怎麽打造樣板。”
現在不少地方出現了公職人員發薪難，本質就是支出規模太大，而相應的財源不足。
林毅夫教授曾提出“自生能力”的概念。其定義是：一個處於開放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準的企業，無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補助就可以預期獲得一個社會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潤水準的能力。
其實政府也有一個自生能力問題，就是在投入的時候要算账，要考慮產出的價值和效率，對擴張要有節製、控制。
當然，“過剩”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對消費者是有益處的，對企業的競爭力也有錘煉磨礪作用，所以有一種說法，“在中國市場不被卷輸，在國際市場就能卷贏”。但普遍過剩，以及很多企業和政府的“自生能力”不足，就會導致大家雖然很努力，很辛苦，但越來越像逆水行舟。對個人來說，因為賺錢不易，好工作難保，自然就會多儲蓄，早還貸，少消費，少借貸。
前一段我聽說智能手機的換機時間是20多個月，這次聽黑龍江最大的手機連鎖服務商說要36個月了。智能手機廠商的日子一定不好過。小米集團上半年的淨利潤為8億元，去年同期為160億。
所以我總的看法是，當下中國經濟的壓力之源，在於較為普遍的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有效需求不足又和人口因素高度相關。
需求主要看投資和消費。從投資看，傳統基建乾得差不多了，再要大乾，要面對資金籌措和投資效率問題；製造業投資，強度已經很高；房地產，目前處於偏癱，復甦需要時間。
再看消費，受可支配收入增長有限、就業壓力增大以及社會保障水準有待提高等因素影響，難免增長乏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周期，也受總體約束條件和經濟規律的製約，這就是現象背後的本質。
和解
情況就是這樣。說實話，誰都沒有能快速起效的藥方。
我問自己，是不是我們不夠努力？不是，我們的市場主體和公務員隊伍都是世界最勤奮的之一。
我問自己，是不是企業的素質、核心競爭力、創新能力沒有提高？不是，我們的企業家在幾乎所有他們進入的行業，和國際同行比，相對表現都更好。
那麽，是不是我們的工作、生活狀態更差了？對失業、降薪、被裁員者，確實如此。但多數人的狀況並不是下降，還是在大致同一水準上。比如那位重慶司機，他說他不會再回達州了，就在重慶生活下去。實際上他已經完成了市民化轉型，生活比過去改善了很多。只是疫情以及經濟不景氣，讓他有煎熬感。如果沒有疫情，一個月淨收入七八千元，還是不錯的。
那麽，是不是營商環境越變越差了？應該說，營商環境還要改善，市場主體的預期還要穩定，“兩個毫不動搖”還要在實踐中真正做到毫不動搖，但對於踏踏實實做實體經濟、一直堅持生產性創新的企業家來說，政府非常支持，方方面面非常配合，禮遇也很高。
最近我在齊齊哈爾就聽說，今年5月18日，齊齊哈爾市委、市政府表彰經濟發展突出貢獻企業，中國一重集團董事長劉明忠和中國飛鶴董事長冷友斌被授予“齊齊哈爾市功勳企業家”榮譽稱號。在表彰儀式上，身材高大的市委書記王剛給他們頒獎時，突然向他們深鞠一躬。這個完全自發的動作充分表達了政府對企業家的尊重和敬意。王剛還提議，將5月18日作為齊齊哈爾“企業家日”，以一座城市的名義向企業家致敬。
想到和看到這些之後，我對當下的經濟壓力與困難，有一個新的理解——
過去幾十年的大乾快上，讓我們獲得了一種“超前繁榮”，同時也有很多透支，有很多低效、不經濟、負債驅動的投入與過剩，這種“過快+過剩”的發展模式，現在要交學費了。
“超前繁榮”“過快發展”，主要表現為城市面貌和基礎設施的飛躍，也表現為靠負債率的提高驅動投資和消費。凡有過中外比較的人，大都承認中國的基建和城市面貌遠超很多發達國家，中國年輕人的消費也很進取，月光族、借貸族普遍存在。要不要這麽超前？可以爭論，但“超前繁榮”畢竟是我們每天都在享用的資產和狀態。只是習以為常了，一有波動就覺得不正常。
想到這裡，我覺得我和中國經濟之間實現了一次和解，我釋然了不少。
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中國經濟為什麽這麽難？責任在誰？
現在想的是，雖然行行都在卷，處處都作難，人人都在熬，但彼此無需怨，因為我們都是過去發展的受益者，已經在“超前繁榮”中“賺”了若乾年。
我把這些思考和一些企業界的朋友交流，說我是不是太阿Q了？
沒想到他們基本都認可，認為當下問題的症結，其實是大周期的問題。比如現在每年新出生嬰兒比五六年前少一半，你非要母嬰相關企業每年還要兩位數增長，那就難於上青天。
誰都希望繁榮，但一直向斜上方前進的繁榮，不間歇的繁榮，不可能存在。螺旋式上升才是一般規律。
如果對中國過去的繁榮進行分類，最需要的是理性的繁榮，建基於生產線創新的繁榮，這也是最能持續的繁榮。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製造的龍頭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他們也是中國經濟基本面韌性的基石；
我們也已經擁有了不少“超前繁榮”，的確應該適度，應該反思和調整，但也無需過度苛責自己。畢竟在以發達國家為坐標的追趕型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對那些表象的、物化的力量曾經過於追捧和投入，透支也不少，這是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趕超衝動所決定的。同時，大量基礎設施資產都在那裡，在發揮作用；
最後，堅決要反對的是“虛假繁榮”，比如P2P那樣的“繁榮”，某些房地產企業和金融企業高杠杆無度擴張的“繁榮”。靠這種“繁榮”造就的“巨人”一個個在垮塌，給利益相關方造成嚴重影響，並構成經濟不景氣的重要觸發點。他們的罪與罰，責任理應自負。當然，政府也要反思，在這些具有相當破壞性的“巨人”的野蠻生長中，為什麽沒有及早預警？
