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庸在武俠小說中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過：“我的婚姻不理想，我離了好多次婚。”
在紙上“笑傲江湖”的背後，金庸的婚姻曾兩次破裂，心愛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這於他來說，也是一生的心痛。
01
杜冶芬：雙木成林的幸福生活
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專欄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杜家父親在上海行醫，母親喜歡清靜，用八根金條在杭州買了所庭院，平時與女兒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則跟著父親在上海上學，假期才來杭州。
一天，金庸編的“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有這樣一個問題：“買鴨子時需要什麽特徵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頸部堅挺結實表示鮮活，羽毛豐盛濃厚，必定肥瘦均勻。”少年杜冶秋不以為然，寫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說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說鴨子的羽毛一定要濃密才好吃，那麽請問，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怎麽竟那麽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閣下所言甚是，想來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頗想能得見一面，親談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歡迎光臨。”
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這個戲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身“抗敵演劇九隊”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響，人們爭相觀看，《東南日報》除一般報導外，還花了不少篇幅進行宣傳。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金庸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樂意，寫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見，她的答覆是短期可以，時間長了不行。後來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隻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兩次杭州。當時許君遠要他寫一篇《我怎樣決定到香港》，在《大公園地》上發表，同事李君維甚至預先給他起好了題目，就叫《杭州別鳳記》，還畫好了兩個小報頭。他說：“一看報頭如此之美，題目又如此之豔，文章也嚇著不敢出來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飛機。臨別前交代他一句話：“我們每人每天做禱告一次，不要忘了說，但願你早日回到上海。”飛機是30日早晨起飛的，“本來預定計劃4月1日辦一件有關終身大事而並非終身大事的事，於是一切只好‘半年後再說’”。
據說，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
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報》《新晚報》時的老同事、上司羅孚記得，他們那時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廳，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給這位杜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杜冶秋說，“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金庸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羅孚說杜冶芬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麽，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說：“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金庸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淚光地說：“是她背叛了我。”
有記者問羅孚，金庸在接受採訪時說是太太背叛他，是怎麽回事？羅孚回答：“他是這樣講，我們當時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認是個感情重於理性的人，他對記者說：“年青時，喜歡一個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適，或者沒機會，也照追可也。”“現在不怕講，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還說：“我是離過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愛我，我很愛她。但事後離了婚，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後變故，大家沒辦法知道。”
他們沒有子女。杜冶秋回憶：“有些報紙說查、杜分離是因為查欲求職‘外交官’遭妻子反對，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實際上是無稽之談。”杜冶秋認為，“後來離婚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愛尚且存在不足’”。
備注：1953年，金庸與杜冶芬離異，婚姻維持5年，無子女。
02
朱玫：《明報》初創，共患難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乾，懂英語，比他年輕十一歲。兩人相戀時，金庸還在《大公報》。當時的同事高學逵的小孩子高潔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報館同人郊遊沙田“麗園”，目睹這位“查叔叔”帶了一位文靜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橋畔，相依相偎。我們還是頭一次見識什麽叫熱戀呢。”
1956年5月1日，他們在香港美麗華酒店舉行婚禮。當時金庸還在《大公報》工作，並以“林歡”等筆名寫影評、電影劇本。很多新聞界、電影界的人到場祝賀，包括《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電影演員陳思思、張錚、喬莊等。《長城畫報》刊登了他們的結婚消息。
