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

　　 父親在與病魔抗爭了20多年後，帶著對生活的無限眷戀離開了，享年81周歲。在他停止心跳的瞬間、在最後的告別儀式上、在一捧捧把他的骨灰灑入大海時候，我沒有一滴眼淚，說不出一句話，那種來自內心深處的痛和懷念讓我欲哭無淚，無以言表。

　　 人們都說時間可以讓人忘懷，可關於父親的那些記憶卻在我腦海裡日漸清晰，所以我決定寫出來，一方面或許可以使自己釋懷，另一方面也想讓後代了解自己的前輩。無論走到哪，每逢年節，可以沒有儀式。但我們至少要在心裡祭奠先人，心懷感激，即便他們很平凡甚至卑微。

　　 年齡不同，父親在我眼裡是不同的。我已記不清自己兒時父親的模樣了，隻記得他是我的保護神和玩伴兒。那時候我犯了錯誤，只要他在家我就不會挨打；我大便乾燥，拉不出屎來，他會想各種辦法，甚至用小木棍兒幫我扣；我經常坐在地上玩兒，難免感染寄生蟲，晚上癢得睡不著，他半夜起來給我清洗，不嫌棄也不會訓斥；我常常會起一身帶水泡的紅疙瘩，醫生也說不明白原因，每次都是他耐心地用消過毒的針把水泡輕輕挑破，擠出毒水，再擦點藥，兩三天就好了，從沒感染過。他休班的時候會帶我和哥哥去郊區的小河邊玩兒，用罐頭瓶裝幾條小魚回來，還會帶我們去縣城唯一的“景區”--革命烈士陵園看看。他在後院給我們種向日葵，給我和哥哥講孫悟空的故事。那時沒什麽玩具，除了娃娃和萬花筒，他時不時會給我變出一隻氣球，但都是白色的，而且隻讓我在家裡著玩兒，我成年後才意識到那是什麽東西。我一直在部隊的幼兒園接受學齡前教育，老師、阿姨對我格外照顧，可我記事起父親就已不再是軍人，我只知道他在火車站上班，而且倒三班。殘存的記憶中還有一件事就是冬天的時候，父親下早班得晚上8點多到家，我一定要堅持到他回來才肯睡覺，因為他常常會從站前“投機倒把”的小販那兒給我買一毛錢炒花生，那花生真香，隔著厚厚的棉布衣兜都聞得著。這些記憶的碎片是我童年的縮影，現在想來那麽溫馨。

　　 少年時期，父親在我眼裡又多了一個角色--學習的好幫手，只是後來我不再信服他了。我要上小學前的幾個月，我們全家由縣城搬到了一個海濱小城，暫住在鐵路貨場附近一個地道的大雜院中，全家擠在一間石棉瓦頂的廂房裡，父親是火車站貨場的貨運員，媽媽是鄰近的小站的售票員，都倒三班。我在就近的職工子弟學校入了學。我記不起來自己怎麽當上的班長了，那是我學生時代最風光的三年，現在想來都是父親的功勞。學校一會兒要求各班交 “鬥私批修”的兒歌，一會兒又舉辦毛主席詩詞朗誦比賽，老師把任務布置給我們，7-8歲的孩子自己怎麽行？都是父親幫我，我成了班裡最討老師喜歡是的孩子。早讀要讀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每天都是我領讀，因為父親事先都教我讀過了。我加入紅小兵的申請書也是父親寫完我抄的。隨著年級的升高，雖然遇到困難我還是第一個找他，但對他的幫助漸漸不滿意了。印象最深的是電影《閃閃紅星》首映時，學校組織大遊行，要求學生們準備道具——五角星或火炬，我要他給我弄，他費了好大勁兒用三合板給我做了個火炬，用水彩上了色，可拿到班裡和別人的一比，我覺得實在太遜了。功課越來越深，父親不再過多地過問我的具體課業，只是督促我努力學習。我也不知道那時他究竟遇到了什麽問題，總之他經常不開心，甚至因為我練小提琴偷懶的事打了我，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在我腦門上敲了兩個“栗棗”。父親本來話就不多，這時期就更少，可他對我們的關愛並沒減少，他總是盡量給我和哥哥弄點肉和雞蛋吃，那時這些都是憑票供應的。夏天，偶爾他會給我幾分錢買冰棒吃。冬天，每當他和母親都上夜班時，他會在9-10點鍾左右偷偷回家看看我和哥哥，怕我倆煤氣中毒，有時還會給我倆每人帶個蘋果或梨，說是貨主給他的。記得有一次我發高燒，好幾天不退，他下了夜班就帶我去看病，醫生懷疑是大腦炎，要去傳染病院確診。傳染病院很遠，沒有交通工具，父親只好背著我。我當時是有名的小胖妞，父親身高只有1。66米，也就110斤，走到多一半路程時，他實在是背不動了，我才下來自己走。怎麽到的醫院我也不知道了，總之我出了一身汗，當時體溫就正常了。醫生出於慎重，還是把我留下住院了。四年級時我轉到了市裡比較好的一個小學，我們家也終於搬出了大雜院，住進了樓房。但我每天上學要走40分鐘，只要父親有時間他都會騎自行車送我，北方海邊城市風大，頂風時很累人，父親從不說什麽。冬天放學我走回家，腳丫子出汗，鞋墊都濕透了，他會記著幫我掏出來放到爐子邊上烤，第二天早上放回鞋裡。