看到這裡，有人或許會質疑：照你這樣說，一切都是合理的？
不是的。我也看到很多不合理，為此長期呼籲企業家精神，呼籲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呼籲人的全面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深層動力，呼籲開放。我最擔心的是資源配置的非市場化，因為這樣的話，效率很低，創新很差；我也擔心對那些真正有自生能力和價值創造能力的市場主體的不公平對待和隨意裁量；我還擔心，改革還在路上，開放不能停頓，而我們已經驕傲自滿，甚至無知地目空一切，那就是真正的災難之始。
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中國經濟的問題不能采取簡單歸因的方法，也不能因為有嚴峻問題而忘記這是在哪個發展階段出現的問題，唯此我們才能拓寬思考空間，找尋最大公約數，凝聚力量，共同探索解決之道。
出路
周期性、外部性、結構性等問題的交織，注定了這一次中國經濟要走出時艱，不容易。
疫情是很多問題的導火索，但沒有疫情，我相信有些問題也會發生。
任何發展都有一些無法逾越的宏觀約束條件，比如國際市場就這麽大（受製於全球各國發展水準），中國製造太一枝獨秀，就會受到各種約束與限制。
既然如此，我們的信心又在哪裡？出路又在哪裡？
我的信心在於，14億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1.5億市場主體的勤勞智慧，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是魔幻三俠的存在。不會改變，也不能改變。只能向上、向前。
貝恩公司最近針對跨國公司發布了一份報告，題目是《中國：仍是你的“第二母國市場”》，三個主要觀點是：中國仍是你的最佳消費者故事；中國是不斷被探索的全球最佳學習場所；新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促使跨國公司必須用新方法贏在中國。
中國確實在發生一些變化，但離開中國，也就放棄了21世紀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商業機會之一。
具體來說，出路是什麽？
從需求端來說，要努力提升和釋放有效需求。如農民工的城市化，城市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水準的提高，多為人民造飯碗，等等。要更加注重“裡子”而不是“面子”。經濟要長治久安，不僅取決於在長板的地方做得有多好，更取決於在短板的地方能否真正提升。
此外，就是要堅定不移，以開放態度融入世界，打造對中國更具包容性的國際市場環境。這至關緊要。疫情近三年，中國經濟的一大亮點就是出口。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國際經貿環境，外需開始收縮，那就真的非常麻煩。
從供給端來說，我有以下幾點思考。
一是要讓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在高質量發展中創造高價值，實現現代化轉型升級。
蘋果公司的市值比中國所有互聯網大公司的總和還要多很多，這就是高價值。在中國，無論是製造業升級還是農業現代化，都需要通過企業家的創新，創出更高的價值。
最近我在黑河、齊齊哈爾調研農牧業發展，看到飛鶴集團的現代化、產業化興農富農的成功探索，例如采取全產業鏈模式，和當地農業合作社對接，種植優質玉米品種，通過深加工，進入終端市場。這裡有黑土地，但從土地資源到建立終端品牌（如“北緯47度”鮮食玉米），沒有企業家的創新絕無可能。一旦通過創新創出巨大的增量價值，各個環節都能增收，整盤棋就活了。
二是政府側的投入、投資要好好算账，不是越高大上越好，而要講究投入產出的合理性，追求合宜發展、差異化發展、集約發展、競合發展。政府還要特別注意一個傾向，即越來越多人和機構希望“公務員化”“機關事業化”，他們當然都有充足的、正確的理由，但這絕不是一個好現象。
三是要堅定不移推動創新。國際經濟學界有一種看法，當今全球經濟的困局，主要是因為從事知識生產的國家少，而在知識擴散中“搭便車”、將知識轉化為生產的國家多，這導致全球知識創新缺乏後勁，而進行知識轉化的參與者多，這些產業容易供給過剩。要解決這一問題，那些從先進國家的知識中受益的後發經濟體，要逐步承擔更多的基礎研究支出責任，從而促進世界加速技術進步，找到新出路，提高新產品的創造能力。中國在這方面責無旁貸。
四是要創造有利於開放和價值創造的生態環境，特別是教育、文化、輿論等等。
五是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無論雙碳問題還是房地產，由於牽連到中國製造和經濟支柱，在進行調整時一定要實事求是。現在很多地方言必稱芯片、生物醫藥等高精尖，須知高科技的就業帶動性往往是有限的，且風險很高，更適合多層次資本市場來支撐。14億人口大國的就業，需要大量普通的人間煙火，這是主體。經濟結構要平衡，產業之間的資源配置也不能太偏頗和失衡。
六是要循序漸進推動共同富裕和互助經濟。共同富裕一定要人人參與，人人奮鬥，然後才能人人分享。
這篇文章在黑河動筆，在齊齊哈爾寫完。在黑河，我聽不少人講到一江之隔中俄的對比。
俄羅斯的自然資源實在太豐富了，最早時俄電1度只要0.19元人民幣，俄羅斯的土地流轉，最便宜的一畝只要一二十塊錢，且土地肥力強，不用施化肥。相比起來，我們主要靠人力，但現在我們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勝對岸。
我們沒有特別好的資源，只能苦乾、巧乾、堅持乾、創新乾、團結起來一起乾。把這種精神激發起來，護佑起來，也許用不了太長時間，很多當下覺得無解的問題，可能都會迎刃而解。
路是走出來的。用有力代替無力，用有為代替無為，用無畏代替逃避，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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