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紹君
郎紹君
1939年生於河北定州。1961年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並留校任教。1978年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1981至今，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任近現代美術研究室主任。長於中國美術史與藝術評論。曾應邀到日本、美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國家地區及國內諸多大學、藝術院校或美術館講學。 著有《論現代中國美術》《重建中國精英藝術》《現代中國畫論集》《郎紹君美術論評》《20世紀中國畫家》等。另有關於中國古代、近現代美術的論文、評論、序跋約百餘萬字發表。
作為中國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中國畫有著廣泛的閱聽人，進入當代的中國畫在創作和精神上得到更大的解放和自由，而隨之而來的，關於中國畫的變革和創新也激起了熱烈的討論。就此，本報記者採訪了著名美術批評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在他看來，多元化發展使中國畫有無限生機，但也使它的面目不像以前那麽清晰和肯定，其前景還有待洞察和把握。不過，他提醒在當前追名逐利的浮躁環境下，畫家更應警惕“高原停頓”，避免“藝術自毀”。
無限生機與現實困惑
問：“85新潮”時期有個觀點驚世駭俗，認為“中國畫走入窮途末路”，您怎麽看這個觀點？
郎紹君：這是當時的年輕批評家李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觀點，這個帶有極端意味觀點的出現，標誌著新時期之初，青年理論家直言不諱的批評精神的復活，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畫革新的焦慮和期望。對中國畫“危機”的表述，點燃了關於中國畫現狀與前景的大討論。我一向的看法是，這種衝破時俗的自由批評精神，打破了只會頌揚、不敢講真話的風氣，但不讚成“窮途末路說”本身。
在我看來， 新時期的畫家進入更開放的環境，獲得了更大的創作自由，個性得到很大解放，凡事都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方法去衡量的時代結束了，統一意識形態的束縛大大鬆綁，中國畫有了趨於繁榮的前提。
中國畫面臨的新的社會情境：一是伴隨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藝術多元化不可避免；二是發端於西方的“當代藝術”作為強勢文化，在中國得到了快速響應與傳播；三是藝術市場的複興，給美術創作帶來有力的刺激。不過，趨於多元的中國畫，其前景如何，還有待我們洞察和把握。
問：那麽，您覺得中國畫是否有危機？
郎紹君：中國畫的內容、風格、樣式、材料和技巧越來越多樣，借鑒西方藝術、追求個性的潮流越來越強勢，這既促進了中國畫的新變，也使它的邊界趨於模糊。可以說，生機與困惑並存。如何理解本土藝術的現代化，如何處理本土藝術和外來文化的關係、傳統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是中國藝術界的一件大事情。
“新水墨”有待時間檢驗
問：為了追求中國畫的現代性，畫家進行了各種嘗試，您怎麽評價這些“新水墨”？
郎紹君：中國畫的新變被稱作“新水墨”，是一種語言上的方便，以“70後”、“80後”、“90後”為中堅的年輕畫家，敏於時代感應，吸收新的觀念，嘗試新的形式，諸如變形的、抽象的、觀念的、奇幻的，努力賦予中國畫新面貌和新的表現力，這是中國畫發展的必然，是好事。“新水墨”沒有一定的格式，但都使用水墨材料，保留一定的水墨特點，和傳統中國畫有不同程度的連接，應當充分肯定這一大趨勢。
問：在今年秋拍上，新水墨畫家徐累的《霓石》成交價為1840萬元，達到了千萬元的級別，這是否說明當代“新水墨”的嘗試已獲藝術界肯定？
郎紹君：拍賣的指數與藝術的品質有一定關係，但它體現的主要是市場價值，而不是衡量藝術價值、美術史價值的標準。徐累作品的拍賣也是如此。說到底，市場是一種資本運作，參與運作的各方都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市場難免有各式各樣的炒作，出現混淆優劣與真偽的事情。一般說來，那些進入歷史的、有定論的藝術家的市場價值，會較多反映藝術價值，反之則差一些。一個“新水墨”畫家的市場價提高了，有多方面原因，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當代“新水墨”的藝術價值，需要具體分析。
問：那麽現在進行“新水墨”創作的畫家中，您比較肯定的是哪些畫家的作品？