他們在半山纜車徑（現在的堅尼道）2號租房居住，房東就是後來在《明報》寫專欄的簡而清。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金庸創辦《明報》，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還有一杯咖啡兩個人分享等故事。那確實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相濡以沫的歷史。《明報月刊》初創時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個不停，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
1968年的《明報》編輯會議記錄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時稱“查社長夫婦”，有時稱“查社長、查太”。
《華人夜報》創刊，朱玫擔任社長，之後還是《明報晚報》的採訪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報》十周年報慶，在文華酒店舉行宴會，她身著玫瑰紅的禮服，燙頭髮，滿有精神地與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賓。
在合影時，他們夫婦和沈寶新夫婦坐在一起，一對小兒女傳俠和傳詩蹲在他們前面，一個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周年，金庸寫下《“明月”十年共此時》，回憶“明月”初創，“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裡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筆下充滿溫情。此時，《明報》已穩居香港大報地位，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朱玫很能乾，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
“十元小費”結束了一段曾同患難的婚姻，締結了另一段共富貴的姻緣。
當時《明報》的社址，是設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報館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間餐廳飲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這間餐廳就在北角“麗池”附近，金庸每日都會“到此一遊”，是餐廳的熟客兼老主顧。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這間餐廳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輕貌美的女侍應趨前，問他是不是金庸，他說是，大家就閑聊了數句。結账時，金庸額外給這位女侍應十元小費。這位女侍應當然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物價，十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女侍應立即截住金庸，要將十元還給他。
女侍應說，金庸是文人，靠寫稿維生，賺錢是相當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費，她一定不會要。金庸聽罷，滿心歡喜，因為想不到這位女侍應年紀輕輕，卻說出這番話來。之後他們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這十元小費，影響力這麽驚人，不但締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緣、另一段婚姻，亦改變了金庸與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朱玫最初還蒙在鼓裡，後來卻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發現丈夫有外遇。金庸習慣每晚返《明報》寫社評，但有段時間卻甚少出現在報館，只是叫一位後生將他寫好的稿送去《明報》編輯部。
朱玫發現此事，就追問這位後生去哪裡取稿。後生見無法隱瞞，便和盤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馬地取稿。於是朱玫叫這名後生帶她去跑馬地，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
當然，這段婚姻亦出現了危機，挽救不了，離婚似乎是最後要走的路。有傳說指是金庸主動提出離婚，但朱玫也提出兩大離婚條件，才肯答應跟金庸離婚：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二是該女侍應要去扎輸卵管，才可與金庸結婚。
朱玫要這位女侍應扎輸卵管，是為她的孩子著想。因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數名子女，若女侍應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會被忽視，所以金庸與女侍應一定不能有孩子。據說金庸答應了這兩個條件，之後便與朱玫正式離婚。
這些傳說或許無法得到確證，離婚的原因也很複雜，離婚則是事實。羅孚說：“朱玫協助他創業，盡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乾，幫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麽回事，我們就不是很清楚。”
“他與朱玫離婚，得不到好朋友們的諒解。”林燕妮說朱玫“也屬性剛之人”，《明報周刊》總編輯雷偉坡結婚，在郊外舉行婚禮，她也到場祝賀。
金庸問：“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隻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獨和淒涼中度過後半生，有時會到英國去住，據說那裡有她的親戚。1995年前後有人看見她在港島銅鑼灣的街邊賣手袋。有人告訴金庸，他表示不至於。
他說：“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幫助她，她拒絕，她不願意見我，我通過叫兒子去照顧她，她也不願意見到，她情願獨立。”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癆菌擴散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享年63歲，身後還有相當多的財產留給了三個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證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兒女，而是醫院的員工，晚境之淒涼令人唏噓，與金庸晚年的風光更是構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後，金庸說，如果可以補救的話，他希望可以對親人好一些，對朋友好一些。
03