　　 中學時代的我對父親開始疏遠，在我眼裡他太窩囊。可就是在我人生中最好高騖遠、自以為是、心裡最不尊重他的時期，被我日漸瞧不起的父親毫不計較地教會了我游泳，騎自行車，默默地為我準備一日三餐，為我青春期發育遲緩問題憂心忡忡。文革結束後，陸續落實政策，父親由工人變成了幹部，但他不會走關係，也只是從貨運員變成了記工員。我沒見他多高興，他依舊穿著多年不變的鐵路制服，依舊瘦弱，沉默寡言，不知不覺中開始駝背，除了上班、買菜、做飯，沒什麽愛好和交際活動。我和哥哥打掃衛生，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文革時期內部資料買了廢品——我們認為是廢紙一堆，他也只是搖搖頭，歎口氣。我們大了，他說不過我們。記得後來他去收購站找回來了幾本。那時媽媽經常和他吵架，大多因為錢，父親兄弟姐妹多，奶奶在鄉下老家，不時有人來信哭窮、借錢，父親從來都是趕快寄過去，母親就和他吵架，有一次母親把存折都撕了。其實我知道父親偷偷攢私房錢寄回老家，我曾經在毛主席語錄中發現好多張2元和5元的紙幣。所謂的爭吵不過是母親的歇斯底裡和父親的默不做聲。一天天長大的我終於發現了父母婚姻的問題——母親不愛父親，她是不安分的，父親一直在糾結中忍氣吞聲。我厭惡這樣的氛圍，只想快快長大，考上大學離開家。我和哥哥考入的是同一所重點中學，學習也都不錯，但學校開家長會，父親基本沒參加過，都是母親去。我高考報志願他也不提啥建議，只是高興地說學啥都行，我也不聽他的，那是我叛逆的年齡，就想走得遠遠的。

　　 上大學，畢業工作，結婚生子，一路忙過來，身上的棱角被現實的生活幾乎磨沒了，我開始理解父親，認同他。這一時期的父親是忙碌的，也是快樂的，他在母親的幫助下調換了個不錯的工作，有點小實權，還分到了帶暖氣的大房子。父親重男輕女的思想、宗族觀念這時開始表現出來了。在醫院產房外聽到嫂子生了個男孩，激動得眼睛都濕潤了，從此每天下班後除了買菜做飯，還幫著帶孫子，樂此不疲。他非常喜歡孫子，常常看著孩子眼睛都會笑。周末帶著孫子出去玩，有時回來晚了，母親還沒弄飯，他也不生氣，放下孩子就去廚房。侄子沒上過幼兒園，一直由我父母帶著。我感覺自己徹底被忽視了。當時國家鼓勵“多種經營”，父親主動去了部門的“三產”。憑著南方人特有的精明，他手頭貌似很富裕，寄錢回老家給爺爺奶奶立了碑，回老家時明裡暗裡地給姑姑、伯伯們錢，分給他的祖產他也給了侄子，更甚的是還寄了2萬元回老家做全村人祭祖的基金。當然，有些事母親是不清楚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在自我滿足地炫耀時說漏嘴了。