郎紹君：批評家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偏愛選擇，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性的態度和具體深入的藝術分析。你說的“新水墨”畫家大多年輕、敏感、沒有框框，他們有探索性和新意，評論界和市場重視他們，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在美術史上站住腳，需要時間的檢驗。
人物畫進步巨大 寫意畫難有超越
問：近年來，有批評家談到，當年徐悲鴻用素描和寫實的方法改良中國畫，其實傷害到中國畫的發展，假設當時林風眠這條創作路線得到重視的話，也許不一樣，您怎麽看這個觀點？
郎紹君：徐悲鴻引入和提倡寫實繪畫，重視學生的素描學習，對於中國畫的發展有得有失。寫實傳統的傳播，提高了幾代畫家的造型能力，最受益的是人物畫。可以說，20世紀中國畫，最大的收獲是人物畫的巨大進步。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徐悲鴻是推行寫實藝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中國接受寫實主義是一個時代性的選擇，不是哪一個人的選擇。林風眠是另一類典型，即引入西方近現代藝術傳統，提倡表現性的繪畫。徐、林兩個人代表的是兩種傳統、兩種借鑒方法和兩類風格。他們各有各的價值，也各有各的局限，在我看來，兩條路都走得通，都有發揚光大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徐悲鴻還是林風眠，以及他們的某些後繼者，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看法，都曾受到激進主義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虛無主義態度，吳冠中更是典型的例子。當然，這要聯繫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情境去認識，做慎重的學術清理。
問：對於今年的全國美展，很多人會覺得工筆、寫實的作品多、水準高，寫意的作品少、水準一般。這個現象是因為中國畫注重寫實教育導致的，還是有其他原因？
郎紹君：這與全國美展的評選機制、評選標準有關。因為參選畫家多，入選作品有限，所以經驗告訴他們，相對工細精致的、大尺幅的作品容易得到肯定。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學院教育重視寫實能力的培養，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培養方法，而寫意能力的提高要難得多，需要深厚的傳統功夫，也需要相對出色的才情。在市場和媒體稱雄的社會，年輕畫家都希望快出名、早出名，耐不住寂寞，寫意畫難以有超越性進步，是自然現象。
問：您曾說當今中國畫處在“沒有大師的時代”，原因是什麽？
郎紹君：這是上世紀末說的話，我現在仍堅持這樣的看法。近百年激進的反傳統浪潮一波接一波，中國畫借鑒西畫以改造自身的探索出現偏頗，政治對藝術的乾預過多，藝術市場的長期中斷，市場複興過程中的失范，中國畫教育與傳統的長期脫節，以及資訊時代新的社會文化情境的變異等，都與這一現象有關。當代有才能的中青年畫家很多，但在精神、學養、形式、技巧、人格修煉以及繼承與創新方面取得大成就者還太少。不甘寂寞，爭相炒作，把利益看得太重，導致畫家們“高原停頓”和“藝術自毀”。
無原則吹捧令批評變庸俗炒作
問：有人說，現在的批評家不獨立，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郎紹君：其實，比起“文革”期間和“文革”前，現在的批評家獨立多了。但比起上世紀80年代，獨立性又有所不及。總的來看，如今的批評界從事美術批評的人不少，分工也更加明確；批評刊物很多；不乏才華橫溢的年輕批評家，舉辦了諸多有影響的專題展覽，主持了很多有學術品質的研討會，出版了不少有見解的著作；存在的問題是，還缺乏有扎實學術功底的批評，缺乏真正熟悉中國畫、諳熟畫史、畫論又深知現狀的批評。現在有太多庸俗的市場刊物、市場批評，其無原則的吹捧，把批評變成庸俗炒作，把抄襲當作家常飯。我這裡說的是“庸俗的市場批評”，不是指所有的市場刊物和為市場寫作的批評。有把市場之需與學術追求恰當結合起來的批評，把學術品質放在首位而不被利益目的綁架的批評，這是收藏家之需、畫家之需、學者之需，要敢於肯定和支持這樣的批評。
問：這樣的批評現狀，對於藝術創作會產生什麽影響？
郎紹君：現在批評家的作用不如市場的作用大，沒有多少人願意去聽批評家的話，也沒有多少畫家會認真去看批評文章，大家都忙著掙錢呢。如果要說不好的影響，就是那些庸俗的市場批評會推薦一些並不是那麽好的作品，令一些沒有水準的作品充斥市場，令人們對藝術認識更加混亂。
文章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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