阿May：失意邂逅的女侍應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他們倆是在扎角麗池一間酒店裡擦出愛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時是那家酒店的侍應。那天，金庸剛與第二任妻子吵過一架，正失意至極，就到那家酒店悶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請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見鍾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這就對不起朱玫了，再離婚，再結婚，並送小嬌妻到澳洲留學。
據《明報》女編輯歐陽碧回憶，1986年她進入《明報》工作，做過一年多報紙檢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樓給金庸送報告，有一天秘書小姐告訴她：“查太來了，跟查先生在裡面。”接著，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輕漂亮的女子出來，她禮貌地稱呼：“查太……”金庸馬上笑眯眯地說：“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這是她們第一次見面，那時阿May未滿30歲。
在歐陽碧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沒有老闆太太那種驕橫和頤指氣使。有一次她到七樓的老闆辦公室，阿May也在，兩人正在談論去英國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這時阿May竟跟她說：“我說去倫敦應該去看看朱玫，他不願意。人家其實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麽想的。”口氣中帶著一些埋怨。現任妻子不滿丈夫不去看前妻，這樣的事歐陽碧還是第一次見識。她認為這只能說明阿May性格爽朗，毫無心機。
有記者問及金庸和第三任太太林樂怡“怎樣維系良好的夫妻關係”，他坦言：“也沒什麽。平時她什麽都很遷就我，到她發脾氣時，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關係不算特別成功，又不算很失敗，和普通夫妻一樣啦。”
金庸對陶傑（曹捷）也說過：“夫妻之間是生活溝通，而不是思想研討。想避免衝突，就少說為妙。夫妻之間不一定要興趣相投，而是雙方留點兒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太空。”
問他如何經營“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著說：“雖然例子不多，但還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飲食，不準他吃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飲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來裝飾，美輪美奐，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裡。
金庸寫了無數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兒女的傳奇故事，生活中，金大俠的兒女的情況又如何呢？
有記者曾連線採訪金庸的發言人潘耀明。潘耀明以金庸老朋友身份介紹，金庸共有四個子女，兩男兩女。長子查傳俠，次子查傳倜，長女查傳詩，次女查傳訥，都是金先生與前妻朱玫所生。儘管金先生是享譽華人世界的大作家，但他的四個兒女，沒有一個子承父業的。
長子為情自縊
金庸對大兒子查傳俠特別鍾愛。在金庸耳濡目染影響下，查傳俠11歲就開始發表文章，為了培養查傳俠，金庸將他送到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
但金庸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發生了！他鍾愛的大兒子查傳俠於1976年10月因與女友吵架，一時想不開，便自縊身亡。
查傳俠去世時才19歲，這是金庸心中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痛。
2004年9月，金庸曾痛苦地回憶：“我記得接到大兒子在美國過世的消息後，好灰心，好難過；但那天還要繼續在報館寫社評，一面寫就一面流淚，一直都很傷心，還是要寫。”
潘耀明介紹，後來，金庸親自把兒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
次子是個美食家
潘耀明介紹，金庸的二兒子叫查傳倜，長得酷似金庸，比父親胖一些。查傳倜曾在潘先生的手下工作，負責父親書籍的出版工作，認真負責。
因為對川菜、粵菜、印度菜、法國菜很有研究，查傳倜師承以美食為本的著名美食家蔡瀾，目前在深圳一家高級酒樓當美食指導。潘耀明講了一個小故事，金庸最喜愛吃川菜東坡肘子，為了孝敬父親，查傳倜嘗遍了香港的東坡肉，一旦找到有香味四溢、入口即化的東坡肘子的好菜館，查傳倜便帶著父親一起去品嚐。
查傳倜也曾開過私房菜館。據香港媒體報導，體態圓渾及光頭的查傳倜不靠父蔭，愛“我行我素”，曾坦言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讀書成績平平。他表示：“小時候，兄長成績優秀，深得師長歡心，我就非常頑皮，要被教務處處罰。”精於管理的查傳倜，原來在英國上學時選讀會計，曾做了近十年會計工作，後來轉到出版社做事，但最念念不忘的還是吃。
查傳倜為報紙雜誌寫食評，自號“八袋弟子”，所謂“八袋”是指柴、米、油、鹽、醬、醋、茶和酒，以示好的菜色都與它們分不開。
兩個女兒都很有才
潘耀明介紹，金庸兩個女兒都很有才。但長女名叫查傳詩，極少公開露面，在家相夫教子，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查傳詩的夫婿趙國安，很有才氣，先後任過記者、報社副總編輯，現在內地一家財經電台當總監。
當初，金庸《神雕俠侶》中的“小龍女”一名曾經是屬於他的大女兒查傳詩的，金庸以“小聾女”稱呼她。
貌美聰穎的傳詩5歲時，金庸帶著妻子兒女到新加坡躲避政治風波，奔波中，傳詩著涼高燒不退，一家小醫院醫生給她打了一針慶大霉素，導致雙耳失聰。1982年3月，金庸將傳詩送到加拿大多倫多市的約克大學就讀。傳詩以優異的成績結束學業，回到香港不久後到《明報》工作，在廣告部當了一名職員。
查傳訥是金庸最疼愛的小女兒，她12歲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可惜入門兩年後師父便辭世了，從此她開始自學，2007年前學習中國畫，以後才開始學油畫。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查傳訥曾經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為四川災區籌款。
但查傳訥一直很回避自己是金庸女兒的身份，對此，她解釋說：“我的娘親生前叮囑萬遍，不可以對外張揚自己的父親是誰，別人知道了不用再加以強調。當你們都長大成人了，可以為查家光宗耀祖之時，就不用避忌了。‘人貴乎有自知之明，一定要腳踏實地做人。’這是娘親對我最大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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