　　 父親在錢還沒賺夠的遺憾中退休了，兩年後病魔找上了他。他患了的哮喘，但開始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治療不及時，形成了成肺氣腫，加上小醫院的生猛用藥，又引起了心梗，他徹底倒下了。他這一病，家裡的就亂了套，雇了保姆也還是亂七八糟。父親不犯病時還能做飯，犯病住院就喊我回家忙活幾天。從那時起，父親一年得住兩三回醫院，每次時間倒也不長，只是他的脾氣變壞了許多，特別是哥哥一家定居北京以後。有時他一天也不說話，說話就噎人，母親常跟我抱怨，我也常常被叫回去當調節員。其實每個周末我帶孩子回去時父親還是很開心的，身體狀況不錯時他會做幾樣菜，他炒一手好菜，做的紅燒肉可謂一絕。父親骨子裡很傳統，他想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特想天天看見孫子，可是我母親和嫂子合不來，父親曾無奈地跟我說過這件事。這一時期每次他和母親生氣後，我都會默默地陪他坐一會兒，他總是說，我沒事，你回去吧，以後我會告訴你一些事。那意思是得等到他臨死前才能說，可最後他帶走了那些秘密，因為他生命最後的一年幾乎失憶了。父親退休後，每周買兩次福利彩票，一次兩張，從不換號，一直堅持到他失憶。病重出不了門或住院時，他就吩咐我或者母親去買。我買回彩票，趕上他心情好時，他會給我講他若中大獎後的分配方案，我的耳朵都磨出繭子了，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都有份，但沒有我哥的份——因為他認為兒子有錢用不著，給孫子、外孫的一樣，也是最多的，自己隻留一點點。可惜他最多的一次隻中了200元。

　　 父親太渴望健康了，他的病離不開激素，但他極度排斥激素，這源於他對其副作用錯誤且固執的認識。他一次次執著地偷偷撤掉激素，一次次犯病入院，不得不地靠更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控制病情。我從他身上深刻地體會到了什麽叫“有病亂投醫”，他看報紙、聽廣播，買各種“特效藥”，因為那些藥千篇一律都打著“純中藥，不含激素，根治”的幌子。他不甘心接受正規醫院專家給他的診斷結果。亂用藥的結果就是病情惡化和各種綜合病症的出現。他病重期間，幾乎沒什麽人來看他，其實無論是親戚還是同事，他幫過很多人，口碑真的很好，每當母親抱怨這事兒時，他流露出的是對大家的理解和自我滿足。他總說自己活的值了——15歲，初中都沒畢業就跟著部隊從湖南的山溝裡走出來，一直做文職，沒吃過啥苦，雖然文革中因家庭出身等問題不得不離開部隊，但一直衣食無憂，還能幫助別人，有好兒子，好女兒，好孫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我才意識到他是愛母親的，只是不善表達。母親有個頭疼腦熱，他總是很不安，不停地歎氣：“我就怕她有病……”他去世前對我說的最多的話是：“我感到真是對不起你們，我要沒病多好，我沒了，你媽可怎辦？”

　　 我非常慶幸自己在他病倒後一直盡力照顧他，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陪在他身邊，雖然有時感到心力交瘁，但也贏得了現在心靈的安寧。

　　 父親，我很想你，你在別人眼裡也許是平凡、甚至是卑微、不足掛齒的人，可在我心裡你是善良寬容之神。我夢不到你，天堂的你可好？